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忠倓】上海解放70周年专题报道 | 南京路上迎解放

今年5月27日迎来了上海解放70周年。我再次来到南京路的时候，耳边好像传来了“我们队来了”的欢呼和“解放区的天空是明亮的天空”的嘹亮歌声。

70年前，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的顶层“绮云阁”，升起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也是在这条路上的新新公司五楼，被我地下党占领的“凯旋”电台，第一个向上海、向全国广播了“上海人民解放了”的消息。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岁月，但我有幸在永安公司生活、工作了好多年，亲耳聆听了老职工、中共地下党员讲述他们的故事，如今就像电影的镜头似的，一幕幕呈现出来。

1949年7月7日，南京路上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边

说到解放上海战役，陈毅曾形象地把它比喻为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到可恶的老鼠，又要不打碎瓷器。1949年5月27日，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指出：“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力量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南京路上的百货职工，是上海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迎接上海解放和完整无损地接管上海的斗争中，创造了英勇业绩。

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党组织，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上海解放不需要采取内部武装起义的方式，而要广泛动员工人，保护工厂设备、物资原料，反对国民党屠杀、破坏，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准备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这是首要任务，是最好的里应外合。百货业党委决定在各大百货公司，发动群众“反对破坏，保护商店”，在战上海中配合人民解放军，迎接解放。

归属沪中区领导

为适应解放上海有可能出现逐区巷战的情况，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决定把原来按系统、按行业的组织形式，改为按地区，分别建立了沪中、沪东、沪西、沪南、沪北和郊区等几个区委。百货业党委划归沪中区领导。区委对百货业党委成员作了调整，并充实了各大公司党支部的力量。

上海市民在南京路上阅看解放军布告

党组织决定利用国民党提出的“应变”口号，及时组织应变措施，以保存革命力量。百货业党委把一批在历次斗争中表现英勇已引起敌人注意的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撤离公司，让他们继续在外面负责联系和指挥公司内部的斗争。对那些虽有些暴露，但尚能坚持斗争的，和隐蔽得比较好的党员，让他们接替撤离的同志，坚持在第一线。

同时，百货业党委要求各支部通过采取学习讨论会、过民主生活、相互谈心和个别联系等多种分散的小型碰头的形式，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大家在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前临危不惧。另外，部署各公司党支部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对经历过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符合入党条件的，发展他们入党。对尚未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如“上海职业界协会”和“人民保安队”，对他们继续培养和考察。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百货行业内中共地下党的力量逐步壮大，先后吸收了一批工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入党。到上海解放前夕，南京路上永安、西施、新新、大新、国货、丽华六大公司有党员和候补党员261人。这些党员周围还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组成五百人的人民保安队。

传播解放区消息

为了动员广大职工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百货业党委向各党支部布置：每天深夜，秘密收听邯郸广播电台的新华社消息，由专人记录，然后油印成传单，秘密投寄散发。例如当年国货公司党支部安排了六名女党员，每天晚上聚在一处6平方米的阁楼里，将新华社当天有关电讯，刻写到蜡纸上，油印成传单。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她们用手电筒照明，忙碌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累了，六个人就和衣挤在一张床上，白天照常到公司上班。

南京路上悬挂着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标语

有的公司还把新华社评论和有关党在新解放城市的政策，印成传单在积极分子和职工中组织传阅，或进行口头宣传。在条件许可时，召开积极分子小型座谈会，把收听到的《评战犯求和》、《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向他们传播。然后通过积极分子向周围的群众广泛宣传。经过努力，公司不少高级职员也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的统治靠不住了。”

解放前夕，盘踞在各大百货公司里的反动分子，惶惶不安，有的开始畏罪潜逃，也有的继续捣乱。为瓦解敌人营垒，各公司党支部区别情况，进行政策攻心。如大新公司一位地下党员拿着《约法八章》传单，去给黄色工会大新分会的干事长朱某看，说是寄来的。朱某说他也收到了。于是地下党员顺势对他进行教育，告诉他布告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从现在起你只许做好事，不准干坏事，否则将来要受到严办的。朱某虽为自己表白了一番，但行动上有所收敛。又如永安公司内“工福会”的二级干部杨某，是个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的角色。党支部利用他怕老婆的弱点，经他老婆的手，给杨某投寄了一份新华社电讯，并附上一封警告信，向他讲明政策，指点出路，只许他规规矩矩，不准再为非作歹。杨某回到家，老婆与他大吵大闹，使周围邻居都知道了他的反动身份。他在公司又遇到同事的冷遇，处境十分狼狈。

搜集上报重要敌情

为配合解放上海，调查和掌握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各方面的情况，显得尤其重要。早在1948年，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已作了布置，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群众路线，指定专人负责，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将了解到的情况整理上报。

1949年2月，沪中区委成立后，有专人负责领导全区的敌情调查工作。百货业各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有计划地对本公司的设备资财，以及四大家族、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人事组织等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掌握了公司内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军统、中统特务及工福会人员的名单。百货业党委的陈恂贯着重调查小百货商店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情况，掌握了全部名单，并查明了一个国民党区分部十几个国民党员的名单。永安公司打入义务警察大队部人事组的中共地下党员，搞到了一份国民党市区武装部队驻地表，以及275个义务警察名单，和每月出勤天数统计表。

