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优三部】中国教育的“新与旧”：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

六一(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导)

清末民初，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现代大学开始了。

作为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重要创立者和学贯中西的翻译家，严复是一位强立于乱世的志士。梁启超说他的中学和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毛泽东称许他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道路的先驱。

1871年，正值清末洋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少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随后他在海军的实习中游历了亚洲诸国，又作为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学成回国后，又值戊戌变法的动荡时期，严复虽然力主改革，但并不赞同康、梁的政见。由于深切体会到中西近代社会面貌的巨大差异，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教育，如果教育和学术事业无法更新，“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

严复因甲午战败而心生苦闷，对政局感到极度失望，他借翻译《天演论》直抒胸臆并先后发表五篇雄文——《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对中国社会、学术与文化的积弊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和反思。这些作品的横空出世，给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巨大震撼。此后，学习工科与军事出身的严复将翻译西学“数部要书”视作“当今第一急务”，立志以此道为国人打开学习西方先进社会思想的大门，以教育和学术来开民智、救中国。

带着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严复坚持自立自强的立场，凭借中西会通的眼光和古今对照的视角，博观约取地开展西书翻译事业。《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法意》都是他精心选择、研究、译介的“要书”。他尤其推崇《群学肄言》，认为此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他在该书序言中提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今夫士之为学，岂徒以弋利禄、钓声誉而已，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起本耳。”可见其新民、新社会、新国家的志向。

严复的翻译工作并不是简单把两个文明中相对应的概念语汇对接转换，而是要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创生制作出全新的思想观念。他要做的并不是外来文化的倾销，而是在透彻理解西方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把中国精神灌注其中，从而使新思想能够在中国传统中生根。这是真正意义上文明的“维新”。他曾直接批评中国学人与士人从闭关时的妄自尊大急转至开放后的盲目崇洋：“大抵今人以中无所主之故，正如程正叔所谓‘贤如醉汉，扶了一边倒了一边’。”他希望《天演论》问世之后，“意欲蜂起者稍为持重”。

在教育实务方面，严复曾在上海演讲《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他提出大学不仅要造就专门人才，养成师资人材，而且负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使命；大学所聘教习应“以本国人才为主”，选“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各科中卒业高等而又沉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俾其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本科。如此则数年之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严复特别强调理工科的科学方法论，对文科则要求“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

晚年严复对中国传统有了更深的体认，认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1921年10月27日，严复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距今整一百年。救亡的时代早已远去，教育、学术、社会文化的改革更新仍是我们的使命。

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21年第19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