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新华每日电讯报

早晨,旭日再次镀江南古镇南镇。

初秋时节的頔塘(古运河)水宛如一道柔软的绿绸环抱着古镇,江南名园小莲庄荷花迎着朝霞绽放,嘉业堂藏书楼里的古籍默默不语。霞光中,轻纱般的雾帐,给南浔抹上了一片水晶晶的秋色。

漫步在浙江湖州南浔古老的石板路上,穿街走巷,寻根溯源,仿佛回到那发黄的方志所记载的峥嵘岁月。1842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聪慧的南浔人凭借名甲天下的“辑里湖丝”,从家乡的青石板路走向上海滩,与洋人做生意,涌现了一批巨富大贾,俗称“四象八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些名门望族留下了很多宅第。当我跨入一座座名门宅第,抬头凝视着一座座砖雕门楼,仿佛与那些身穿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的先贤会晤,聆听他们叙说百年沧桑的家风故事。

建筑雕刻可分为木雕、砖雕、石雕、竹雕、玻璃雕等,木头与石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两种材料,人们对它有一种亲切感;陶砖虽是人造物,但它是水、土和火的结晶,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用这些材料进行雕刻,其本身就是通过艺术,注入生命,带有人的情感。江南建筑如此,南浔也不例外。

南浔的宅第大多是多进式建筑,每一进都由砖墙隔离,每道砖墙都有墙门。墙门主要以砖、木、石为材料,一般平常人家采用木头作门框,大户人家则用石头作门框,故称为石库墙门。石库墙门内外一般都设有砖雕装饰,也有的只设门内或门外一面,俗称砖雕门楼。

这些砖雕门楼上都刻有寓意深远、造型生动、工艺精湛的图案,且有醒目题词。这些题词,往往寄托了主人的思想理念、人生追求、治家宗旨等,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主人的家训或家风。如民国元老张静江故居的“世守西铭”“有容乃大”,近代儒商名士张石铭旧居的“世德作求”“蓝田毓秀”,近代著名书画收藏家庞莱臣的“世泽遗安”“厚德载福”,民国北派画坛领军人物金家的“永建乃家”“心地芝兰”,上海新世界主人邱家的“唯适之安”等,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主人对家庭和后代的企盼、祝愿及训导、警示。

这些门楼上的题词,有的来源于古代典故,有的是名人格言警句,有的是主人治家报国的座右铭,言简意深,内涵丰厚。

经历上百年的风雨,南浔不少门楼已经破损,甚至消失(有的门楼正在修复),仅仅是铭刻在历史记忆中了。所幸这些人家的家训家规家风还在,他们的后代子孙传承和弘扬好家风的精神还在。

刘家孙子满月不摆酒

刘镛白手起家,凭着勤劳和智慧成为南浔“四象”之首富。按一般人的想象,这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穿金戴银、花天酒地了。恰恰相反,刘镛对世道、对自己,始终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刘家的一切都是祖先积德而来的,自己没有理由暴殄天物。平时生活很节俭,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吃饭时要吃完碗里最后一颗饭的习惯。如果碗外粘了一颗饭,一定要用手拈来放进嘴里,并且要求家人也这么做。他花费巨资为祖宗建家庙、为家族办义庄、为子孙办私塾,而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豪宅。

刘镛有着强烈的“惜福”“辟邪”观念,时时以当年的艰苦生活及祖先的家训自励,不愿过多地享受,而宁愿多做善事。所以他一生都在赈灾,多次获得朝廷及地方的嘉奖。

他曾对儿子说:“天之予人福泽至不齐也,有以钟爱者焉,有以勺受者焉。谨身节用,则一勺之福亦可以久延;纵欲妄为,虽盈钟之福,一覆而立尽。世之暴殄者多夭,撙节者多寿。以吾所见,历历不爽……岂得谓天道无知乎?吾生平于饮食、服御均不求精美,明知区区者不足以倾吾家,诚惜此一勺之福,而不敢纵欲也。吾少也贫,亲历艰难,故事事不敢逾份。汝曹生时境已丰裕,夫岂知祖父艰难积累而始有今日耶?”据《先考通奉府君年谱》记载,他常常告诫儿勿忘昔日之艰辛,勿忘祖先的恩德,要小心处世,凡事不可过分。

