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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关公战殁之地为临沮，也就是今湖北襄阳南漳县。据《三国志 •关羽传》记载：“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而关公辉煌的一生和悲凉的结局，非常符合中国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史观。所以，至少在南北朝中后期，荆襄之地的百姓就普遍祭祀关公，并于江陵、玉泉山等地修建祠庙，以慰英魂。

在从上古时期，人们普遍相信非正常死亡且心有执念的亡魂会对人间的活动进行干预，而生前壮志未酬的英雄豪杰在死后就更加的神通广大。这就是古人对“厉”的信仰。

《春秋传》这样解释“厉”的由来：

“鬼有所归，乃不为厉。”

至迟在东周时期，先民们就有对于“厉”的祭祀。比如《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了郑国发生了一次和“厉”有关的事件。史称“相惊伯有”。伯有是郑国的一个大夫，个性强悍，被政敌杀死在羊肆之后化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于是郑国人无不恐慌。这个事件很好的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厉”的敬畏。

至于祭祀厉的传统，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礼记•祭法》中提到的说法：

“王祭泰厉，诸侯祭公厉，大夫祭族厉。”

书中提到，对厉的祭祀是“七祀”之一。在《礼记》所述封建体制中，祭祀的对象和数量与祭祀主体的等级相关，王的祭祀对象共有七种，诸侯是五种，大夫三种，所以就分别被称为“七祀”、“五祀”和“三祀”。而无论那种，对“厉”的祭祀都是其中之一。而由于祭祀主体的不同，对厉的祭祀也就分为“泰厉”、“公厉”和“族厉”。所谓的“公厉”就是之前已经灭亡的诸侯。

洛阳关林中的关帝金身。

洛阳关林，为关公的安息之处。为其辉煌而悲壮一生的最终归宿。

依照这种信仰，凡不得善终的英雄豪杰就必然会化为怨灵，而普罗大众也往往以香火祭祀，以慰英魂。所以在历史上败北的帝王将相，包括上古的蚩尤、秦末的项羽也都和他们生前的对手一样，享受着后人的尊崇。所以荆襄一代的百姓祭祀关公，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关公生前就以荆襄之主和勇士著称，绝非浪得虚名。但他一生清高、傲慢，放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容易相处的角色，最终遭人暗算，死于宵小之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公厉”。而到了陈末隋初，天台僧智顗便将当阳县城西三十里一处祭祀关公的庙宇改建为玉泉寺，借助当地祠祭关公的传统来弘扬佛法，并声称关公已经是佛门的护法伽蓝。至中唐随着关公信仰的普及，这个传说在社会上也就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比如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A.D.)的《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就完整的记载这个传说：

将军姓关名羽，河东解梁人，…先是，陈废帝光大中，智顗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前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惟将军当三国之时……生为英贤，殁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於是乎系。”

至晚唐，对关公的崇拜已经由荆襄地区扩展到了关中，当时人们称关公为“关三郎”。晚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一记载：

“唐（懿宗）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慄，亦无大苦。”

在中唐以后“三郎”是民间对地方神祗的一种普遍的称呼。比如“竹王三郎、“盘古三郎”。这是因为“三郎”本来是盛唐之时人们对唐玄宗的称呼，之后就成为普通百姓对各路“大老”的敬称。而且，在唐僖宗时，落魄才子范摅在《云谿友议》 卷上《玉泉祠》一条就明确的指出：

“……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髣髴似覩之。缁俗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虵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

所以，唐朝百姓们敬畏的“关三郎”就是关公本尊，而不是后人所猜测的关公之子关平、关索，也不是陈寅恪所推断“华山三郎”。

当阳玉泉山关帝庙

虽然自唐朝时关公就被民间尊为强大的神祗，但是有唐一代，朝廷官祭的“武圣”却始终是姜太公。而配祀的古今名将则是：孙武、吴起、田穰苴、乐毅、白起、韩信、张良、诸葛亮、李靖、李勣。

至唐德宗建中三年（782A.D.），在朝中元老颜真卿的建议下又选古今名将六十四人配祀武成王庙，而“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云长”也与张飞、张辽、周瑜、吕蒙、陆逊等生前的亲朋好友、竞争对手一同入祀。只是这一配祀于四年后的贞元二年（786A.D.）就被废止了。也就是说关公最初作为朝廷官祭的对象只是维持了短短数年时间。

对关公的崇拜真正开始至于北宋中期以后。其深层原因是宋朝的城市化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宋代城市从以前大城套小城的“坊”，改变为与今日类似的街巷。而这种变化不仅是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结果，也会反过来更进一步促进商业的发展，并产生和扩大了对市民阶层的容纳能力。由于市民阶层的做大，必然导致了游侠阶层的在社会上的再次崛起和活跃，这就意味着以平民为主体的“江湖”社会开始形成。关公作为出身于游侠的古之名将，不仅至忠至义，而且具有十分强烈的自由意志。这非常符合民间社会那种自《史记•游侠列传》以来“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价值观，所以对关公信仰从一开始便得到了市民阶层的普遍认同。当然，直到此时，关公在荆襄地区的形象仍旧非常严肃。也就是说仍旧有着“公厉”那种令人难以亲近的特征。比如宋室南渡之际的陈渊在描述自己游历荆州的情况时写到，荆州百姓常在家中安置一个神位侍奉关公，但是即使父子兄弟在室内交谈时，如果说了有可能让关公不悦的话语，也会相互警示制止，唯恐被神明听到之后怪罪下来。而洪迈也在《夷坚志•关王幞头》中记载潼州关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公厉－鬼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关公的形象开始定型，据南宋咸淳五年（1269A.D.）成书的《佛祖统纪》描述关公与关平父子二人仪容相貌——“其夕……见二人威仪如王，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此后通过曲艺、民间传说中的层层渲染，关公也就不仅仅只是一位海格力斯式的悲剧性英雄，更被市民阶层认同为忠义千秋的道德榜样和有求必应的保护神。此后，作为神祗的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几乎完全淹没了历史上的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但淹没不等于捏造。诗的真实也是一种真实，汇聚了无数匿名者的心理需要。关公忠义无双的超人品质不仅使天下翕然师尊之，也将民间各种无名英雄故事逐步的吸收，使佚名的主人公成为了关公在后世的投影。而关公“由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逐步走向神坛的荣耀过程，也正是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必然结果。

运城关公故里，天下武庙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