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文焕】庚子事变时，天津是个火药桶

1899年，烧毁了近30年的三葛区望海楼教堂终于重建，开门传教。

津城的洋人们，照样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传教的传教，该踏春的踏春。

庚子年端午节刚过，在静海独流镇，一队接应从保定逃出来的比利时工程人员的俄军哥萨克骑兵与义和团发生了战斗。

一个哥萨克骑兵被排枪打死，至于义和团的损失就不太清楚了，这是见诸史料的最早的战斗。

接下来就战火越烧越旺，6月14号，大群的义和团涌向东浮桥附近，放火烧掉了城里的公理会与伦敦会教堂，东门小洋货街的很多卖洋货的商铺也未能幸免。转天，命运多舛的、前一年刚刚修复的望海楼教堂，以及马家口教堂、东门外教堂都被烧掉。时任津海关税务司的杜德维在6月17日给总税务司的报告中写到：“晚间，几乎各家的中国仆役都离开了，我的马夫和厨子也跑了，只剩下一个轿夫，一个杂差和一个门房。所有的家具都毁了，昨晚海关办公室和宿舍里没有一个中国人，天黑以后此地寂静得有如乡间。”“大家都担心义和团会从城里向租界发动攻击，来一次大屠杀、我们整夜都不敢脱掉衣服，把实弹的枪支放在身边，······”（庚子事变前的津海新关）

义和团还把气撒到所有和洋人有关的玩意儿上。

先是把铁路扒掉，老龙头火车站有俄军据守，就从附近的铁轨扒起。（被义和团扒掉的杨村附近的铁轨）

电线杆被拔掉，电线被掐断。

和洋人有关的大清政府的机关也不能幸免，从官电报局到天津海关道署衙，砸到最后，连和洋人不沾边的天津府衙、天津县衙一并砸了。

真不知道这些义和团是怎么想的？那不都是大清的政府机关吗？大清不是已经给义和团名分了吗？从这点上看，义和团说到底还只是个只会打砸抢烧的农民及城市流民的暴力团体。

6月16日是个周末，那天俄罗斯远东舰队的巴克梅迪夫海军少校在津海关引航员约翰斯顿的陪同下，打着白旗来到大沽口炮台，向守将递交一份联军的最后通牒。通牒的口气很强硬，要求清军最迟在第二天的凌晨两点以前撤出炮台，交给联军控制。这当然被守将罗荣光拒绝，大清律例不战而降者杀无赦！结果还没有到17日两点，战斗就首先在南炮台打响了。结果仍在预料中，激战6小时大沽南炮台失守，而北炮台的清军隔岸观火，看南炮台上飘起联军的旗帜，就一哄而散。

最可气的是刚从日本引进不久非常现代化的北洋水师“海琛”号巡洋舰及四艘鱼雷艇据说一炮未放，即升挂白旗投降了。咱们的史料说，那场战斗洋人有二百多人伤亡，而联军方面纪录是64人阵亡、89人负伤。

从这一点上来说，一些西方的史学著述认为，把引发“庚子事变”战争的原因都归结到大清也是不公平的，起码“八国联军”在宣战前的6月17日即首先攻击大沽炮台，属于不宣而战，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也被认为是促成大清向列强宣战的原因之一。

前海关税务司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曾推荐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天津租界被围记》(Tientsin Besiegd and After the siege)。雷穆森的《天津插图本史纲》更是在描述庚子事变中整篇原文引述了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作者就是经历过那场战争的马克里希。

在马克里希的笔下，当时天津真是个火药桶。马克里希就认为，要不是联军在大沽口的行动，天津租界的战斗也许不会那么残酷，因为装备克虏伯大炮的大批清军加入了围城战，让天津城陷入火海之中。

解放后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述汗牛充栋，基本上都是当代中国史学界所为，这次让我们看看当时的洋人是如何纪录当年发生在天津的“庚子事变”吧。

