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京工人之家《2017年劳动文化美术馆交流》的序言,全文今天在此发表。作者陆途写过《中国新工人:失落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等作品,他的新作《中国新工人:女工传》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中国新工人的文化力量
国家统计局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人数为2.7747亿。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近3亿农民工中,8600万从事制造业,我们穿什么用什么都是他/她们做的;58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居住的房屋、道路、铁路都是他们修建的;2000万人从事家务劳动[2]。他们照顾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看不到亲人。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3]: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流动儿童3581万。他们在农村看不到父母,在城市享受不到公平的受教育权。
关于“新工人”的争论
“新工人”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概念。在中国,“工人”这个词带有历史的印记,说工人让人想起过去国企的工人。他们被赋予工厂和国家所有者的地位,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和工人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们想叫自己什么,有人说想叫工人,因为觉得自己做的是工人的工作。这个时候工人给工人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是工作的意思,不包括社会地位的意思,但我估计工人对这个词的偏好一定和它被赋予的社会地位有关。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工人正在消失,新来的是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开始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所以我们必须关注这2.7亿劳动群体的需求。在过去的30年里,是工作组数量的形成过程,所以未来几十年将是这个群体寻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代表这个群体需求和发展方向的词可能是“新工人”。随着“新工人”一词的诞生,其他新词也随之诞生,如:新穷人、新农民。
随着《中国新工人:失落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出版,“新工人”一词成为讨论新时期工作组的参考。我之所以选择使用“新工人”这个术语,主要是因为:
首先是一个与劳动内容相关的身份,用来区分国企的“老工人”。狭义上的“新工人”是指在城市工作生活、户籍在农村的劳动群体。第二,“工人”和“非全日制工人”这两个词差别还是很大的。历史上,“工人”一词被赋予了一定的主观意义,代表了一种作为主人的社会地位,而“兼职工人”更多的是指他是一个被雇佣的工人。第三,“新工人”是我们的需求,这不仅包括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工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括创造新的工人阶级和新的社会文化的冲动。这种诉求的本质不是做一个被资本雇佣的劳动者。那么,什么样的劳动和劳动者是我们的方向和追求呢?这需要在前进的过程中进行探索和实践,这是新工人文化实践的内涵。第四,我之所以不用“农民工”是因为:这个词有歧视性语义;还有,一个人一般不会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季节工除外;在出路和待遇上,如果用“农民工”这个词,是对“能来就来,能去就去”的制度安排的认可。
皮村文学组
对文化的理解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文化的定义。我们有保留地选择威廉姆斯对文化的定义[4]:“文化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它是日常的,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是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人才能拥有的体验;其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达或制约社会关系的系统结构、社会成员交流的独特形式”[5],最重要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们对此时此地生活方式的整体体验。所以,“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6],清晰却难以触摸,微妙却影响巨大,是一种感觉却能决定个人和社会的选择。
我们更喜欢汤普森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完整的斗争方式”[7]。我们处在一个全面胜利和资本霸权的时代。资本与人/劳动者的对立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所以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一个“文化战场”。
我们知道上面的定义比较抽象复杂,所以我试着用新工人的生活现实来解释一下文化的定义。农民工在工厂上班,没日没夜的工作,收入低,赚的钱不足以在当地买房,孩子结婚生子后也不能在身边生活。这些日常生活现实是以下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结果: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资本剥削劳动力)、家庭结构(家庭不能团聚、城乡分割),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工人、农民工在职场和社会中的交往。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思想非常混乱,感到痛苦和绝望,或者选择逃避和麻木,或者选择急功近利的成功学习和传销。这个时代的躁动、不安、断裂的感情,只需要亲身经历就知道原因,体会中间的感受,都是结构性原因(相对稳定清晰,这个时代有共性)造成的,这是我理解的一个人和社会的文化。只有理解了“感觉的结构”(不安、焦虑、绝望都是感觉,但这些感觉不是凭空产生的)才能理解文化是日常的(去工厂上班,上厕所需要领“请假证”;工人之间交流不多,休息时低头看手机。文化是社会性的。
有些工厂军事化了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什么是文化,我们也可以从分解的角度来思考。文化包括:文化主体、文化本质、文化现象、文化表达和文化目的。文化的主体是指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文化主体,例如,工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是不同的主体文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做工人就一定会有主观性。如果一个工人想当老板,工人拥有的不是工人文化,而是资本文化。这其实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就是说,劳动者已经内化了资本文化,丧失了主体性。
文化的本质是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这些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总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就像空空气中的氧气,海水中溶解的盐。
文化现象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全部:衣食住行,言行举止,一切物质创造,包括文化产品。
文化的表达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
皮村戏剧组
文化的目的是指:“文化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使用的人工工具。如果有一种需求是我们身体的自然生物功能可以满足的,那么在满足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添加人工工具。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文化。”[9]这个定义还是有些抽象。我试着解释工厂文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控制工人,提高效率,消灭人性。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式/工具有很多:流水线生产模式、层级管理、加班制、打破社会沟通空、让工人没有空闲时间等等。
