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春秋无义战”

孟子的“春秋无义战”

壹

现在我们解读历史，有时也是混沌、糊涂的。

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中，就对春秋战国时期可谓赞美有加。他认为春秋时代是“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认为这是一个充满“贵族精神”的时代。认为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断言：“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并且在文中列举了很多事例予以佐证，其中，最推崇的就是宋襄公。

环顾左右，我们大多数人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的有道社会，尔后，中国的道德水准是一步步走下坡路的。还以张宏杰的观点为例，他按历史发展将中国人的国民性“标签化”——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便流氓、奴化了。

但清晰的历史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威权跌地，王纲解纽，群雄争霸，在中国开启了历史上最长的动荡和战乱时间。据《史记》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计其数。”故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战国250多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此，《孟子．离娄上》一书曾这样描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以下略举几例。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魏军十万人几被全歼。前332年，秦攻魏，取雕阴，斩首8万。前293年，秦军在伊阙大破韩魏联军，斩首24万。前273年华阳之战，秦军再胜魏军，斩首15万。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俘虏40余万。而每一大仗，秦军自己也死亡几万人。

在这个血雨腥风、杀人盈野或盈城的时代，贵族精神在哪？人格清澈在哪？抑或说，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也注定不会蔚然成风，成为社会的主流。

对于春秋时代，汉代的董仲舒评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 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

很显然，在“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我们臆测其为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恐怕浪漫色彩太重，而有违历史事实，颇不中肯。

贰

“春秋无义战”，春秋时的战争到底不义在哪里？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的意思是，义战，必用天子之命，即“上伐下”是符合礼制的；“敌国相征”，则不义。注明一下，这里的敌国是指地位相等的国家，不是指敌对国家。

细究之下，孟子对“春秋无义战”的论断，原来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春秋，就是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

用现在思维和眼光看，仅仅以“礼乐征伐”由谁出而推断某场战争的道义，恐怕过于简单机械和理想化了。

其实，在历史上，在“成王败寇”的现实语境下，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 有时是“权柄”决定“话语权”。即所谓的“赢者通吃”。

譬如殷商的灭亡。《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开列出四大罪状：一是听信妇人的话；二是不祭祖宗和上帝；三是任用四方逃亡的奴隶而不用同宗兄弟；四是残暴地压迫百姓。除了第四条，周武王的讨伐理由实在有些牵强附会。不祭祖宗和上帝，那是人家的内部政务；任用逃亡奴隶而不用同宗兄弟，用现代的观点看，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周武王就是依据这四大罪状，并借上帝的名义（惟恭行天之罚）进攻商都，并在牧野大战中获胜。

但是，商朝灭亡前夕还是很强大的，只是强邻很多，如东有夷方，北有土方，西南有羌方等，商与之征伐不断。商纣王时，就曾对东夷进行过三次战争，最终纣王以其才干攻克东夷，捉到很多俘虏凯旋而归。不过，正是因为连年征伐，造成商朝国力相当空虚，结果周人趁虚而入，纣王甚至不得不让包括从东夷俘虏来的奴隶到前线阻击，牧野战场上的奴隶临阵倒戈，逼迫纣王奔逃到鹿台自焚身亡。

不过，在周武王伐商纣王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将周的“义战论”驳斥得体无完肤。

历史上有“不食周粟”的典故。商朝有个叫孤竹国的封国，纣王时期，该国国君立三子叔齐为继承人，国君死后，叔齐出走，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不敢违背父命，也逃走了。后来，两人相约跑到以“善养老”的周地，恰遇周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和叔齐不畏强暴，叩马谏伐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的随从想杀了他俩。姜尚阻拦说：“此二人义人也。”周灭商后，伯夷、叔齐两则坚守道义，“义不食周粟”，隐居到首阳山之下采薇而食，最终饿死。

很显然，周人克商，“以臣弑君”，原本也是不义的。但是，历史一直将周灭商视为正义，理由就是纣王无道啊。既然无道，天下共诛，也就符合了天道。

中国人读史，是有惯性思维的，历史观存在问题，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意识，对正义二字的认识相当模糊，漠视社会规则与秩序。

譬如我们读《三国演义》，内心情感往往倾斜于蜀国，揪心牵挂刘备、诸葛亮、张飞、关羽、赵子龙等人物的命运的跌宕起伏。对曹操、周瑜等人物则多是排斥和鄙夷的。但是，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不过想拼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兴复汉室”干嘛呢？不过是让扶不起的阿斗刘禅及其子孙们坐上皇帝的宝座，而这与百姓福祉何干？与正义何干？

