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我在延安的核心警卫生涯

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曾担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并长期做外宾的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1945年春，邬吉成被选调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保卫工作，后留延安从事中央的核心保卫工作，其间，他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站岗。

01

我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

1945年初春，几度延宕的中共七大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以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我有幸被选调延安。我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

我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多年后有人在朱德总司令家看过一张照片，朱老总站在当年在延安居住的窑洞外，身后的窑洞门口有一位哨兵，站得笔挺，右手握着一把大片刀。我们当年就是那个样子，挎着盒子枪，握着大片刀。当时一个哨位三个人，二十四小时里轮流，每班一两个小时。

延安时期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我们也就知道党中央有位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直到我立了功，得到一枚奖章，奖章上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才知道了他们的模样。

周副主席院子的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到这里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上。就在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我记得他当时并没有穿跟其他根据地首长类似的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当时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挡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挡住，询问一下，可看他像个首长的样子，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我最终没有挡。人进院子了，可我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下岗后，我立刻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我站岗时进去了一个人，我看他像个首长，不像是坏人，就什么也没说放行了。”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听班长这么一说，我才放心了：“啊，我没放错人啊。”

见我对周恩来一无所知，石玉玺就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糊里糊涂放了个人，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此刻，我更没能想到，我一生中会有一段和周副主席很“密切”的关系，在他弥留之际，他最后提出要见的一个人，竟然就是我邬吉成。

02

看着这个高大的人，我感觉他像是奖章上的毛主席

中共七大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备团专门研究了警卫工作，并做了细致的部署。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警备团两家组成临时警卫处，指派警备团团长吴烈和社会部的陈龙为负责人。

警卫处下设内勤、警卫、防空三个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科长杨时负责，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中央警备团一营营长刘辉山、教导员莫异明负责，担任礼堂门卫和会场周围、代表驻地、开会往返路线上的巡逻任务；防空组由二营营长罗滋淮负责，担任对空监视和驻地周围山上的警戒。

作为一名普通警卫人员，我只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会议的部分内容，也是后来学习时陆续知道的。我们一连的分工是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验，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就在执行这些保卫任务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是一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外面值勤，站在这里，可以远远地望见延河大桥的对面通往枣园的路。就在我值勤的时候，一辆小汽车从枣园那边经延河大桥开了过来。那种小车比较特殊，样子就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得知是抗战期间海外的华侨捐赠的。那车子的两边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就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我以前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所以新鲜之余，就判断是首长来了。车子在我前面不远处停下，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子里面下来，警卫人员护卫在他身边。看着这个高大的人，我感觉他像奖章上的毛主席，加上有警卫人员护卫着，我猜想这大概就是毛主席了。所以我没有上前阻拦他们，而是目送着他们走进了大礼堂。

事后，我把在哨位上的经历，向石玉玺描述了一遍：“我觉得他长得像毛主席。”石玉玺听了说：“你猜得不错，你见到的肯定是我们的毛主席，因为在延安，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乘那辆车。”听石玉玺这么一说，我心情很激动，在部队多年，虽然因作战勇敢也受过表彰，但由于准备介绍自己入党的武密柱突然牺牲，到此刻自己还没有入党，可是组织上却这么信任自己，让自己守卫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还见到了毛主席，并且在礼堂外为他站岗……

中共七大毛主席讲话

03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

进入1946年后，打仗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部队已经在为打仗做准备。

在枣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有院墙。和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一连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的警戒。

一次，我在毛主席院门口站岗，毛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我站在家门口，也许是觉得我年轻，而且面孔比较生疏吧，就一边走，一边直直地盯着我看。我也看着毛主席，心在怦怦地跳，直到毛主席走进门。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毛主席，事后回想起，就责怪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想到问候一声主席好，向他敬个礼。

在毛主席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共九眼的窑洞。西头第一家是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他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娱乐，就是找彭德怀下两盘象棋。他若是一躺下睡着了，就鼾声大作。在这种时候，值勤的哨兵，不仅要注意安全，还要注意安静，不能影响了他休息。

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兼宿舍。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我发现刘少奇同志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刘少奇同志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那样悠缓地迈着方步，而且他一个人行走时，总是目不斜视，从来不和哨兵交谈。

