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谋吗?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谋吗?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

张杨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官修现代史的解释历来是，他们爱国心切，眼见蒋介石不抵抗，是以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因此，西安事变乃是爱国行动。蒋介石本不想抗日，是被这爱国行动逼迫得同意了。因此，不但我党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就连张杨也敬陪末座，捎带着成了民族英雄。

近年随着史料披露，西安事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杨奎松教授梳理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作了缜密全面的研究，对若干众说纷纭的谜团作了翔实考证，在近年出版了权威性专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该书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我党的政策策略改变，非常值得细读。

要知道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还得简单回溯一下时代背景。

一、从“以革命止瓜分”到“以抗日为倒蒋”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战略，便是“分而治之”，使得中国永远处于内乱之中，无法获得统一国家具有的起码国防能力，以便其从容蚕食鲸吞中国。如同英国历来的欧洲政策是支持欧洲大陆上的次强国家反对头号强国一般，日本的中国政策，就是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统一。一旦出现了某个强人一统天下的苗头，日人就一定要扶植对立面，破坏这趋势。

此时日本已占领了东北全境，进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很明显，救亡图存的一线希望，全在于把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动员组织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倾全国之力御侮，结束胡适说的“中国只有省防没有国防”的可笑可悲局面。这就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这本是人类常识，凡有常智者都能理解。

统一国家的努力必然要引起割据称雄的军阀们反抗。最方便的倒蒋策略口号当然是“抗日”。1933年4月，蔡廷锴秘密出任“西南抗日军”总指挥，其目的据胡汉民说是“以抗日为倒蒋”（2）《塘沽协定》签订后，萧佛成致电胡汉民，告诉他游说陈济棠的理由是“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3）

“抗日”之所以能成为“倒蒋”的最方便借口，是因为蒋介石乃是名义上的全国领袖，必须对全国负责。在“安内”任务完成前，“攘外”根本没指望。因此他只能对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必然要授地方军阀以口实。他们不是中央政府，自然不必承担激进口号或行为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再怎么作秀都没问题。

二、少帅的心事

民族英雄张学良一枪不放，拱手让出东四省，逃入内地后，他一直在处心积虑地保持实力，但东北军进驻西北负责围剿红军后，被红军歼灭了两个师，蒋介石随即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并拒绝了张提出的抚恤阵亡师长的请求。张因此怀恨在心，认定蒋藉红军之手消灭他的私人武装，准备与蒋介石武力摊牌，在西北独霸一方，为此与我党秘密建立了联系。1936年4月27日，中共密使刘鼎向中央汇报了少帅的心事：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的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X’、‘抗X’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开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12）

这意思是说，张学良想把他驻防的西北地区完全拿下来，并谋求向东发展。眼下他假装老实，抓紧时间将袍泽训练为强悍打手，并联络各地反蒋势力。为此他已经打出了“爱国”“抗日”的招牌，这是为了使蒋介石无法公开反对他。与此同时他还准备武力反抗中央，实现西北割据。

这计划中哪有一丝抗日的影子？少帅自己说得明明白白：他图的是在丢了东北王的王位后，变成过去那样独霸一方的西北王，之所以要喊“爱国”、“抗日”的口号，乃是为了“使大老板无法公开反对”，莫非这就是爱国主义？

那么，如此不可告人的心事，张学良为何会告诉中共密使？张国焘说穿了这秘密：

“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13）

所以，中共的力量虽然非常弱小，但它是苏联在中国的独家代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早就证明，“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张学良岂有看不见之理？东北军的饷械全来自于南京政府，要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治下独立出去，在西北割据，没有苏联的鼎力协助根本就不可能。

伟大领袖在得知张学良的心事后，立即给予全力支持。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而斗争”的行动方针，其基本步骤是，以抗日为号召，联合东北军，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他强调说：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是可能的，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后面这点尤其重要。我们不要“光荣的孤立”，我们可以和宁夏、新疆、外蒙联系起来，与苏联结成联盟，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指出：“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以西北为根据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这是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的前沿，提出“保卫西北”的口号，并把它和“保卫中国”联系起来，足以号召群众和“反对贼子日本、蒋介石。”（14）

毛在此揣摩斯大林圣意，告诉战友们：1936年3月间苏联和外蒙签订共同防卫条约，那其实就是告诉中共，你们也可以效法外蒙搞独立，一旦把中国西北割裂出去了，我们就会向对待外蒙那样，和你们缔结攻守同盟。那时南京政府要来平叛，必然被苏联政府视为对苏联的进攻。有了苏联人强大的武力保护，中共当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么做在策略上也很有利，因为西北接近华北，处于民族危机前沿，以“保卫西北”、“保卫中国”为口号，能起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作用。这就是伟大领袖策划的“西北大联合”。