车头有庆祝上海解放装饰的有轨电车驶过南京路

大新、永安、先施、国货等公司纠察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经过联席会议协商，分工协作，把中心区和外滩、苏州河一带，所有大楼分布情况，制高点、物资仓库，以及敌人驻军等一一表明方位，绘成地图，上报沪中区委。这些调查材料，正如上海警备区原司令员巴忠倓所说：“地下党发动群众广泛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对我军解放、接管上海，做出了直接的支援和配合。”“如果没有地下党同志的配合，我军指战员不知要付出多少牺牲。”

驻店护店巧“应变”

1949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在上海进行破坏活动和逃亡的准备。百货业党委部署下属党组织，以地下党员和老职工为骨干，吸收资方及其代理人、进步组织等，在各大公司成立“应变委员会”，召开各种会议，通过出会讯、会刊等宣传形式，向广大职工广泛宣传“应变”的重要意义，使广大职工明白，“应变”就是保护企业财产，也就是职工的饭碗；破坏企业财产，就是打碎职工的饭碗。这样把“保商店”与“保命、保家、保职”联系起来，调动了职工参加护店斗争的积极性，“组织起来，保护商店”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应变”工作的中心是保护企业财产不受敌人的破坏，同样对资方有利，因此资方人员也乐于参加。“应变委员会”成立后，为了保障职工生活，希望资方给职工发“应变费”。资方很快同意给职工发了一至两个月的实物工资的“应变费”。各单位的“应变委员会”还派人去市郊采购粮食、咸鱼、酱菜等食品。

“应变委员会”下设纠察队（解放前夕统一改称为“人民保安队”）、消防队、救护队等，组织开展各项训练活动。如救护队，由各公司的女职工参加，专门请了有经验的医护人员来讲授救护、包扎等知识。有的公司还多次举行了急救演习。

南京路上各公司大楼栉比相连，是沪中区的制高点。这些钢筋水泥建筑群若被国民党军队霸占，一旦发生巷战，必然招致解放军重大伤亡，繁华的商业中心也将遭受严重破坏。因此控制大楼，不让敌军进驻，也迫在眉睫。“应变委员会”动员组织职工和职工家属住进公司大楼。不料此举遭到了黄色工会头子的阻挠，他们以“违反警务司令部命令”为由加以反对。比如永安公司，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同郭琳爽等人商量，晓以利害。当郭琳爽认识到职工和家属住进大楼，保护企业，对自己有利，他欣然同意“应变委员会”的意见。永安公司400多个职工和家属携带箱笼铺盖，在最高的六楼住了下来，和公司纠察队员相配合，控制了南京路西面、英华街一角和东面浙江路、日升楼一角的两个制高点，使原驻在大楼的敌军无法加以利用，也防止了他们增兵进驻大楼的可能。

职工和职工家属住进大楼后，大大充实加强了纠察、消防、救护的力量。当解放军进入市区时，人民保安队和职工家属代表，向敌军发动了宣传攻势，张贴和散发《约法八章》传单，宣传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等，促使敌军瓦解，放下了武器，确保各大公司大楼免遭破坏。

劝说郭琳爽留沪

上海解放已指日可待，各大公司资方和某些高级职员，虽然对国民党政府不抱希望，但因不了解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特别是在决定去留问题上矛盾重重，思想摇摆不定。他们担心私人企业是否会被没收，也害怕职工起来清算旧账，甚至有人打算抽逃资金赴港或出国。因此如何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做好统战工作，成了顺利接管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百货业党委要求各支部团结争取民族资本家，经常向他们寄送党的宣传品，在条件成熟时还派党员向他们做面对面的思想工作。

郭琳爽（左二）资料图

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动向，在同业中影响很大。他在国外有不少企业，有12个子女在国外。当时他对我党的工商业政策将信将疑，彷徨于出国与留沪之间，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而侨居美国的长辈郭乐和坐镇香港的郭泉等人函电频繁，催促郭琳爽等人及早离开上海。但由于党组织工作做得深入及时，向他们指明前途，同时郭琳爽等人也因为亲眼看到在公司危急时刻，广大职工同心协力维持营业，保护企业，所以并不像郭乐、郭泉那样惶恐不安。永安职工分会理事会主席丁盛雅，专程访问郭琳爽，晓以大义后，郭琳爽当场表示：“公司好比一只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走的。”此后，郭琳爽对公司中离开上海去解放区的职工家庭，发现有生活困难的，主动予以关心，表明他是积极靠拢共产党的。但是，郭琳爽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他曾把买了飞机票准备出国之事透露给了一位地下党员，进一步试探我党对他的态度。沪中区委又派人上门，与郭琳爽反复磋商，权衡利害得失，最后促使他把飞机票退掉，下决心留在上海，与职工一起迎接解放。

郭琳爽毅然做出留沪的决定，以他的影响稳定了一大批上层管理人员的思想情绪，等到上海一解放，他们就同广大职工一起迅速开门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