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末期是什么时候】探索中国上古时代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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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科学新闻稿

徐州青铜李英、李英上面的铭文记载了武王克商人的信息。科学出版社提供图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可以向整个项目组、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交满意的答案了。”在科学出版社举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新刊新书初发仪式上，夏商周团大院士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百谦长松了一口气。

记者看到，用黄褐色的厚厚的书，封面上印有徐州青铜“李英”，546页，共83.6万字。

为了这本厚重的大书，很多人从年轻到鬓角都是雪白的。因此，以“夏商周团学专家组”签名的这本大书不仅浸透了200多名专家的岁月和心血，而且象征着中国学者孜孜不倦地探索自己文明进程的态度和精神。

好久不见，这张答卷

为什么会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和随之而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这要从中国文明的特点开始。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具有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它一直延续着，从未中断过。但是，我国古籍记载的上古正确年代，如果追溯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始——西周末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就存在分歧。这成为我国和世界考试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点。

到底有没有下带？夏天、上、周三一代的领域是什么时候？几千年来，历代学者都在不断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由于研究资料和手段有限，在一些关键方面始终没有突破。

“20世纪初，疑惑高派首先对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接着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取代了传统的金石学研究，为夏商周文明探索开辟了新的道路。计算机发明后，天文日历计算进入了前人无法比拟的快速准确的时代。核物理引入考古学领域后，碳-14年代测定法的应用对年代学研究大有帮助。”李伯谦回顾。

众所周知，碳是生命的基本元素之一。具有放射性的碳-14元素随着光合作用进入生物体内，按照一定的规律衰退(5730 40年后衰减到原来的一半)。生物死亡后，体内的碳-14不能补充，只能按照规律衰退。因此，可以根据生物有害体内碳-14减少的程度计算生物死亡的年代。只要得到可靠的标本，就能推断生物死亡时的年代。

随着年代数据校正手段的提高和加速器质谱(AMS)的出现，碳-14测量年度的高精度测量和微量样品的测量成为可能。因此，对常州历史纪年的分歧做出科学判断，重新评价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到了。

1995年，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和控制论专家、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宋健倡议，“组织科学界共同研究中国古代编年史问题”。次年5月16日，被列为“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的“夏商周团大工程”正式启动。

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大型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充满了人文和自然科学交织的魅力。

夏商周断代院士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秀华对记者说：“研究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通过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定、研究，以及其中相关的天文、历法记录、现代天文计算，估算其年代。其次，对典型有意义的考古遗址、墓地资料的整理和分割研究、必要的发掘、一系列样本的获取、普通法和AMS法的碳-14年代测定。

结果诞生了统摄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科学技术研修等学科的“超级”学术工程。参加者是全国32所高校、科学研究所、文博单位的200多名专家。

作为学术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算，并得出以下结论：西周烈王时代、武王克元年、对方后期武政以下王年、夏商界标志、贺大初年等。

那么，从《干本》到这一编的《繁本》报告，20多年来专家们做了哪些工作？

“进一步发掘夏末、商战、徐州考古遗址，为神州文化和徐州考古文化阶段和编年提供新的资料。建立河南龙山-新疆-内内府-伊犁河考古编年史。进一步深化殷墟甲骨兵器研究。确认徐州王年和金文力宝。”李白谦答。

李伯谦回忆说，简写的繁本报告草稿实际上很快就出来了，但交付了初稿。

给专家组，根据专家组意见对工程的9大课题、44个专题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补充，“时间就漫长了，大约从2005年进行到了2016年底。”拟出版的报告交给出版社时，时间已是2017年。经过对内容进行全面且精心的核实与校对，科学出版社才小心翼翼地将这本书交给大众。

因此，这份久违了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全面综合与总结，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和重要新进展。

穿越历史的迷雾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

具体而言，有四个目标：其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共10个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我们所做的就是穿越历史的迷雾，给夏、商、周的历史与分界划‘线’。”仇士华这样形容。