最东面就是彭老总的办公室兼宿舍。他常常办公到很晚才休息，在办公的过程中，他习惯隔一段时间就到窑洞外溜达溜达，休息一下。而每次出来，他都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哨兵：“现在几点钟啦？”有时在黄昏或夜幕降临以后，公务不是那么急，他出来溜达，身边又没有别的首长或工作人员，他就会和哨兵拉一拉家常，例如问问是哪里人，参军几年啦，家里还有些什么人，部队生活怎么样，等等，可以说是嘘寒问暖。他好像特别喜欢年轻战士。但是在白天，或者人比较多的场合，他就不和哨兵打招呼了，而且一脸的严肃。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在彭老总的窑洞前，有一棵沙果树。在果实成熟的季节，沙果树的一个树杈被值勤的哨兵撅了下来，果实落了一地。彭总看到地上的果子，没有发脾气，而是和蔼地告诫警卫们要爱护公物，特别是要注意爱护老百姓的东西。我和许多警卫对此事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枣园的西边沟里，是中央社会部的机关，除了一室、二室外，康生、李克农等部领导，也住在那里。他们有事到枣园大院落时，都走院落西北的小门，那里没有布置岗哨。我们在这一带站岗时，感觉康生和李克农经常出入那个小门，而社会部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走的。

到了下半年，战争气氛更浓了。虽说党中央所在的核心地带，不可能马上和敌人的步兵有什么接触，但防备敌机的空袭和敌人伞兵的空降，却是一点也不敢懈怠的。那时警卫部队的一项重要训练，就是如何打敌人的伞兵。紧接着，住在枣园大院落的中央首长们，开始疏散到几个地方。毛主席先是搬到了枣园后沟，随去的我们距主席的住所只隔一道山梁，主席出入都通过隧道，经过我们住的窑洞，我们继续在外围保卫着毛主席。

1947年2月，毛主席搬去了王家坪，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毛主席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便于指挥已在各战场展开的战争。

04

“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晚了”

从3月11日到18日，敌人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

我们这个班回到连部所在地王家坪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都还住在这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几天里，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

每在敌机轰炸开始前，我们的连队就到驻地的前半山腰隐蔽。在这里，我们看到敌机投下一颗颗炸弹；看到架在各个山顶上的防空火器，向敌机射击，当部分敌机被击中后，其他的敌机便不敢无所顾忌地低飞了；还看到车队、骡马、驼队和长长的人流，越过延河向东面蠕动，这是在撤离延安。

当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撤离延安的决定时，中央警备团的许多指战员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延安，等于我们的首都啊，怎么能轻易让给敌人呢？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这里，是不是担心我们守卫不住根据地呀？于是，很多人纷纷表态：“我们要与延安共存亡，坚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让胡宗南占领延安。”

毛主席以十分精辟的论述，对当时许多指战员的疑虑和不解进行了说服：“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晚了。”他还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双十协定》就被他撕毁了，他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我们撤出延安，意味着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战争的转折点……”

1947年3月18日傍晚，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的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及其家属，包括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

城外，枪炮之声由远而近，杨家岭、大砭沟等处，一些敌机投下没有爆炸的燃烧弹，都被集中起来点着了，熊熊火焰照得几处通明……

可是毛主席还一直不肯走，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德怀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待了！”这才硬把毛主席逼上了车。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还有被毛主席、周副主席叫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毛主席、江青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带领的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那是美军观察小组走时留下的。周副主席和他的几个警卫，坐第二辆吉普车。我所在的班，成为保卫毛主席的两个班之一，我们坐着一辆美国造的中吉普车、一辆带拖斗的小吉普车紧跟在后面。

在我们后面，是警备团的骑兵连。警备团有三个特殊连，一个手枪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机枪连的机枪是苏联造的，是那种可以高射也可以平射的重机枪。其他的大部队有的是坐大卡车，多数是步行撤离延安的，他们早就走了。

此时延安城里已经不太安全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家枣园。而且风闻国民党的特务已经混进延安城来，开始搞骚扰和破坏了……

就这样，我从当初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领导人，到现在，又保卫着他们撤离了延安。（摘自《名人传记》 讲述/邬吉成 文/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