说到庚子事变时的天津，我们还是从“廊坊大捷”说起吧，终归这是庚子事变中绝无仅有的中国方面取胜的战斗。

1900年的6月9日晚上八点多，天津塘沽，大沽口锚地。夕阳西坠，十几艘洋人的战舰荡漾在渤海湾的微澜中。英国皇家海军东亚舰队司令西摩尔海军中将的旗舰“百夫长号”上灯光耀眼，除了西摩尔等英军将领外，其他国家在大沽口舰队的指挥官也都齐聚这里，神情紧张。因为他们刚刚接到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一封加急电报，请各国速派援兵进京救援外国公使团，窦纳乐的措辞有些绝望“情势非常严重，除非设法立即向北京进军，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全场一片哗然，西摩尔不敢怠慢，立刻下令各舰进入备战状态，除了舰队编制的陆战队外，还从各舰抽调一批水兵组成远征军，共915名，在第二天的一早就登陆，从塘沽乘火车出发了。

到了杨村，其他国家的进京部队也追上西摩尔，这时人数达到2060人。除英军外，还有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意大利军40人和25名奥国军人。真的有八个国家的军队，八国联军的词从这里才开始出现的。这个八国联军可算是乌合之众，各自有自己的语言、指挥体系甚至后勤补给，为争夺联军的指挥权也找闹过一阵，尤以法军和俄军闹得最凶。不过因为这些人里，英国的西摩尔是个中将，军衔最高，英军的参战人数也最多，最后大家勉强同意由西摩尔指挥。这段史实也是《天津租界被围记》里记载的。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支“八国联军”一出杨村，铁轨就被义和团拆毁，边修复边前进，在廊坊，前后的铁轨都被扒掉，义和团和清军合作一股向“八国联军”进攻，西摩尔早被这几天的事弄得焦头烂额，前无出路，后无给养，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伤亡也越来越多，只好下令抢了些民船沿大运河撤回天津。6月21日下午，就他们弹尽粮绝的时候，这支败退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城西北发现了一座营垒向他们猛烈开火，经过激烈战斗和不小的伤亡，才把这里占领，冲进营垒中一看，这些绝望的人们纷纷感谢上帝，营垒中有9座堆满武器弹药和粮食的仓库，原来这里是清军的西沽武库。荣禄闻听西沽武库失守，大发雷霆，严令属下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接下来又是一通的枪林弹雨，清军如岸边的潮涌，来的快，退得也块。直到两天后，驻守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东站）的俄军派了一支部队赶来把西摩尔他们接回租界，荣禄的武卫军才收复了被炸毁的西沽武库。

这次16天的远征，洋人们纪录的战绩是阵亡68人，伤238人，远远比北京使馆区被围两个月的伤亡严重的多，西摩尔因此遭到英国舆论和海军部的斥责。

天津的义和团到底有没有屠杀众说纷纭，起码一开始就把坐落在东门外津海关原址上的津海关道衙门给烧了，其实那是大清的政府机关，只因为它的职能是处理与洋人的一切事务。

而当时的津海关早已经搬到了法租界与英租界交界处的海河边上，因为西侧不远处就是那个紫竹林教堂，杜德维亲眼目睹了那场血与火的战斗。他写道：“当天午后三时（1900年6月17日），紫竹林被围，炮弹如飞蝗一般飞过租界的上空。珍重不愉快的情况延续到了6月底，因此在六月的最后两周，贸易完全停顿，许多准备装船的货物都被用作街上的防御物，随意搬动和雨淋，损失非常大，估计约值50万两上下”“本月的一切贸易当然都已停顿。海关和邮局只在炮火停止时偶尔工作。塘沽海关工作人员也无事可做。大沽南炮台的信号台已停止工作，但大沽口浅滩上的灯船仍照常发光。”

因为靠近紫竹林教堂，津海关的两层楼也成了攻击的目标，不过虽然靠近海河，因为东局子和武备学堂早被联军摧毁，所以来自海河东岸的威胁消除了，而来自城墙上和黑炮台的炮火，由于清军的炮兵没有校正弹道的手段，所以尽管周边被夷为平地，紫竹林教堂和海关楼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