刘镛的第一个孙子刘承干生下来之后,全家人对这个长孙视为掌上明珠,准备满月时大大庆祝一番。刘镛却出乎意料地说:“满月酒不摆了,这钱用于赈灾吧!”

众人哗然,但又不好直说。

闻此消息,长子刘安澜的岳父邱仙槎、刘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一起赶来劝说刘镛。

刘镛摇摇头,长叹一声道:“我是从一把尺起家的,从一把尺上看到财富的诱惑,尝试着去挣一点,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祸,是祸躲不过……为子孙造福,我不愿铺张浪费,只是希望多做有益之事,小辈们不要太奢华……”

有了孙子刘承干后,刘镛的募捐义举更大方了,捐资赈灾不计其数。但他对自己仍十分节俭,患有胃病,却不诊治,直到晚年时才在家人劝告下服些补品。

张家“世德作求”的注解

南浔“四象”之张氏一门,走出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革命的“民国奇人”张静江,一位是带着山海般的财富走向市场和书斋,成为传统商人和文化人的张石铭。

至今保存完好的张石铭旧居门楼上“世德作求”四字,可以说是其家训家风的核心词。而花厅里,被誉为晚清“一代贤相”的诗人、书法家祁藻所书的“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抱柱联,可看作是对“世德作求”的极妙注解。“经”是治国,“济”是济世,所谓“经济博通”,意在经邦济世,博古通今;而“言达于行”从字面上理解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上联所表达的就是遵循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下联是警示和激励后人要家庭和睦,继承传统,崇文重教,世代绵延。张家所倡导的“世德作求”的儒学理念和家风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弘扬和光大,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之价值所在。

张石铭(1871—1928年),名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他和张静江都是张颂贤(字竹斋)的孙子。其父张宝庆(字质甫),是张颂贤的长子,张石铭是张宝庆的独子,故为张颂贤的长子长孙。可惜他父亲体弱多病,“年未三十,因得怔忡之疾,逐到沉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那时张石铭才十六岁,南恒和的大小家事仍由母亲桂太夫人掌握。1903年分家时,32岁的他独自继承了大房的全部遗产,身价上千万,这就使他收藏书画、建造园林大宅和兴办工商实体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张石铭旧居正厅上悬挂着清末状元张謇所书“懿德堂”匾额。“懿德堂”的由来,说的是张石铭对母亲十分孝敬,遵循古训“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还有一幅抱柱联“罗浮括仓神仙所宅,图书金石作述之林”,是清末宣统皇帝的老师郑孝胥所书,上联是说张氏旧居的建筑很豪华、精致,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样;下联赞许张氏的人生爱好,金石、碑刻、藏书无所不能。花厅正上方悬挂着“以适其志”匾额(现为仿制品),为康有为所书,出自张翰(字季鹰,江苏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齐王执政时任大司马)“人生贵得适志”之意。其时皇叔争权,祸难不断,史称“八王之乱”。张翰预见齐王将败,推托思莼羹,鲈鱼烩,即回故土。不久,齐王被杀。

张石铭甲午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石铭便聚集古书、收藏碑刻,经商聚财,养心修志,取适于己。张石铭的这段经历与张翰颇相似,故康有为所书“以适其志”是有所指的。

张石铭继承家庭传统美德,经商以诚信为本,言达于行,信誉第一。他从丝盐起步,延伸到其他产业,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开办丝行、盐务、典当、酱园,经营码头、房地产和投资银行、钱庄等,是中国早期进行外贸的商人。至上世纪初,张家财产在上海富豪排列中名列第三,其中张石铭1921年前后就拥有上海滩价值500万银元的地产。