积极创造新的工人文化
文化主体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文化创造需要主体。如果新工人的主体还没有形成,那么文化创造就无从谈起,主体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2008年,当金融危机威胁到数百万农民工的城市就业时,似乎没有人质疑这些农民工的目的地是农村,但最终返乡的农民工却短暂地回到了城市;2010年,我们发现很多职工自愿放弃社保,是因为觉得自己迟早要回国,申请社保是浪费钱。不到10年后,近几年,很多地方很多企业的工人为了还社保,维权。可见,农民工是用了近30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待遇。工作1年或10年后,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是工人。然而,工作了20年后,他们不禁思考自己是谁。我不是说工作20年才能固定身份,而是说无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要先思考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身份下争取合理的待遇。
文化创造的前提是面对自己,认清自己是谁。苏是《新工人阶级:文化与命运》中的主人公。郝敏1984年出生于湖南农村。他初中毕业,经历了很多坎坷。母亲自杀,被骗进传销,父亲死于车祸;换了很多工作;和女朋友交往也是很痛苦的,职场上的亲戚舍友都是堕落的,等等。郝敏在痛苦中挣扎,陷入沉浮的思想是:安心学习技术,成为自力更生的模具工人;不要做坏人;正常但正常;你必须有自信,才能被尊重。郝敏也许还没有找到出路,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文化状态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文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文化批判是积极文化的动力和过程。文化批判必须与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产生活相联系,必须被劳动者所理解和理解。努力让劳动者把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和社会进步发展联系起来。只有建立这种联系,个人和社会才有出路。现在,资本文化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破坏性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破坏性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反抗资本对人的控制和迫害的可能性在哪里呢?是关于人本身的。资本应该为了利益而“非人化”人,人作为人,在被剥夺人性的时候应该感受到痛苦,而这种感受痛苦的能力就成了人的希望。一个人要想建立主体性,进而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要努力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心理健康的实现从来不是看心理医生就能实现的,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
墨西哥马克思主义艺术家迭戈·里维拉的壁画展示了现代生产机械系统中的工人
新工人文化的建设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一个人的文化本质是什么?不是他/她说他/她是谁或者他/她说他/她想成为谁,而是他/她真正做什么,而是他/她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中,我们地大物博的祖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两次奇迹:前30年,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30到40年里,我们是全球市场经济下的世界工厂,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工人。基于这个历史前提,我们怎么看?从工资劳动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在新工人文化的实践中思考和创新新的劳动关系,这种新的劳动关系既不是国家制度中自上而下的保障劳动者,也不是市场经济中的雇佣劳动者,也许是:社会企业和合作模式下的劳动者,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和平等互助的劳动关系。从城乡关系和农民工的出路来看,新工人文化的思考不仅是农民工的出路,也是工人和社会的出路。“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国家”是农民工的尴尬处境,所以出路应该是反过来:“留得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同时建设城市和乡村。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赋予新工人的使命;其实城市现状并不乐观,也不一定是一个适合生存、发展、幸福生活的天堂。所以,即使继续留在城市,也要改造城市;农村的现状就更不乐观了。如果不尽快改变,将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因此,无论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农村,都要求新工人树立主体性和劳动价值观,发展和谐互助的社会经济模式。现在,我们在新工人中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创造。在农民工集中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公益组织的文化做法,如:修建工人合作公寓、工人图书馆和活动室、儿童活动室和补习班、父母班、女工合作社等。;我们也看到一些返乡青年的实践活动,比如成立生态农场、农村图书馆、农村淘宝店、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行为虽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却给新工人带来了一点希望,让大家觉得即使暂时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和社会环境,也许也能为下一代创造条件和可能性,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所有的农民工都有这样的期待,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像我们一样。
新工人剧团
引用
[1]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5年128940738.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中国的家政服务企业有近50万员工,2000万人,http://news.china.com.cn/2015-02/28/content_34912979.htm
[3]全国妇联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305/10/t20130510 _ 24368366 . shtml
[4]罗刚,刘翔宇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版,2000年1月,第二次印刷,2011年1月,第7页。
[5]威廉姆斯:《文化分析》,罗刚、刘翔宇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2011年1月第二版,第128页。
[6]威廉姆斯:《文化分析》,罗刚、刘翔宇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2011年1月第二版,第134页。
[7]“爱德华·汤普森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两篇长文,批评威廉斯过分强调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却抛弃了斗争、权利、意识形态和唯物主义等重要概念,从而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还将威廉姆斯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修改为“文化是一种完整的奋斗方式”。”摘自:倪伟《长期革命与我们的意识结构》,载于http://www.guancha.cn/NiWei/2013_02_03_124927.shtml,访问日期:2014年4月8日。
[8]刘永熙:《论经济与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4页,对文化的定义是:“它包括价值、思想和道德三个环节或组成部分。”
[9]费孝通:《中国农村的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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