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kla怎么不画了

很难用寻常的观展经验去衡量《夜长春梦多》。原定于下午4点在陌上实验空间开幕的展览，直至3点50分还是紧锁大门，一片漆黑。随着策展人王将的到来，展示设备才被开启。4点整在仅80平方米的空间内瞬间涌入200多名观众。他们仿佛之前一直在周边徘徊，看似不经意的路过，实则是有意识的等候。佩戴红色长鼻面具的艺术家TenGuSan在人群前发表开幕致辞：“对于这个展览，有人说我最近膨胀，其实我不是膨胀，我是特别膨胀!” 这样充满表演和传销性质的演说，引起了人群的一阵骚动。主角的身后，是被灰色帷幕所遮蔽的摄影作品，帷幕上所印有的图形取自新浪微博的审查符号。人群带着兴奋的情绪拥挤在逼仄的空间之内，他们大多打扮潮流，夏日的短装使肌肤露出精致的纹身，加之个性张扬的发型与配饰，都有别于对常态艺术展览的受众定位。女性占到观众比例的八成。在两个小时的开幕现场里，不同类型的“高颜值”美女争相与艺术家合影。有来自二次元的萌妹，也有成熟个性的少女。这样的现场氛围令人迷惑，它究竟是一场狂欢的聚会，还是一次奇特的预谋？

整个展览由前厅、主厅与密道空间三个部分所构成。前厅的三屏影像，佩戴红鼻面具的艺术家伴随着拍立得快门的声响，不停“左右”其微博言论。“就算她是个贱人，拍她时也是我的爱人。”“我睡了就等于你睡了，还是我没睡你能替我睡了？”这些充满挑衅性的文字，将艺术家的身份及其在网络中所营造的人设一击而出。TenGuSan，红面长鼻，性情高傲，怪力乱神，挪用自日本的山岳信仰，是山野神性与神秘性的具象化身，这在一开始就为展览定下了暧昧的基调。

而主展厅中的作品则是不断将其扁平人设立体化的过程。当策展人将帷幕撤下，经由千余张艳照编辑拼合而成的观念摄影 “KCUF”，在展厅中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为躲避审查所改写的英文单词与之前帷幕上的审查符号相互讽刺，转而成为“I Will Keenly Cut Ur Frame.”（我将要强烈的打破你的思维框架）的旗帜。观众一波波簇拥在隔离带之后尽力的探头张望，或兴奋，或羞涩，或张扬，或内敛得渴望捕捉每一张照片的细节。空间地面展示了一位“花匠”的工作，多株绿植被大幅的裸体摄影包裹，并以红绳捆束，暗指着字母圈人群的独特爱好。悬挂在旁的水壶被簇拥的人群碰触而来回摆荡，使之充满挑逗意味的性暗示。主角的形象被制作成30公分高的手办，摆放在4米高的泡沫展台之上。泡沫的立面安装了红色的金属字样： I hope that one day my statue would be in the Madame Tussaud’s next to Bruce Lee.（希望有一天，我的塑像能够放进杜莎夫人蜡像馆里，站在李小龙的旁边），戏剧化的展呈使主角的偶像意识在场域中以一种怪诞的方式被凸显与放大。“V型生态”用连续的“V”字组合形成一条长虫，影射着当下网络红人的生存形态。电机带动的V型手模装置持续旋转，套上了暧昧的粉绿色橡胶手套并被黄油浸润。最为巧妙的是，对于空间弊性的利用。展前三天的漏雨被一个个印有女性头像的小桶收集，汇聚而成“上帝的鼻涕”，临场的应变技巧突破了不可控的因素，象征性的形式与语义都在呼应了展览的情色主题。这些充满人设的作品被悬挂在墙上的拍立得贯穿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关系。TenGuSan的形象立体化，并随着面具符号反复的出现被不断强调加深。而地下空间中的作品则巧妙完成了对于公私领域的讨论。密道尽头的监视器内播放着艺术家的“约片”过程，因水隔离，观众只能站在密道的台阶上用望远镜排队观看。一份窥视私域的快感，让人蠢蠢欲动，欲罢不能。

不难看出，整个展览的展呈设计都在向策展人的态度倾斜。其所持有的怀疑论式思辨，促使了对于严肃艺术系统的调戏与挑战。王将在2016年所策划的“桃花村妇王珍凤”，即是诱导公众对当代艺术价值定量的一次发问。60年代伊始，艺术界便不断以不同形式试图走近公众。横亘在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无形的墙被打破，艺术不再是被贵族与知识分子关起门来把玩的产物。今天，当代艺术不断以平易近人的输出方式去亲近和调和大众的文化品位，但仍收效甚微。王将反其道行之，他以怀疑论作为方法论，却远离怀疑主义在历史语境中与悲观主义交织导向的消极态度，转向一种以社会现象和事件为基础的观念艺术的策划与实践，同时保持一种敏锐而主动的猎捕心理。仿佛怀疑主义只是他使用的工具，一种思维与对抗的工具。那么此次展览邀请在社交媒体人气高昂的情色摄影师作为项目的艺术家，究竟是对“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回应？还是一场投机主义、效用主义的“作秀”？

“一边游刃有余地适应每一个新管理者的要求，一边坚信自己仍保有自由人的自主性。” 托尼·朱特评价《被禁锢的头脑》的言论渗透于此展览之中。虽然在展览中暗含着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权话题讨论，但其不过是伪装在男权社会下的“伪女权”。策展人将展览的重心放置在娱乐化语境之中，却对女性在展览作品中的身份只字不提。女性成为了构成展览的“道具”，这种有意识的物化，将其扁平为充满挑逗意味的“新时代欲望女性”。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摄影师在作品中时时暴露而出的男权干预性。无论是其所拍摄的姿态，还是充斥在画面中男性花臂，无疑都是在反讽当下的女性解放，实则是男权社会下对于女性的利用。这样的“物化”，隐藏在商业文化运营所一手操纵的“网红经济”背后，其内核是产品的崛起。借力大众传媒，将公众对明星身份的过度崇拜，转而成为实现名人阶层的平民转向。资本社会的浮躁促使着互联网文化走向进一步的媚俗，娱乐逐渐侵蚀公众思考的能力。其以一种更精明、更具操纵性的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化引向浅薄化的前景。知识变成了快餐式的消费、装饰品、甚至麻醉剂。而随着精英文化的陨落，公众在看似自由的氛围下，更倾向于选择感官娱乐的休闲方式。但是人们自发的自主性，实则依旧在政治的维度内。整个社会都陷入一边服从政治，又一边觉得自己未被管制的分裂之中。群众渴望获得强权庇佑所带来的社会安全，同时又享受着充满界限的言论自由。

展览的前言中引述了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致死》中的名言“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在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在一边经历着文化的监狱，一边又沉溺在滑稽戏当中呢？而反观展览的标题“夜长春梦多”，似乎又多了一层别样的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