张石铭本来并不想真正做官,就花点钱,捐了兵部车驾司候补、江苏道员等名分,只要有书读,有画看,有石玩,有文朋诗友往来,就觉得此生足矣。他与国画金石大师吴昌硕,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等有文墨之交,为西泠印社的主要赞助人之一,至今西泠印社还留有他书写的对联石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南浔鹧鸪溪畔补船村,小说家董说读书隐居处的丰草庵和黃叶台旧址,拓地30余亩,建造了一座比刘氏小莲庄、庞氏宜园规模更大的园林建筑,取名“适园”。郑孝胥所作的《适园记》碑文中云:“张子取‘季鹰适志’之语曰适园。”意指他不愿在外做官,宁愿要适合自己的心态和性情。陈其采《吴兴导游》写道:“外园石山之堆砌,尤极玲珑精致,回廊壁间,砌有历代名贤手迹碑刻甚多;内园有四面厅,厅前奇石数方,颇是古雅。又有玉兰树两株,为镇上最巨者。再进有一土山,结构自然,无雕凿痕,海棠篁桂,杂植其间,登眺四方,洞庭七十二峰,隐约可见。”

适园中还有六宜阁藏书楼,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层建筑,三面临荷池,一面通梅林鹤笼,清静雅致。张石铭早在中举之前就开始藏书,至1916年编《适园藏书记》时,已聚书十余万卷,珍秘藏书仅目录《适园藏书志》(缪荃孙编)就达16卷。

在适园的所藏珍本中,很多均有着时代的印记。如宋版本《东都事略》130卷,在目录后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两行牌记,正如时下“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可知我国对于著作权(或版权)的保护起源甚早。

《北山小集》和《李贺诗歌编》,都是宋代人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背面印刷的,上留不少关防大印,可见古人爱惜物力之精神。

江苏吴县(1995年撤消吴县,建立吴县市<县级>,2001年撤消吴县市,原吴县市辖区分设为苏州市吴中区与苏州市相城区)的黄丕烈是清乾嘉以来最著名的一位藏书家,经他校跋品题过的“黄跋本”更是弥足珍贵。民国初年,适园有“黄跋本”101部,位居各藏书家前列。后来这些“黄跋本”都让售给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约160部,其中适园旧藏便占三分之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当时东南各藏书家所藏古籍大量散失,驻沪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日伪的华北交通公司都在抢购,郑振铎根据张元济函告,十分关注张氏藏书,为免遭日军掠夺式流往国外,经郑振铎、徐森玉等人的努力抢救,张氏藏书于1941年4月由当时的中央图书馆收购,运往重庆。可以说,张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藏书,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最大宗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

庞家的“树德莫如滋,唯善以为宝”

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发迹致富后,牢记祖上遗训,仿照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镇庞家老宅门埭(现东大街)开设了庞滋德国药店,店后面是制药工场和药店仓库。药店的店名,出自庞宅的一副对联:

树德莫如滋,

唯善以为宝。

庞滋德国药店自制丸散、膏药、饮片,冬季代煎膏方,各类药材齐全,制作精细。每种药称好后必须互相核实盖章再包扎成宝塔状。因此,“药店馆算半个郎中”。

庞家继承“德”“善”的家训家风,抗日战争前,凡穷苦人家无钱赎药的,可到账房里讨个“经折”,到庞滋德国药店赎药,记上一笔,分文不收。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当抗日战争的炮火逼近南浔时,大批民居、老字号被焚。因东栅庞滋德国药店屋已毁,庞家就暂借南栅徐家弄口邱宅营业。后来又搬到南东街南安桥北堍,人称“南庞滋德”。庞家看到南浔药业之首“方大全”老字号被毁后,于1939年买下了“方大全”国药店(宝善街)地皮,经扩建重开庞滋德老字号。整个店堂好不气派,柜台角有两块黑底金字“琪花瑶草”“益寿延年”的竖牌,靠墙壁一副银杏木对联“水清鱼避影,松静鹤留声”为翁同龢所书。1946年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书“庞滋德”金字招牌。这家南浔古镇至今唯一幸存的百年老字号国药店,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见证了庞家的乡情、慈善和诚信。