读《水浒传》，最钟情的是梁山好汉秉承的“义”字。的确，书中描写的108“好汉”中，有嫉恶如仇、除暴安民者，但也不乏有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者。官逼民反，可以看作一种历史的无奈，但也不能因为“反朝廷”，而可以无限包容有些人性的泯灭以及对规则秩序的破坏。权且不论宋江杀妻、武松杀嫂，就说孙二娘和张青吧，开着一等一的黑店，谋杀过往客商，劫财劫物，把人肉做馅子包馒头，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渣，历代竟然还能将其视为义侠和英雄，岂不是咄咄怪事？这只能说，有些中国人不但历史认知畸形，而且集体性三观不正。

书归正传。从历史看，弱肉蚕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不仅适合自然界，也适合人类社会。用丛林法则审视春秋战国的征伐与兼并，春秋自然就“无义战”。

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建立到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历时275年。建国初，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稳如泰山，各被分封的诸侯一是翅膀不硬，势力不强，二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要么很近、要么与君臣关系如同蜜月。这就如同一个大家庭，主家的父亲还很年轻，膀大腰圆，他的孩子们虽然众多，但都很年幼，而且敬爱长辈，所以，这个“父亲”能威慑住“儿子”们。即便兄弟间闹出一些矛盾，“父亲”也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势力从中斡旋调和。

但是，一百年、二百年甚至近三百年之后，姬姓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渐行渐远，因立功被分封的诸侯子孙也早不知“感恩”为何物。尤其是，时移世易，周天子威权渐失，而诸侯实力渐强，甚至敢于与天子逞强叫板，那时那刻，华夏大地的“家长”就形同虚设，秩序没了，家里的秩序也就乱套了。那么，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中原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蛮夷之间，必然会摩擦不断，战争连连。

审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肇因，主观因素无非是，为称霸而大搞军事扩张；为夺权而陷入手足相残的内乱；为掠夺土地、人口和资源而兼并，以及各种各样的复仇等。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在其所著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写道：在整个春秋时期，楚国主动发起的战争有111次，晋国有90次，齐国有70次，秦国有44次。仅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齐桓公灭了35个诸侯国，晋献公灭了17个，秦穆公灭了12个，楚庄王灭了26个……大国图霸，每一个小诸侯国被覆灭的背后，绝非是温文尔雅的劝降，或是武力胁迫下的臣服，而多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杀戮，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譬如，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发兵攻打宋国，围困宋都5个月，当时城里的宋国人易子而食，拿人骨当柴烧。

因为内部夺权，郑国、楚国、晋国、鲁国、齐国等诸侯国，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君臣相斗的案例俯拾皆是。如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之间的征伐，是赤裸裸的你来我往的复仇之战。晋国伐灭曹国，起因仅仅是晋文公落难途径曹国时，曹侯未对其以礼相待。楚庄王起兵灭息、薛两国，仅仅是为了一个叫息妫的美姬……总之，春秋时期的战争起因五花八门，颇为狗血。而任性的战争背后，代价却是人骨的堆积，以及百姓生活的颠沛流离。

由于各诸侯国土地、人口和资源有限，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模也比较有限，其最大特点是，每场战争伤亡人数不大。清人顾炎武在研究春秋战争后说：“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杀人累万者。”虽然孟子强调“春秋无义战”，但比较于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春秋时期战争规模小，还有一个原因，在那个时代，有资格参战的都是贵族，最低层次的起码也是士，而普通平民和奴隶没有资格参战。“战士”一词就是怎么由来的。直到春秋后期，秦国推行奖励耕战政策，执行征兵制，平民和奴隶才开始逐渐取代贵族成为战争的主力。所以，历史上一直认为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贵族之间的“竞技”，血腥中也夹杂着温文尔雅。回望春秋时期的角斗场，往往会“看见”一国国君横立于战车上，挥舞长剑，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至今摆放在湖北博物馆里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当年可不是他们随身佩戴的饰物，而是用来在阵前斩敌首级的带血武器。

现在不少人质疑，孔子会武术吗？一些诸侯会骑射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在相关章节中一一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叁

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并判断其是否具有正义性，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孟子提出“春秋无义战”观点外，还有很多。

譬如楚庄王。

公元前597年，晋、楚争霸中原，在邲地经过一场战争后楚庄王一战而霸。邲之战结束后，一位叫潘党的部下向楚庄王谄媚说：楚国战争胜利了，应该建立“京观”(类似今天的一种纪念碑)，以告示后代子孙，不要忘记国家武功的强盛。

楚庄王的一番回答，可谓较早地提出“止戈为武”的军事哲学思想，他回应说：“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从文字上看，“武”是“止”、“戈”两个字合拢而成的，上面是“戈”，下面是“止”。意思是说，以战止战，目的是用战争来阻止战争。因为在庄王看来，用尸体堆积起来的历史“丰碑”，是残暴的，根本无益于消除战争。所以，面对属下提出的建立“京观”建议，他感喟：“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

