这篇文章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 2019年第23期,原文标题《温州服装:辉煌过后如何转身》期
温州服装以男装为主,特别是中高档西服引人注目,在过去的20多年里积累了深厚的产业基础,配套体系非常发达。面对服装业不可逆转的转移趋势,强大而完整的产业链构成温州服装应对竞争的自信源泉。然而,产业基础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它的核心要素是人。与订单流出、企业外移相比,对产业工人和人才的吸引力丧失是最困扰温州服装的命题。
记者/张宗智照片/刘峰
长吉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邦东在2015年底自动化了服装生产的全过程。
从纽扣开始说
从温州市区出发,乘坐吴江北安的温江高速路,沿河回溯,一个小时左右,是永嘉县桥头镇——的一个名为“中国纽扣之都”的小镇,占据了全国纽扣市场的80%以上。要了解温州服装,这里是必不可少的一站。
桥头镇坐落在山谷中,四面环山穿过城市的高桂江两岸都是统一规划的工业区,大大小小的400多个纽扣工厂、纽扣产业延伸的拉链、树脂、机械设备工厂别纳围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塑料气味。一次高速浮在鼻子上。
陈琪是桥头镇纽扣商会的会长,自己也经营纽扣工厂。他今年47岁,戴着相框眼镜,穿着黑色白点polo衫和运动鞋,个子不高,皮肤黑。1995年,他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回到桥头堡,前几年在父亲创办的金融服务公司工作,后来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镇里的储蓄居民疯狂排挤,服务公司并入农村信用合作社。珍奇不得不进了家里的纽扣厂。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以纽扣批发的方式创办了这家小工厂,在珍奇收购后赶上服装业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工厂规模不断扩大。
纽扣是微不足道的小生意,便宜的几毛钱,贵的也不过几块钱。作为中国最大的纽扣生产基地,整个桥头纽扣的产值只有30,40亿韩元。但是,早在桥头堡的人们中,制作纽扣是很赚钱的,但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一颗纽扣的利润是成本的三四倍,全国各地的货车在工厂门口等着,不担心销路。鼎盛时期,桥头有1000多家纽扣企业,几乎家家都在制作纽扣。
陈琪带我参观了他的纽扣工厂。在5层楼,2层以上都是生产工厂。到了午饭时间,车间里只有几个零星的工人,大大小小的纽扣排成一排,顶部放着漏斗状容器里的努比亚,地上的袋子里装满了刚刚加工过的沾满碎屑的纽扣成品。工厂有100多名工人,一个人能管理6台机器,每年能生产约15亿个纽扣,可分为树脂、电镀、金属、贝壳、水果等类别,再从规格、款式、颜色细分上增加数百种。这些纽扣样品在珍奇的会议室里陈列了整面墙。
桥头堡是中国最大的纽扣生产基地,占全国一半以上的市长/市场份额
现在,桥头供应全国一半以上的纽扣市场,每年有数百亿颗纽扣从桥头运到全国及全世界的服装工厂。女装工厂的纽扣不断变化,男装工厂的纽扣种类少得多。但是男装对纽扣的需求并不小。一般西服,特别是双扣西服最常用的纽扣有十几颗。衬衫是7 ~ 8粒,第二件。裤子只有一两片。在这个水平上,纽扣已经成为服装行业的晴雨表。有时候,珍奇通过订单变化可以知道某服装厂的生产近况,这使他成为客户的商业秘密,不能成为外人。
在距离桥头镇东南约80多公里的平壤县,吴邦东也是珍奇的客户。吴邦东是长吉集团的CEO,是温州著名的“旧衣服”。1996年,他从电气行业进入服装业,与陈敏、丁元忠3人组成了张吉集团,就任总裁。此后,张吉经历了沉没,但唯独他一直留到现在。2015年张吉破产后,吴邦东从股东变成了职业经理人。就是他自嘲的“打工仔”。今年55岁的吴邦东中等身材,穿着仁慈、适合季节的新亚麻西服、灰色西服和藏青色衬衫,显得儒雅干练。
张吉主要生产中高档商务男装,使用的纽扣价格非常多样化,便宜的几毛钱一粒和昂贵的几十粒一粒。昂贵的纽扣经常缝在从意大利、英国进口的高级面料上,可以出入各种正式活动。便宜的可能只能在国产面料上优居,主人可能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也可能会下定决心,购置人生的第一套西装。(莎士比亚)。
据温州市服装商会(以下简称“服装商会”)不完全统计,温州共有2700多家服装企业,其中1900多家服装制造商、800多家贸易分销商,男装约占70%,女装、童装占30%左右。温州服装形成了以男装为主,又以名牌西服为长的几个特点。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分散在温州各市县。几乎所有的服装厂都使用桥头送来的纽扣。
从桥头堡到平壤县最快的交通方式是高速公路。如果不堵车,桥头堡纽扣可以进入吴邦东的服装工厂一个多小时。整个温州市都连接着这个密集的高速公路网,这里的高速公路比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建设得早,你也能看到。