南浔庞家素有爱乡爱国的情怀,早在老太爷庞云鏳时就立下“乐善好施”的淳朴家风,多次捐资兴办育婴堂、栖流所、清节堂等慈善机构,据朱祖谋《光禄庞公祠记》记载:“公衣无纨绮,器不雕镂,深藏若处,比任氏之折节,乐善不倦,薄周人之既织,凡育婴恤嫠诸义举,以及筑桥梁修道路,靡不解囊所助……”清同治年间,南浔一带的贫困人家溺死女婴时有发生,庞家与刘家等富商捐资倡议设立育婴堂。当时浙江巡抚刘秉璋得知此事后,特奖以“保赤同仁”匾额以彰德行。

庞莱臣、庞青城兄弟的视野似乎比父亲更为开阔,敢于开风气之先。他们在家乡创办了国学讲习馆等学校,为南浔造桥修路,甚至还出巨资修缮杭州的拱宸桥。庞家还在湖州创立“栖流所”,以安置穷苦无依、无家可归的流浪贫儿。庞家主人游览苏州时,看到苏州的慈善机构“清节堂”很有意义,便仿照在湖州建造“清节堂”,为孤寡老妇养老送终。光绪年间,直隶、河南一带水灾,庞家募集灾款数万两助赈,得清廷嘉奖,赐予“乐善好施”匾额,并准予建坊。

庞家等富商还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重修荻塘。塘者,堤防也,据史料记载,湖州至平望的古运河及其长堤,始建于东晋,主持开挖者是时任吴兴太守的殷康。至唐代,湖州刺史于頔重修整治,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治水功臣,将荻塘改称頔塘。

这条水路是南浔通往外界的要道,但至民国年间,由于年久失修,已难以负荷日益繁忙的水运交通。民国十二年(1923年),湖州、南浔商会召集富绅重修荻塘,全长72里河驳岸全部改为石砌。工程以旧馆为中心点,自旧馆东塘桥东至南浔镇西市梢,由南浔负责,东塘桥西至县城由湖州负责。庞赞臣被推荐为南浔修塘事务所的负责人。他得到南浔公会(旅居上海的南浔富绅协助家乡事务的上层组织)的支持,由南浔公会负责募集资金,庞赞臣负责修塘事务。修塘共支付费用83万元,南浔镇负担了一半费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旧馆建荻塘碑亭,亭内立《重建吴兴城东荻塘记》碑石,高约3.5米,宽1米,其阳面刻碑文,阴面列捐款者姓名、金额、收支等。这次获塘的重修,实为南浔乃至湖州近代史上固堤防涝的一大民生工程。

顾家不朽的“希望工程”

南浔“四象”之一顾家第四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顾乾麟(1909—1998年),生于上海,原名怡康,字乾麟。他不仅重振了顾氏家业,而且以创办中国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叔蘋奖学金”,名扬中外。

顾叔蘋是顾乾麟的父亲,他胸怀奇志,秉性慈祥,为人真诚,正直不阿,在经商办厂的同时热心慈善事业,尤其注重教育。无奈时运不济终因操劳过度患上肾炎,缠绵病榻。此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不数日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六岁。顾叔蘋病故时,顾家已负债三万七千两银元,当时顾乾麟年仅十七岁。临终时,顾叔蘋执着儿子的手说:“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