周恩来旋即带着这“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的“西北大计划”前往延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获得后者完全同意。双方商定于1936年9－10月间两军共同组成“西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抗日反蒋”为号召的“西北国防政府”，推张学良任这个“政府”的“主席”兼“抗日联军总司令”，由中共任副职（15）。陕北中央随后向红四方面军通报了这计划的中心内容：“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16）可见，这拟议中的“西北大局面”是一个具有外交缔约主权的外蒙式苏联保护国，与“满洲国”的区别只在于宗主国不同。

毛深知这伟大战略构想的实现前提，是苏联的鼎力援助。在上引报告中，他强调指出，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环，并且有特殊条件，即中央和红军都在此，同时还有东北军，又接近苏联，而后面这点尤其重要，一语道破成功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武力援助。为此，他把“打通苏联”当成中心任务，向红军将领下令：

“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是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全军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者（17）。”

伟大领袖还针对军阀们的心理对症下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据张国焘说，毛曾向他自承，“他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18）

所谓“买空卖空”，无非就是将独家代理身份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向军阀们确保发难后必将得到苏联的援助。毛泽东等人在和军阀们秘密联络时，一定要把这条抛出来，如向张学良保证：“打通苏联后，那时跟我们来的还多着哩！”（19）；向杨虎城保证：“国际援助不成问题”，“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方式与方法则按具体情形决定”（20）；向宋哲元保证：“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也”（21）；向阎锡山保证：“某方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22）。

这就是少帅的心事。他觉得，在蒋治下他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但再无往日风光，军队还有在剿共内战中耗光的现实危险，而一旦傍上苏联，他就能当上西北王，重温“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是他获释后接受传媒采访、缅怀当年的辉煌时说的话）的东北王风光。若苏联能如同援助孙中山、冯玉祥、盛世才那样援助他，飞机大炮滚滚而来，则他便如毛所言“立于不败之地”：退而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籍苏联强大武力自保，如“满洲国”一般，令中国政府莫敢谁何，进而可以作为苏联代理人东进开疆拓土，席卷华北乃至江南。若有可能，还可以与苏军共同向日本人开战，收复东北，统一全国，风风光光地当一回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或许就是为此，他那“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的人才会转而选择另一种极权主义，提出入党申请，而我党也向着他张开温暖的怀抱，在秘密通讯中亲切地称他为“同志”，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准备批准他入党（24）。

蒋和张的根本分歧，除了张力图保存东北军的实力，而蒋主张统一引起的权力斗争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对共产党的态度。张不是恨蒋“不抗日”，而是恨蒋剿共。直到临死，张都对中共充满好感，认定他们代表了中国希望，甚至自称共产党员。这除了对极权主义铁腕人物的私心倾慕之外，显然还有更实际的考虑，那就是靠苏联加强实力，巩固提升地位。既然如此，中共这独家代理当然是得罪不起的，只能唯中共马首是瞻。过去中共要他反蒋，他就反蒋；中共改口说蒋是统战对象，他当然也要跟上，甚至自荐拉纤说合。如果国府同意联共，则他作为荐头也自然少不了好处。

三、半流产的“西北大联合”

1936年6月间，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举兵反抗国府，两广事变爆发。中共兴奋异常，立即派人与两广军阀和宋哲元联系，并决定“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和配合这一发动”，创立“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统一战线”，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的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8）。伟大统帅毛主席确有战略眼光：蒋介石此时正调集重兵，全力对付两广，如果西北和华北军阀同时大规模发难，则南京政府很难挺过去。要搞垮国府，此其时矣。

然而少帅却无视中共的催促。他深知西北贫瘠，无法跟富庶的广东相比。东北军全靠南京政府提供饷械。若举事后苏援不滚滚而来，则不仅无法抵挡中央军的飞机大炮，就连几十万大军也迟早要断炊。因此，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事前落实苏联的态度。中共中央也很体贴他这隐衷，不但特地派出邓发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安排援助事宜，而且还专门在1936年6月向国际报告中特别提出，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饷械就将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的资助，以及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和各种弹药（29）。

正因为少帅深知苏援是成功前提，因此他在1936年8月间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条就是：“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30）毛泽东立即回电给密使刘鼎，明确表示中共原则上同意。政治局还在8月10日专门开会讨论了此事，决定“打通苏联的意义是伟大的，应放在第一位“，它是党和红军目前阶段的基本任务，党的所有工作均应围绕它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此后毛泽东等人还特地致函张学良，明确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先打通苏联，再在九月份发动（31）。

获得苏援，按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莫斯科是同意的。九一八事变前，南京政府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铁路，得罪了斯大林。苏联不但因此发动对东北的武力进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铁路事件，而且与中国断交，不遗余力颠覆南京政府。1936年4月，共产国际为中共代表团制定工作计划时，明确规定近期以争取东北军、晋军与红军停战为主，以后则要争取“组织抗日联军，以西北为中心”建立“反蒋统一战线”（32）。这就是毛泽东策划“西北大联合”的灵感来源。直到1936年7月，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中央下令：“应设法取得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但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33）。