到双车道的设计,温州的出租车司机对高速公路总是不停地抱怨。在他们的印象里,好像每个月都有高速在翻修、封道,沿途那些破败、寒酸的老建筑也令他们不满意,料到它们会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当然,最头疼的还是自己越来越难做的出租生意——他们已经察觉到,“先富起来”的温州在某些方面正在落后。桥头纽扣商会会长陈纪在他自己经营的纽扣工厂内,纽扣主要依靠机器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服装厂较小
这两年,纽扣生意也不好做,陈纪奉行的理念是少亏为盈。市场不景气,下游服装厂对供应链不断压价,加上成本上升,纽扣的暴利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转移?转型?这些问题困扰着包括陈纪在内的很多企业主。他不久前刚去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考虑到偶尔会有孩子、老人走失的现象,他和专家们还在琢磨怎么往纽扣里植入GPS定位功能,以图提高纽扣的附加值。
纽扣业的另一大变化是国外订单明显增多。陈纪以前接的主要是国内工厂的订单,但前两年,国外订单已经超越了国内,目前占到了约六成。纽扣体积小,容易运输,发货通常用快递,一个标准纸箱就能装下十几万粒,物流成本不算高。更主要的原因是,桥头的纽扣价格仍是最低的,东南亚、孟加拉的服装厂也愿意不远千里来采购。这种变化映射出的是中国服装产业的加速转移,温州服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走还是留?
2006年,桥头纽扣行业发展正盛之时,陈纪就去了越南,他已经预料到日后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但到越南一考察,他发现当地工人工资虽低,只有国内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工人素质普遍较低,管理成本很高。陈纪打消了出去建厂的念头。后来,又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办了服装工业园,邀请他去设厂,他觉得太远,不想再折腾。年轻时,陈纪也和很多温州人一样,在生意场上四处出击,做金融,投地产,生猛果敢,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桥头的生活,纽扣厂赚不到大钱,他就把精力投到了商会里。
不过,纽扣生产以机器为主,不需要大量人工,相比陈纪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带给服装企业的焦虑感更加强烈。吴邦东告诉我,庄吉的工厂现有800多名工人,往年流动率在三成左右,要找一个工人保底工资在3500~4000元,普通学校毕业的本科生也不一定能拿到这个数字。而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一名车工的工资七八千,已经超过了办公室里新招的硕士生。即便如此,招工难仍是常态,温州服装业依赖外来务工人员,但这几年到温州打工的人越来越少。嘉韩实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洁告诉我,如今产业工人的流动常常是以班组为单位的,哪个工厂出价高,整个班组就跳到哪里去,流动越频繁,说明市场上的劳动力越紧张。
除了劳动力价格上升,还有土地、环保、安全、税收等,服装厂的综合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订单外流已不可逆转。地处永嘉县的东蒙集团主要业务是做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即贴牌加工),工厂有2000多人,年产量约130万套(件)。服装商会会长、东蒙集团董事长池慧杰告诉我,订单外流其实很早就发生了,东蒙早年为英国知名品牌玛莎服饰加工西装,每年10万多件,但2008年前后,玛莎就把订单转移到了山东的工厂,到2014年又去了柬埔寨。
服装商会秘书长陈琦翔告诉我,外流的订单主要是外贸订单,而温州服装产值一共800多亿,主要还是面向国内市场,外贸出口约100亿,外贸订单外流对温州的冲击并不算大。尽管它的确加速了中小服装厂的淘汰,但温州服装人相信,中高档服装仍是温州的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转移出去。温州企业虽然很早就注意到了东南亚、孟加拉,但这些年真正去办厂的并不多。
信心的来源是温州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2008年的时候,我们有个美国的客户转到了越南去生产,做了半年以后又回来。为什么?到越南去虽然加工费便宜了,但一个纽扣、一个颜色的线还要到中国来找,实际成本最后算下来没有便宜多少。”吴邦东说,“在温州不一样,只要你把面料订好了,风格定好了,其他的在温州都能解决。现在我在会议室里,打一个电话,所有的辅料供应商一个小时就都能站在这里和你对接,而且你能拿到全球最低价。”