父亲的遗言,从此铭刻在顾乾麟心上,成为他人生的坐标。因家境所迫,他不得已中断学业,进入顾氏家族的怡和公司工作。为了更好地子承父业,在经营企业方面缺乏经验的他决定从基层做起,从粗活干起,名义上是“见习经理”,实际上只是一名练习生,月薪仅二十元。每日过磅棉花、废丝、牛皮和羊皮,身兼学徒、账房、仓库保管员和经理等职。经过十余年打拼,中落的家业终于得以重振。

1939年,已成为怡和公司总经理的顾乾麟看到,由于抗日战争,上海物价飞涨,不少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升学,自己所在的怡和公司打包厂只想招5名实习生,竟然收到200多份申请书。这些求职者,大多数是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其中有许多成绩很优秀的学生。想到自己当年有过同样的失学之痛苦,再联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嘱咐,顾乾麟决定遵循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父亲的名字在上海创立“叔蘋奖学金”,专门资助那些身陷窘境的贫困学子。

“叔蘋奖学金”除资助全部学费和书杂费外,对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还资助膳宿费。此外,得奖学生还可在指定诊所享受免费医疗,在专门为他们设立的校外活动中心借阅图书,做物理、化学实验,学习打字、速记、护理、缝纫等技能,以及组织文化娱乐、体育、参观游览活动等,使他们获得在当时学校教育中得不到的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毕业出国深造的优秀得奖学生,可继续获得奖学金和资助。从1939年至1949年十年间,“叔蘋奖学金”共举办二十期,资助贫苦学生达1100多人。

直到1950年2月,顾乾麟全家移居香港之后,还给设在上海的“叔蘋奖学金”管理处汇寄了第二十期的奖学金。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某些历史原因,奖学金被迫中断。到1986年,顾老先生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又在上海恢复了中断三十多年的“叔蘋奖学金”,继而又将奖学金扩展到北京和南浔等地,形成从中学、师范、大专院校到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奖学金系列化。

为使“叔蘋奖学金”持久地办下去,顾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在上海出席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机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委托叔蘋同学会的宗必泽口述关于“叔蘋奖学金事业继承人”的遗嘱,指定次子顾家麒(浙江省政协委员、著名外科医生)作为继承人。1995年,顾乾麟先生又慨捐港币1000万元作为增补奖学基金之用。目前,“叔蘋奖学金”已成为我国私人创办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奖学金。

顾乾麟并不是顶级富豪,在上海他只是略有资产,在香港更只能算小富而已,却倾心尽力践行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捐资助学,令人钦佩敬仰。为此,顾乾麟本人过着简朴的生活,自己和家庭开支甚为节俭。曾在香港为顾乾麟夫妇保健治疗的董元吉(叔蘋奖学金第8期得奖同学)回忆过这样的细节:顾乾麟先生平时在家用餐,午餐和晚餐都是极普通的家常菜,两荤两素一汤,到香港后六十余年一如既往。1986年,董元吉发现他的一套深绿色西装裤腿前面有个黄豆大的破洞,提醒他不要穿了,顾先生回答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还买啥新西装,马马虎虎,省省算了。”

顾乾麟崇文重教的家训家风,对子孙后代影响极大。他的长子顾家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建筑师;次子顾家麒,是香港著名的泌尿科专家,香港第一个为患者成功施行换肾手术的外科医生,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和美国外科学院三院院院士,浙江省政协港澳委员;三子顾家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四子顾家麟,美国波士顿大学商科学士,亦是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女儿顾文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供职于英国剑桥图书馆……

我坐在大桥下的小亭里,小船的橹桨声把我从历史的记忆里拉回。眼前的古镇南浔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让我回到童年,只是常给我讲“四象八牛”传奇故事的老母亲早已不在了,但那些南浔的老家风依然清晰可见,那些传承和弘扬家训家风的精神仍绵延不绝。今天,我们重拾这份传统精神力量,深入挖掘和整理家训家规家风的宝贵遗存,充分激发“最美家庭”的乘数效应,无疑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陆士虎 摄影:沈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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