对外贸易早就停止了，关员们也被编进义勇队参加租界保卫战。

马克里希的书中写得很详细，譬如租界被围期间，流言四起，说义和团和清军派细作潜入租界。不过确实经常有冷枪在无人的房子里射出，租界内人心惶惶。马克里希曾纪录下，被围困的租界里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感觉自己的末日来临，开枪射杀、用刺刀刺杀所见到的任何中国人，不管是中国教徒还是洋人家庭的奴仆。抢劫、酗酒。发展到最后，连其他国家的洋人家庭也成了目标。在枪毙了两名参与抢劫的士兵后，这种状态才被租界当局制止，因为他们非常需要中国人帮助他们守卫租界。6月24日起，全部由山东人组成的英军驻威海卫华勇营陆续抵达天津租界内，这些人非常“英勇”地抵抗着清军与义和团的进攻，并取得了很大的“战绩”。

很快，围绕整个租界范围、长达十多公里的防御长环型阵地构筑起来了。从旅顺口开来的几百俄军则驻守租界外的老龙头车站。防线中沿河坝道修筑起的近两千米的防御围墙，可能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值钱”的防御围墙，因为它是用海河岸边各大洋行货栈、仓库里的货物建造的，有羊毛、骆驼毛、皮张以及成袋的大米、大豆、成箱的炼乳和肥皂以及各种适用的包装好的商品。

马克里希描写当时租界里的情景很生动，也很具体。如他记述到“大火彻夜剧烈地燃烧着，目前还在继续。入夜以后从租界中每一幢高房上看去，景象实在惊人，千万个无辜的和平的中国居民，在极度恐慌下，从燃烧的房屋中逃出，搬运家俱的苦力、洋车、手推车乱成一团。官员、士兵、救火队、盗贼、义和团等都在飞奔中，枪弹（来自驻守老龙头车站俄军）在他们的头顶上嘶叫着，真该用但丁(《神曲》的作者、意大利作家)写的地狱来形容。”

地处租界中的津海关在做什么呢？他们肯定没有置身事外，因为战斗一开始，税务司德璀琳位于今天马场道附近的税务司公馆就被义和团劫掠一番，然后一把火烧掉了。

当时担任津海关税务司的是杜德维，海关洋员除了参加防御战斗外，他们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利用精通汉语、熟悉天津情况的有利条件，通过分布在天津城区的税卡、分关等，搜集了大量清军与义和团部署和武器装备的情报，提供给大沽口联军参考，甚至还详细在一张地图上标注出天津的地理要点及清军的部署地点。据史料记载，仅仅从6月开始后的半年里，杜德维向总税务司署提交了有关义和团与清军情况的秘密报告24份。转过年来接替杜德伟维的德璀琳也没闲着，继续搜集天津的情况，以半官方机密公函形式上报。

就在义和团和清军联手围困英法租界的6月17号，税务司杜德维给赫德写了一封信，不过此时的赫德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从6月17日起，天津租界里，也是整个天津城最坚固也是最高的建筑——戈登堂地下室成了妇孺的避难所。也是从那时起直到解围，炮弹就持续不停的落在租界里，伤亡惨重。当然清军和义和团的伤亡更大，主要是荣禄手下驻守天津的清军各自为战，基本没有协调配合，另外惧战、厌战的心理也是很严重的，譬如马克里希记载到，6月27日，俄军第二次进攻北洋机器东局时，当进攻的散兵线逼近时，一阵密集而猛烈地枪炮声响起，俄军一下子被打懵了，停下了进攻的步伐，枪声过后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军官睁开眼，却看到周围的士兵一个都不少，大家都面面相觑地纳闷，这么猛烈地火力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伤亡呢？等他们小心翼翼冲到武备学堂里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清军是在洋油桶里燃放的鞭炮。这样的数万之众围攻只有几千人防守的天津租界也必定和北京的围攻战一样，无果而终。相对清军来说，义和团的伤亡更大，不仅他们是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为维持“刀枪不入”的神话光环而付出另外很大的代价。马克里希的书中纪录了这样一件事。“今天（6月18日）今天有一个穿戴整齐的义和团首领，一个人庄严地向着俄国兵阵地前面的浮桥走来，挥舞着他的头带，作着祷告。无疑这是他的迷信使他有这样英雄式的勇敢。不过，当然在几秒钟内，他就变成了一具死尸。”最早带领义和团围攻天津租界的是一个叫谭文焕的官，很奇怪在此之前，谭文焕一直名不见经传，只是一个候补的道台，那些有名有权有兵的官们，不知都到那里去了。