更重要的是,中高档男装对生产工艺要求高,需要一批成熟的产业工人,还有相应的管理、技术人员。10年前,池慧杰就找过中西部省份的服装工厂合作,但效果并不好。“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控制不过关,没有做高端服装的氛围,缺少熟练的工人。虽然你省了几块钱成本,但产品品质上不去,附加值就没有了。”池慧杰分析称,中西部省份的劳动力价格这些年也在不断上升,相比沿海地区已经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的优惠政策大多只能持续几年,企业享受完了政策红利,又会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产业转移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管是去东南亚还是中国的中西部,对服装企业都像是一场赌博。
庄吉的服饰样间,主要以中高档西装为主
男装的温州逻辑
温州有句话:“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温州服装业从某种角度看就是温州人从外面带来的。上世纪80年代已有大量的温州人移民到了欧洲,他们回乡省亲带回的服装极大地冲击了本地乡民,国有服装厂无法生产出这些款式新潮、时尚靓丽的衣服,又恰逢民营经济在温州解冻,家庭式服装工厂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90年代初,温州服装业有1万多家工厂,大多是小规模作坊式的生产加工,其产品通过“集贸市场”批发到内地销售,质量低下,价格低廉。在此背景下,包括庄吉、报喜鸟、森马在内的一批日后知名服装品牌纷纷成立,他们引进欧洲设备、请来意大利设计师,开始走品牌经营的道路。
温州品牌借助广告营销迅速走向全国,直到今天,人们对温州服装的记忆很大一部分仍来自周华健、任达华、梁家辉等港台男星代言的广告。敢想敢干的温州人甚至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去一份总价200万美元的协议草案,想找他做代言人,尽管去信石沉大海,却赚足了眼球。温州品牌起步并不算早,但温州人瞄准了中高档男装的路线,避开了国内杀得火热的中低端男装和正在涌入的国外高端男装,在市场的缝隙里成功占得位置。在21世纪初的头10年里,温州男装几乎是中国名牌男装的代名词——各大商城的三楼,一半的男装都是温州品牌。
但这些年,广告营销早已不再灵通,商业格局也发生巨大变化,温州男装的风头慢慢被邻近的泉州、杭州、宁波等地盖过。吴邦东介绍说,国内西装厂淡季和旺季非常明显,到了淡季,工厂要保住工人不能停产,会接一些国外品牌的单子来做。庄吉原来接的国外订单以批量生产为主,他们叫作大货。“比如英国的玛莎、法国的老佛爷都有产品是我们做的,但国内的西服厂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大的趋势是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越来越高,玛莎如今在英国也很难生存,价位不断被压低,就只能找价更低的工厂去做。我们的工艺、工厂规模、人员配置决定了,只有接中高端的产品才能满足我们的生产成本。”
温州市服装商会秘书长陈琦翔
能接低端订单的中小厂正在加速关停,生产规模减小,订单继续外流,这样的恶性循环正蚕食着温州服装的产业基础。对温州男装而言,女装算是前车之鉴。2014年,叶洁创立了一个叫“D-harry”的中高端女装品牌,主打骑士复古风格。她向我介绍,男装的生产工序可以不断细分,设备制造厂家甚至会针对不同的工序专门开发机器设备,但女装的款式、版型复杂多变,尤其对她们这种做小众人群的品牌,单品的产量控制在一两千件,有些产品自己厂里没法生产,要找人代工,但往四周一看,能接单的工厂已经寥寥无几。叶洁说,这些年温州的女装品牌外迁了不少,搬到深圳、杭州后反而做大做强。
在男装里,西装的生产工艺最复杂的,有三四百道工序。吴邦东告诉我,好的西装讲究手感,既要柔软,又要有骨感,而决定性的因素是面料。行外人很少注意到,在中高档男装的产业价值链上,作为原料的面料反而占据了制高点,面料直接决定着西装的价格。在庄吉的门店里,3600元以上的西装基本采用进口面料,都会标明面料的品牌和产地,懂行的人出手一摸就知道是国产料还是进口料。
“其实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面料,用的羊毛主要都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做同样一段面料,意大利人花105天,国内只用45天。”吴邦东说,“羊毛是天然的纤维,具有弹性。意大利人从纺纱、织布到印染,每一道工序完成后都要自然晾干,面料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羊毛的自然弹力。而国内纺织工业追求速度和产量,中间环节被省却了,面料品质也打了折扣。”
在服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意大利、英国将服装加工转到发展中国家,但高档面料的研发、生产环节却被保留下来,国内中高档男装的面料很多都进口自意大利、英国,就如转移到东南亚的服装厂仍需从中国进口面辅料一样。
“做服装的有句老话:金纱、银布、垃圾衣。纱线放着可以随时织成布、制成衣,而一旦变成成衣,若销售不出去,就变成了库存。”池慧杰告诉我,服装款式很容易被人模仿,而自主研发的面料因为周期长、难度大、投入高,要模仿就很难。为此,东蒙集团很早就开始向产业上游延伸,布局面料研发。他们的做法是整合上下游资源,与印染、织布、纺纱厂一起合作,从面料的材质、样式等方面入手,自己设计开发,委托生产。目前,东蒙已经实现了80%的面料自己研发。
