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位时期是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一个高峰时代。但武帝一系列的举措有利有弊。数千年后今天的我们才能说清楚。其中汉武帝在经济方面最能体现“双刃剑”特点的措施就是“算缗”、“告缗”,下面我们简单来聊一聊。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曾为了打击商人势力一度征收财产税。至汉武帝即位后,由于边境连年用兵、国内花销巨大,在桑弘羊、张汤等人的建议下,又开始了针对商人的重税。元光六年,汉中央政府下令“初算商车”,即对交通工具征收税金,具体实行规则为普通人一部车缴纳120钱,商人缴纳240钱,五丈以上的船只每艘也须缴纳120钱。元狩四年,又下诏“初算缗钱”,以1000钱为一缗。对商人和高利贷者,按交易额或贷款额征税,每二缗征一算,对手工业者,则按其出售产品的价值征税,每四缗征一算。对于这一重税,资产丰厚者自然会百般应付设法瞒报。武帝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于元鼎三年任命杨可主管“告缗”。
刘彻
所谓告缗,实际上就是鼓励群众揭发,告发对象就是哪些隐瞒财产及偷逃税务者。而奖励额度甚至能达到被告发者所有资产的一半。在杨可的铁腕实施下,“告缗”推广到汉政权所能管辖的疆域之内,故而历史上也把这次事件称为“杨可告缗”。
告缗的收效是十分巨大的,《汉书 食货志》中对于此事件的后果立下了这样的记述:“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直到元封元年后,汉武帝才逐渐停止了告缗行动。“告缗”运动虽然为汉政府聚敛了不少财产,也使得大商人阶层无力挑战中央政权,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免被“扩大化”,严重地打击了商人势力,阻碍了汉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汉代中期经济衰弊与政局动荡,汉武帝时要负历史责任的。鉴于汉政权内部动荡不安的局势,征和四年汉武帝不得不颁布《轮台罪己诏》,表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此后汉朝的国祚又得以继续,迎来了“昭宣中兴”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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