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 保丽娜·弗洛雷斯对谈邓安庆：青年一代如何书写故乡？

左起：邓安庆保丽娜·弗洛雷斯

姚云青

青年一代如何书写自己的家乡？

保丽娜·弗洛雷斯对谈邓安庆

8月18日晚，智利新生代作家保丽娜·弗洛雷斯与中国青年作家邓安庆来到建投书局，就青年一代如何书写自己的家乡展开了对谈。

本文根据建投书局

保丽娜·弗洛雷斯与邓安庆对谈会整理完成

01

成为作家的路径

在智利想要成为一个作家需要怎样的过程呢？保丽娜·弗洛雷斯大学专业就是西班牙语言文学，她选择这个专业不是因为想成为一个作家，更多是出于机缘巧合。但是当她真的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文学专业，她发现自己确实非常喜欢这个专业。期间，她也有幸接触到一些非常好的老师，看了许多书，也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她比较喜欢莎士比亚和福克纳的作品。大学文学教育，开启了她作为作家的第一步。

另一个对她非常有影响力的经历是，她18岁离开家和朋友们住在一起。她的朋友比她大5岁左右，这群朋友又恰好是比较偏文艺青年的类型，大家都很喜欢写作。她最早也是为了更好的融入这个圈子，所以也开始写作。这个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浪漫的，也是非常感人的。一群青年练习写作，每天早晨她们写作自己的东西，下午互相评论，互相欣赏对方的作品，是一个充满友谊的创作历程。

保利娜说，虽然听上去比较浪漫，虽然那个时候她还不能很清楚的了解当一个作家需要克服多少困难，但是她却知道，至少当一个作家是需要经过很多练习的。就算你再有天赋，要很好掌握一门语言，掌握文学的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练习。这段经历很浪漫，但也是脚踏实地的。

邓安庆经历的后半段与保丽娜·弗洛雷斯颇为相似。九久读书人出版的《纸上王国》，是他七年前出的书的再版，之所以会有“纸上王国”这样四个字，要说到他9岁的时候。邓安庆的老家在湖北黄冈，家对面就是江西，黄冈这边的土地税非常贵，江西那边的土地税便宜一点，所以他的爸妈就跑到江西种地去了。9岁的时候，邓安庆经常一个人在家。那时家里总没电，他只能看书。但农村也没有什么书看，邓安庆的家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还有一本是哥哥的地理书。那时候阅读非常匮乏，包括地面上的纸片都忍不住拿起来看。邓安庆非常喜欢地理书，地理书上有地图，很美。他忍不住模仿地理书上的中国地图画了一个中国地图。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能记住许多城市的名字，包括每条山脉河流。后来，邓安庆不满足于模仿地理书上的地图，他开始画想象中的地图，想象中某个星球的地图，他给那些星球地图上的大洲命名，给每个大洲上的不同国家命名，并给它们创造文字。因为有文字，就需要有人来使用这些文字，他就开始创造人。因为有人，人和人之间必然有故事，他就开始想象那些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在画地图中度过了自己童年的时间。

到了初中，他逐渐掌握了更多的语言，开始尝试把想象当中的故事写下来，这就是他写作生涯第一篇小说的雏形。邓安庆的老师觉得他写得很好，鼓励他发表。在邓安庆14岁的时候，他的小说发表了。从那时候起他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从初中到高中，邓安庆读的都是文科，大学考上了中文系。

到了中文系以后，邓安庆的经历和保丽娜颇为相似。他处在一个文艺青年的圈子，他写一万字的小说，朋友就会写八千字的评论。这样的氛围，让他逐渐系统地学会怎样写作。

在成为作家的过程中，保利娜和邓安庆都得到了朋友的帮助，他们有一个写作的圈子。但这个圈子里的人，最后能成为作家的却不多。保丽娜说跟她比较亲密的文学小团体差不多有五个人，大家都写出了自己的东西，但最终把它成功拿到出版社去出版的只有两个人，其他人最后各奔东西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她们这几个人都还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文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是非常喜欢文学。要成为一位作家，确实要经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作家生活并不是一种适合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保丽娜说起自己写第一部作品的经历，非常艰难，经历了特别痛苦的创作过程。当她写第二部小说的时候，因为那部小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她推翻了自己再重来，这个从头开始的过程和第一次写小说是一样的，好像她还是一个新出道的作家。这样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重新开始痛苦的创作过程，可能也是成为一个作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邓安庆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说写作这条路开始的时候感觉有很多同行者，包括小时候，他的表哥、表弟、表妹、表姐，他们都很能写，而且他感觉他们每个人写得都比他好。但随着你越往前走，跟你同行的人就会越少，他们做其他事情去了。走到最后你突然发现只有你一个人。有时候你会觉得挺孤单的，因为你的亲友都不见了，这条路只有你一个人在走。

