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我们退票 《后来的我们》退票风波：我们总算学会了什么？

　　4月28日刘若英执导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上映，当天票房便突破2.8亿，成绩喜人。但随后有不少影院反映，该影片在开场前出现大量集中退票情况，实属异常。在媒体跟进调查后，发现退票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通过第三方平台所销售的票，被退票的影院总数接近4000家。

　　4月29日凌晨猫眼电影官微发布声明。

　　对于猫眼的回应，有分析称，在互联网平台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情况下，黄牛的生存空间早已被大大压缩，一部文艺片竟能引得如此多黄牛囤票，又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间退票，并不多见。

　　从造假者到受害者 院线经历了什么?

　　电影票房造假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此次《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算是开了票房造假的新模式，一部电影上映，主要需要走制片、发行、院线三个流程，而院线便是票房造假的主要平台之一。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电影还未完全市场化之时，制片厂与院线主要采用分账与买断两种制度，而在分账制度中，院线为了拿到更多的分成时常会在票房上做手脚，但在当时电影市场趋冷，并未受到过多关注。到2014年“偷票房”行为被电影局明令禁止，违规影院被公示曝光并处罚，近几年“偷票房”趋势有所收敛。

　　而随着电影市场的逐渐火爆，这块大蛋糕也引来无数人垂涎的目光。此时，制片、发行方为得到更多关注度进行营销，以求得到更高的排片率并打压竞争对手或获取商业利益，时常勾结院线制造虚假票房，这一阶段可以说是院线方最强势的时期，《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便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幽灵场”，为规范电影市场，电影局颁布了关于转发《电影院票务系统(软件)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幽灵场”。

　　而此次《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事件中，一向强势的院线却成为主要受害者。有影城经理反应：“我们一家影城被退了三百多张票，比平常退的票多了数倍，很多场次出现大量空位，损失较大。”近期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电影购票线上比例达87%，网络购票已成为中国观众观影购票的最主要方式。可见，院线对于票务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有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票务已经成为影片发行的重要环节之一。

　　应对票房造假2.0 我们总算学会了什么?

　　此次票房造假事件，使得该电影发行、制片、票务方猫眼电影成为众矢之的，同时，也能看出票务环节在当前电影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此，资深电影从业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彭立认为，应该采取相应的反垄断机制将这些环节剥离。

　　他表示：“早年许多电影厂的发展方向便是做到制、发、放一条龙，但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这是一种垄断行为，我认为应该将其剥离。”

　　另一方面，在美国电影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在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对“派拉蒙案”做出裁决，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要求制片公司放弃电影发行和电影院放映的业务。其《派拉蒙法案》对于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依然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