雷穆森和马克里希的著述中都提到了一个地名——黑炮台。文中说几乎每一个租界里的人都对这个地方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让洋人们吃尽了苦头遭受了很大损失，八国联军说它是“我们所有伤亡的根源”。所以当时租界里的洋人叫它黑炮台。当年津海关送出的情报中也特别标明的“黑炮台”的详细地理位置和配置情况。

“黑炮台”是位于三岔河口上的一座水师营炮台，始建于明朝。当时天津城还有海光寺、冯家口、窑洼、西沽、邵公庄、双忠庙一共七座。天津有句古话，天津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这炮台说的就是这个三岔口炮台，因为其他几座炮台相继被拆毁改建，最后仅存就是三岔口炮台，不过它也没有存活过1901年。1870年后李鸿章入驻津城，整备防务，除修葺大沽海河炮台外，另一项重要工程就是重建三岔口炮台。围墙高二丈，用三合土加糯米汁夯实，外砌青砖，围墙靠海河一边，构筑了兼有美观与防御功能的白色垛墙一道。炮台内添筑八角形的四层瞭望塔楼一座，中国特色的翘檐尖顶，白墙高塔、倒影海河的碧波之上，曾经是天津城的一景。

这座炮台配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大炮，扼守在三岔河口，守护天津老城的东侧，炮口指向城南五六公里外的英法租界。

1900年6月17日起，先是由驻守海河东岸武备学堂的清军用76.2厘米口径的野战炮轰击租界，然后是黑炮台用大口径、远射程的克虏伯加农炮，轰击紫竹林教堂和老龙头火车站，让洋人们吃尽了苦头。限于当时的条件，没办法统计黑炮台的战果，从战后法军利用热气球在空中拍摄的紫竹林一带的照片，就能知道洋人为什么恨“黑炮台”的原因了。《辛丑条约》中非常特别的一个条款是一定拆除以黑炮台为首的天津城外所有的炮台。

租界内外的炮战还在不紧不慢的进行着，从6月30日起，各国派出的增援部队14020人陆续在大沽口登陆，携带野战炮53门，机枪37挺。其中俄军近6000人，日军近4000人。在天津到塘沽的贴后被清军切断后，联军是利用商船、浅水拖船和炮艇冒着海河两岸的冷射炮火从大沽向租界运送部队和火炮。

1900年7月13日，天还没亮，八国联军集中各口径大炮上百门开始向天津城、黑炮台、海光寺轰击。一个时辰以后，炮火延伸，在俄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指挥下，由俄德两国军队组成的一路从老龙头车站向三岔河口黑炮台一带攻击前进。另一路在日本陆军少将福岛指挥下，由英、日、美、法、奥军组成的的部队向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突击。现在的天津南门外海光寺早已经是通衢大道，而当年天津城南海光寺地区的地形与现在大相径庭，大片的湖沼环绕，芦花摇曳，还有当年僧格林沁修筑的土围墙及墙子河。敌人来攻，清军在城墙上反击，义和团则掘开墙子河堤，放水淹灌阻敌攻城。天津城南一片沼泽，无遮无拦，担任主攻的日军和美军第九步兵团行动被迟滞，很多人不得不一整天趴在泥坑中躲避，城头上越来越准确的射击。穿白色军服、戴扁平军帽的日军在天津的绿色旷野上成了非常显眼的靶子，距离1000多米也能分辨，日美两军的伤亡超过500人，美第九步兵团上校团长里斯库姆也战死。而因为军服颜色在布尔战争中吃了亏的英军这次学的乖了，黄绿色的军服，伤亡就少的很多。

入夜，联军撤下伤员和阵亡者，重新组织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