02

全职或兼职，不同的写作生活

保丽娜认同邓安庆的说法，写作者的道路是一条非常孤独的道路。保丽娜说为了成为好的写作者，每周一到周五她要花很多时间独处，以免社交活动影响她的写作。她觉得有很多时间她整个人处于非常孤独的状态，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是很痛苦的过程。想当作家需要勇气和牺牲，保丽娜认为一个人不太可能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她觉得写作是一个需要全心全意投入的巨大事业。但也有收获，比如这次来到中国就是值得感恩的。对她来说，世界上没有比阅读和写作更让人喜欢的事，能够从事写作她感到非常幸运。

邓安庆却认为写作者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工作。他曾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辞职，想拿出一年时间来看看，专心写作是什么样子。从去年的三月份到今年的七月一号，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在这一年零四个月中，他写了将近十一万字，两部书稿，去了十几个国家。旅游过程是愉快的，但写作方面，写到后来，非常焦灼，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有东西写。他的作息非常规律，早上七点多就起来，到晚上十二点就睡了。在他看东西、写东西的时候，每天都依循这样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时间。但是这个状态好像并不能持续地往下走，他感觉自己与这个社会是脱节的。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种飘浮的状态。而当他开始工作，突然全身有一种松弛下来的感觉。他说，看到周边有很多同事特别开心。本来9点钟上班，他7点钟就去了，像刚开学的学生一样。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吸血鬼”，一年的时间都待在一个幽暗的洞穴里，突然能出来吸到人气了，那种让你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的感觉很好。白天工作，晚上写作，这种略带紧张和压力的状态，反而有利于他的创作。

全职写作的保丽娜承认邓安庆所说的焦虑感的存在。从周一到周五，保丽娜的很多时间都会花在写作上，只有到周末才会跟朋友出去玩。但是因为她一周五天都不在社会上工作，所以周末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和朋友是有点脱节的，不管是在对话上还是思想上都会有点脱节，这会让她感到焦虑。但她觉得，作家都是有点“毛病”的，不是贬义的“毛病”，而是说作家多少有一点奇特的地方，尤其是在“焦虑”这件事情上，可能作家都有一种比较敏感、比较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这会使他们比常人更加焦虑。这种焦虑对于生活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这种敏感的特质对于写作却是有帮助的，当她写作的时候，可以很准确地描写一些非常纤细的心理活动。

为了排解与社会脱节的焦虑感，保丽娜经常出去跑步，每周差不多有四次，这样就能够恢复一点精力。对保丽娜来说，她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作状态，因为她需要很多时间独处思考。

在专心写作的一年零四个月里，邓安庆也会像保丽娜那样去跑步。邓安庆说，当他写一个东西的时候，耳边总是有一个声音在骂自己，觉得自己写的是一堆垃圾，浪费时间，一点才华都没有。他时常陷入“我要写”和“我写的是一堆垃圾”这两种心理的拉锯战。这种时候，他就会去菜市场买菜，他喜欢买豌豆剥，那让他不那么紧张。邓安庆说，当你自由职业的时候，面对最多的就是自我，自我经常是黑暗的，它会把你吞噬。跑步、散步、做饭，都能让他暂时逃离面对自我黑洞的状态，暂时拿开，让自己松弛下来，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保丽娜认同邓安庆的观点，作家对于自己特别苛刻，他们一方面对自己很有自信，毕竟一个人得相信自己有写作天赋才会去写作，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自己有所怀疑。这种矛盾的状态她也有。对于她来说语言的组织、词汇的选择是很难的事情。作家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非常有天赋，每天早上一起来一天的灵感都在脑子里面，她也是经过艰苦的寻找和发展的过程，才能写出作品。但保丽娜认为这个状态同时也是需要珍惜的，因为对自己严格，她才能逼迫自己不断突破极限。写作并不是一件很舒适的事情，它更多的是一个比较痛苦、需要自我成长的过程。你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逼到摇摇欲坠的边缘，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突破这个界限的话，你就会有所进步。保丽娜正是因为享受这个自我突破的过程才喜欢上写作。有一次，保丽娜遇到挫折的时候，她妈妈说，你要习惯于挫折并克服挫折——既然你选择了“作家”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职业，各种不顺心的事情就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你要习惯它。保丽娜正在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的过程也很艰难。虽然做前期准备的时候很痛苦，但是越是在前期自我严格要求，最后的成果就越令人满意。

03

以孩子的视角写作

邓安庆非常喜欢保丽娜的《最后假期》，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故事采用儿童或者青少年视角叙述。他在《纸上王国》《山中的糖果》这两本书的写作中也用了孩子的视角。邓安庆喜欢孩子视角是因为孩子不会像成人一样有一个定见、对事情预先有另外一种判断，孩子的眼睛里没有那么多信息，反而是有很多空白，这个空白催生了他/她的联想、他/她的恐惧。他曾说，童年就像一条浅浅的溪水，任何东西放在上面都显得很重很重。