关于西周，文献记载颇为丰厚，而出土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无疑是划定王年的有力支撑。因此，工程专家们对西周列王在位时间的研究，内容颇为丰富。

关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王年，学术界已有定论。共和之前，含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工程均给出了“拟年长历表”。

其中懿王元年的推定，较有代表性。古本《竹书纪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学者们认为，“天再旦”是一次日出之际发生的日食，“郑”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的华县。根据现代天文学方法，经对公元前1000—前840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发现只有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的现场。由此，懿王元年被推定为公元前899年。

《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描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这段描述，便是“武王克商”。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武王克商的年份，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谜题之一。它是商与周的分野，象征着一个王朝的终结和另一个王朝的开始。

先辈学者也曾对这一年份做出探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历术推算”“证诸文献、金文历日”“累计王公之年”“回推天象”等方法，报告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了44种推断。

“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依据的，是对丰镐遗址出土器物进行常规及AMS碳-14测年，与此同时，根据典籍记载进行天文推算，最后与青铜上的金文对照，得出最终结论。

丰镐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是文王迁徙定下来的都城，一直沿用到平王东迁洛邑，作为都城的历史贯穿整个西周。

为了获得该遗址翔实的分期材料，承担“夏商周断代工程”“丰、镐址分期与年代测定”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沛西工作队，在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其中两个地层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依据。经过对相应地层出土器物进行测年，武王克商之年被限定在公元前1060年—前1000年之间。

专家组在梳理了《尚书》《汉书》《国语》等典籍以及利簋上的铭文中关于武王克商的天象记载后，发现了“岁在鹑火”“岁星中天”等关键信息。根据天文计算逐层筛选，提出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或公元前1027年三个方案。因公元前1046年与西周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也符合典籍中的多种描述，因此判断，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

依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思路，报告中专家组给出了一份“夏商周年表”，三代积年如下：

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一定会有质疑，但我们坦然面对质疑。争议本身，也是学术向前发展的标志之一。”仇士华说。

中华文明从未断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刘庆柱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于建立了有科学作为依据的夏代基本年代框架。

报告显示：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墓葬和青铜冶制作坊，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和骨角器。依据对出土文物进行常规碳-14测年，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在公元前1780—前1708年之间，第四期在公元前1557—前1512年之间。

专家组认为，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出土遗物来看，二里头遗址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当为一处都邑遗址，其延续时间，和典籍里提及的“斟鄩”作为夏代都邑的历史相符合。而且，学界对二里头文化是否代表了整个夏文化的发展过程尚无定论。换言之，二里头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依据典籍里关于夏代积年的记载和天文推算，以及对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AMS碳-14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终于公元前1600年。

这一结论，是对“夏代是否存在”等质疑的回应。

刘庆柱回顾，国际学界长期对中华文明存在偏见——在19世纪传教士足迹遍布中国时，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西风东渐”的成果；在中国本土发现彩陶器后，他们认为彩陶是域外文明输入中国的成果，直至夏鼐先生证明河南的仰韶文化早于甘肃的齐家文化，彩陶并非从新疆、甘肃输入中原，这种观念才被推翻；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方并不承认商代的存在；在甲骨文发现之后，又以没有发现更早的文字为由，否定早商和夏代的存在。

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对自身文明不断发掘、证实，不断体认的过程，刘庆柱感慨。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因此，建立夏商周年代学“标尺”，于古文明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于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言，意义也不言而喻。

“从现有的知识体系来看，工程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得出的结论是公允的、值得信赖的。”刘庆柱强调。

因为常规碳-14测年、AMS碳-14测年、天文学推算、金文历谱推算、典籍印证等方式相互结合，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是可以重复的，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而可以重复、可被证实或者证伪，正是科学的特征。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建设，起到了好的示范作用。”刘庆柱说。

李伯谦说，他们希望，对夏、商、周文明的研究，能继续深入下去。对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意见，他们给予认真关注。对于新发现、新观念带来的认识上的突破和新的研究前进，他们寄予热切期待。

（本报记者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