更深刻的变化来自消费市场。随着“80后”“90后”成为主流消费人群,男装加速朝着休闲化发展,借力网购,不断抢占男装市场。吴邦东告诉我,当初网购崛起之时,中高档男装企业都自信线上购物的方式在西装领域行不通,因为西装讲求合身,注重手感,要消费者亲身体验,但现实却是,西装在市场上的存在感不断降低——种种变化使西装企业不得不主动求变。
嘉韩实业副董事长兼品牌总监叶洁
转型隐忧
去年一年,服装商会办了58场活动,平均每周一场,有大型论坛、专业培训、沙龙、展会,还有各种规格的接访和考察。这些活动的主题很多都加了个“新”字,如新零售、新仓储、新物流……在商会办公室采访时,隔壁的会议室里正在举办一个量体师训练营,来自全国各地的量体师要参加为期6天的课程,学会如何使用专业的量体配套软件。温州服装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从业者都明白,他们需要找到新的突破点。
在平阳,我们参观了庄吉占地超万平的智能生产车间。2015年,庄吉耗资1.6亿元新建了这条智能生产线,2017年正式投产。它用数字化方式将所有的生产工序连接起来,一条流水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尺寸、款式、面料的西装。
消费者在手机上定制好自己的西装;工厂接单后,计算机打版;裁切机床自动裁剪;面料进入智能吊挂系统,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编码,知道下一步该去哪个工位;工位上方的显示屏告诉工人来料的生产数据;楼下的仓库接货后迅速快递发货。从下单到收货,最快只需要5天,最长不过一周,工厂直接面对消费者,这种模式被称为“C2M”,这种个性化生产被称为“柔性生产”——在男装领域,以智能制造技术驱动的柔性生产正在快速改造传统工厂的生产模式。
就庄吉的智能生产线而言,生产效率提高了5倍以上,生产成本降低了25%,用工人数降低了20%。吴邦东还介绍,定制平台开发了不同的语言版本,可以24小时全球接单,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而且定制西装价格比普通成衣最多贵15%,而以前的定制西装要贵出一倍的价钱。
定制是温州男装的发展方向,也是发挥温州服装产业优势的方式。陈琦翔说:“它可以把制造和服务结合起来,要用服务业的理念往消费端去延伸,提高产业链的价值。”不过温州中小企业居多,要打造智能生产线需要很高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有这个实力。陈琦翔介绍,除了像庄吉、报喜鸟这样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还有其他的模式,发挥工艺特长,聚焦更高端领域,比如转型专门做手工定制,一年只做几百套,往奢侈品方向走。
但在内外重重挑战之下,留给温州男装的转型窗口期不会太长。正如池慧杰所说,温州服装的产业基础核心要素是人,要想突围,关键还是在人。温州的产业集群优势,本质上也体现在温州有一批从事服装业的人,不管你是需要车工、班组长、设计师,还是卖纽扣、拉链或者商标吊牌的,你都能从本地轻松找到。但随着中小企业的关停、外迁,产业基础被削弱,人的流失开始加快。
自动化生产技术虽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省劳动力,但生产线上的工人很难被取代,对生产工艺复杂的西装而言更是如此。以庄吉为例,尽管智能车间内的自动化、数字化程度已经做到了全球先进水平,但仍需300多名工人才能维持生产线的运转。在相对偏远的平阳,吴邦东还能找到当地工人弥补缺口,而工厂设在温州市区的叶洁近来愈发担忧,工厂里200多名工人都是外地人,四五十岁居多,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厂,而热衷于去送快递、送外卖。等现在的这批工人年纪再大点开始返乡后,叶洁、吴邦东,以及整个温州的服装工厂势必面临更严重的用工危机。
除了产业工人,地处浙南的温州在吸引人才方面也渐渐丧失优势,一线、新一线城市对人才的虹吸作用让温州企业左右为难。尽管池慧杰把2000多人的服装厂留在温州,但在杭州另设了销售代理公司,叶洁则把市场和品牌部门搬去了上海。相比去东南亚或者中西部,温州服装企业在“反向转移”上的步伐更快,他们更急切地把研发、市场部门搬去上海、杭州、深圳等更发达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更容易招到,并且留住他们所需的研发和市场人才。
1.《【庄吉西服是什么档次】温州服装业:有“中国纽扣之都”,现在吸引人才是难题》援引自互联网,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页脚下方联系方式。
2.《【庄吉西服是什么档次】温州服装业:有“中国纽扣之都”,现在吸引人才是难题》仅供读者参考,本网站未对该内容进行证实,对其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lu-xu.com/yule/28177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