保丽娜的写作采用的也是孩子的视角。但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带着这种意图去写的。《最后假期》是保丽娜的出道之作，她更多是凭着直觉进行创作。写完之后，很多人提到书中的孩子视角，她才意识到自己更多是从儿童或者青少年的视角去写的。对于为什么会采用这种视角，保丽娜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她觉得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想获得全方位的观察，就需要与自己的描述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古代故事里讲一个人想画山，在山里面离它很近就画不到山的全貌，一定要离得很远才能画出全貌。写作也是一样，如果要写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需要与它有足够的距离。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影响保丽娜写作的视角。她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作家不同的一点在于，上一代人都是早婚早育，二十岁就生小孩，之后就忙着照顾家庭照顾下一代，没有很多时间去考虑自我。但是现在全球的年轻人结婚都越来越晚了，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审视自我，回顾自己的童年，分析自己的性格形成的原因。这是她们这一代人所具有的优势，也是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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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写作

邓安庆说《最后假期》这部短篇集里提到了一些他很熟悉的东西，比如《美少女战士》《圣斗士星矢》《唐顿庄园》，这些是中国和邓安庆同时代或者更年轻的朋友知道的东西。在保丽娜的作品里可以读到邓安庆这代人青少年时生活的影子。不论是身处中国还是南美，似乎面临着很多共同的全球化的东西。在过去的南美作品里面，我们读到的东西都是让人感觉非常陌生的，不论是聂鲁达还是马尔克斯的作品，他们提到的东西我们都不熟悉，那些村庄、那些山脉我们都不熟悉，但是保丽娜·弗洛雷斯作品里的东西我们反而都很熟悉，她写的是我们所共有的一些东西。

保丽娜认同这一点，她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包括来自亚洲的中国、韩国、日本读者的来信。大家会提到共同的文化符号，会因为某一个动画的标题或者某一个共同喜爱的东西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05

中国人与拉美人如何看待彼此

《最后假期》这本书中提到了中国，其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孩，他的爸爸在韩国人开的公司工作，但因为他们对亚洲很不了解，所以他爸爸就把韩国人和中国人搞混了。当时的保丽娜还没来过中国。保丽娜说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拉美人、智利人对亚洲国家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尽管这些国家跟他们的关系比他们自己想象的更加密切，但是智利人到目前为止还是对亚洲人有一种比较刻板的、就是她小说当中所写的这种“眯眯眼”的印象。这次保丽娜来上海以后，对中国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本来觉得中国人会更加保守含蓄，但现在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奔放，并没有那么冷淡或者胆小，拉美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差距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大。

谈到这一点，邓安庆表示保丽娜对上海的印象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因为中国相当大且复杂。邓安庆又说起自己在伊朗的经历。在伊朗街头，人们对中国人特别友好，有点像八九十年代外国人到中国时被围观的感觉。邓安庆在伊朗一个小城市，坐在那里休息，很快二三十个人把他围在那儿，那些人第一次见到中国人，他们说欢迎你来伊朗。

对于拉美，邓安庆的第一印象是觉得拉美人的五官特别立体，好看，另外一点是拉美人的韧性很强，音乐的感觉很强。邓安庆对智利、秘鲁、乌拉圭、巴拉圭，这几个国家很熟悉，说起对智利的感觉，邓安庆说它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国家，好像开车的话一不小心就会开出国界，开到别的国家去了。

保丽娜正在读中国的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也在看中国电影和摄影作品。最近，她还在学习唐诗。保丽娜说唐诗是一种非常优美的艺术，语言表达特别好，她非常喜欢。另外她也在了解儒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建议大家可以多了解拉丁美洲和现当代的拉美作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上一代的“拉美文学爆炸”，但保丽娜觉得现在有新一代的“文学爆炸”，现在有很多像保丽娜一样年轻的拉美作家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他/她们都非常优秀，尤其有很多像保丽娜这样的女性作家，在国际文坛都享有盛名。近几年中国出版业发展态势很好，很多不错的拉美年轻作家都被很快译介到中国，保丽娜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他/她们作品的中译本看一下。

06

门罗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活动最后，观众问保丽娜对门罗和她作品的看法。保丽娜说她非常喜欢门罗，受她的影响很大。她对于整个文学的认知，尤其是在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曾受到过门罗很大的影响。另外门罗比较擅长写女性题材的短篇故事，保丽娜在这方面也很受鼓舞。目前的文学界还是一个非常男权的世界，文学主要表现的是男人的故事，写女性故事的作家相对比较弱势，有门罗这样的前辈在那里，给了她很大的信心。

邓安庆也表示非常喜欢门罗，他曾在豆瓣门罗小组贴过门罗作品的年表，也去德国或者法国的书店里面搜集过门罗作品的各个版本，门罗作品的台版和大陆版本他都有，几乎全部看完了。门罗写的短篇小说每篇都有两三万字，在中国不算短篇小说，而是中篇小说。邓安庆说人有很多情绪，高兴、难过、伤心，这是可以命名的情绪，但是情绪与情绪的中间状态，又有高兴又有难过，有点伤心又有点兴奋，那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复杂情绪，是门罗写得最好的地方。高兴与难过中间有大片空白，他觉得门罗把那种中间状态写出来，能把人一下子拉进去。另外，门罗写得非常简洁，但是看她的小说会非常累。因为她的一个中篇两三万字，容量却特别大，如果钻进去之后，读者能体会到她没写出来的部分。他每次读她的小说，读完后都有一种“我要写，我一定要写”的感觉，那种内心的冲动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