再如墨子。

墨子，名翟，墨家学派创始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号称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圣人。他认为战争是杀人的机器，是政治的延续，不是为了权力，就是为了财物，它的掠夺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战争方面他主张“非攻”，即谴责进攻性战争，反对侵略性的战争。

墨子还提出，“当察乱何自起，起不想爱”……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也故认为：“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若使天下人兼相爱……则天下治。”（《兼爱上》）

他进而提出：“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做贱，诈必欺愚。几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

可见，墨子提出的“兼爱”和“非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墨子以“兼爱”为根据，提出了一个“七不”准则，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这“七不”准则可视为历史上最早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

在丛林法则主导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主张再好，也只是一种理想罢了。但墨家提出的珍惜生命、热爱和平等思想，为后世赞赏为“仁德之心，天地可鉴，昭示千古”，至今熠熠生辉。

还如老子。

道家素来主张“无为”，崇尚“小国寡民”社会，但对于战争方面也有很多颇有见地的论述。老子主张怀柔反对“争”，要学水之不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不过，老子也不反对“作争”，甚至大谈“兵道”。他认为，“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毋以成功。”意思是，争，比如引发相残相伤，不值得鼓励；但是，一旦形式逼迫，相争相斗无法避免时，只有无畏无惧地迎上去，接受挑战，这才叫顺应天道和情势。

争，则用兵。老子强调用兵要“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本伐》把天下之用兵者分为三类：

诸库臧（藏）兵之国，皆有兵道。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所胃（谓）为利者，见□□□饥，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之，唯（虽）无大利，亦无大害焉。所胃（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宵。所胃（谓）义也，□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攻）天下，万乘（之）主□□希自此时始，鲜能冬（终）之，非心之恒也，穷而反矣。所胃（谓）行忿者，心唯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成功而无以求也，即兼始逆矣。

其大意是：蓄兵征战的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用兵原则。这些用兵的原则归纳起来有三类：有为谋利而征战的，有为道义而征战的，有为逞泄愤怒而征战的。

对于这三类用兵，道家学派认为“为谋图利益而用兵”，“无大害”；“为正义而用兵”，譬如讨伐他国的叛乱和禁止君主的暴行，这是正义之战。为正义而战，人们都会为之献身的。为“逞泄私愤而发动战争”，不仅不符合用兵之道，而且最终也必败无疑。

对于战争的审慎思考，《孙子兵法》开宗明义，首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现存兵书中，人们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慎战思想。《孙膑兵法》也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

……

还好！虽然“春秋无义战”，但诸子百家思想家们都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并形成“义战”、“非攻”、“兵道”等思想，对当世和后世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些思想甚至一语成谶。譬如大秦帝国。

《孟子》云：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秦国虽复“履至尊而治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可是十余年就灭亡了，可谓短命王朝。而汉之后，则接受黄老思想，力推与民休养政策，则成四百年之治。对此，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写道：“中国人可谓为能守的国民，而绝非能战的国民，墨家之教也。后此两千年间屡蒙异族侵暴者以此，虽蒙侵暴而常能为最后之光复者亦如此。若其因侵暴光复展转相乘，而同化力愈益发挥，民族内容愈益扩大，则文化根柢深厚使然也。”

肆

众所周知，瑞士为永久中立国，自1815年以来一直奉行中立政策。瑞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依然采取中立政策。虽然欧洲是“一战”和“二战”的主战场，唯独瑞士基本上没有遭到炮火洗礼。

上帝为什么垂青厚爱这个弹丸小国？事实当然不是。1971年，瑞士的军事战略，自谓“刺猬战略”，即不会主动进攻，但遭到侵犯时，可以凭借长满刺的特性免受伤害。瑞士虽然保持中立，但和平是要建立在随时准备打仗基础之上的，为确保自身安全，瑞士通过“全民皆兵”的方法，建立和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瑞士全国平时虽然只保留3500名职业军人，但战时可在48个小时内动员35万以上受过正规训练的民兵参与作战。而且国防开支一度占财政支出的10．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在瑞士，几乎家家都拥有数量不少的枪支弹药，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军火库，如果外敌入侵，绝对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战初期，XTL不是没有滋生过攻打瑞士的想法，只是，瑞士在两天内就迅速动员了43万大军进入作战阵地，显现了坚强的防卫作战能力和决心，加之德国因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因而放弃了入侵瑞士的意图。

正所谓，“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此处省略几十个字)，有一句话振聋发聩：“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落后就要挨打！一个国家国力不强，军事力量落后，就没有充分的底气和能力保国安民，维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