但随着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迅速土崩瓦解，斯大林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从来是沙俄和日本争夺的重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独霸了全东北，激化了苏日矛盾，苏联开始寻求改善中苏关系。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向苏联大使提议两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两个月后，苏联政府明确表示，愿意与南京政府讨论军事互助问题（34）。

因为有可能与南京政府修好，斯大林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扶植反蒋势力推翻中国政府的计划。正当“西北大联合”的发动进入倒计时之际，共产国际却突然于1936年8月15日向中共下令：

“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本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寇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35）

中共当然只能紧跟着上级作180度大转弯，次日中央当即作出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联蒋抗日”（36），此后王明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根据国际现在的指示，只能争取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没有南京参加，则不行的”，“若只组织一部分国防政府，则变为内战政府”（37），正确指出“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只能导致内战。中共中央随即正式发布指示，宣称“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38）。

然而滑稽的是，莫斯科这一重要命令，中共竟然不传达给张杨。毛泽东虽让潘汉年告诉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但他却把中共之所以作出这一重大政策转向，说成是因为南京在对日政策上有了切实改变，因此政策重心应当是联蒋抗日。就连这委婉的说法，潘汉年都没敢去向张传达，盖他刚刚才把张鼓动起来反蒋，突然又要他去反过来游说张联蒋，实在是难以开口。幸亏张学良自己听到了国共秘密和谈的消息，不待潘汉年从苏区归来游说他，便主动向中共表示赞成这一新方针（39）。正因为张学良主动转了弯子，中共不必再向他解释政策转变的真正原因，他便始终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莫斯科仍未放弃“西北大联合”计划。中共突然改变态度，并不是因为莫斯科不再支持西北独立，而是因为蒋介石放弃了剿共政策。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坚持“打通苏联”的内战助长了张学良的错觉。“打通苏联”本是“西北大联合”计划的成功关键和重要操作内容之一，中共和张学良曾为此多次会商过。如上所述，张8月初制定的联合行动计划第一条，就是让红军“立即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但在莫斯科来电命令联蒋之后，中共还在9月中旬至10月底发动了宁夏战役，试图取回苏联在外蒙边境为中共准备的一千吨军火。该战役失败后，苏联又改到新疆送货，专等西路军去取。这些事张学良全知道，当然会误以为“西北大联合”计划还在进行中。

更严重的是，“苏联援助”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张注销了的支票，伟大领袖却还在用它“买空卖空”。

10月间，张学良与阎锡山密谋“逼蒋抗日”。据张向中共的通报，阎拟请蒋“联红抗日”。如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东北军、红军全力抗战，并将绥远省的五个县给红军。但他最关心三个问题：苏联能否批准中国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苏联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与晋军；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指挥。张学良当场向阎拍了胸脯，声言“俄已计划在开战时，空军能一次运送一万兵到敌人阵地后。”事后他转告叶剑英时，叶竟然对阎的问题作了肯定答复。不仅如此，当叶剑英将此事汇报给中央后，毛竟然回电让叶通过张转告阎锡山，“某方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22）。从表面来看，这话似乎没有说死，然而却再次强化了张原有的误会。任何人处在张的位置，都只会以为中共当尽力帮助阎锡山得到苏援，就算老阎得不到，自己是毫无问题的。

在反复得到“国际援助不成问题”的保证后，张仍未能完全放心。以他轻率冲动的性格，这次做事倒堪称把细。11月5日，他请叶剑英捎去亲笔信，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特别关注中共获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这分明是再次向中共落实，与蒋翻脸后苏联能否提供他所需的援助。毛周绝不至于看不出这意思来，然而却回信表示对张的想法极为理解，但西路军难以接应苏联从新疆提供的援助，请张派于学忠部协助西路军前往新疆“办货”，越快越好，云云。张学良随即电令在于学忠为红军提供协助，并回电中共，说“惟货尚不能满意”（40）。

至此，张最关心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落实：中共已经证明自己并非空手套白狼，确实说话算话，具有良好信誉，不仅按他在8月初制定的联合行动计划发动了旨在打通苏联的宁夏战役，而且证明了自己确实能够弄到苏援。张给代理商的答复非常耐人寻味：“惟货尚不能满意”——只是货还不能让人满意，这儿的“惟”表示了美中不足，“尚”表示了对将来改善供应的期盼，而“满意”当然是以东北军而不是红军的标准作出的判断。它的准确解读是：这次没有送来我需要的飞机、重炮、坦克等等，堪称美中不足。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西北大联合”尚未正式发动，希望发动后苏联能履行前言。

这就是张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前提，这信心是我党给他的。在他想来，他不过是按双方制定的联合行动计划行事，发动了得到莫斯科批准的“西北大联合”工程，事发后，苏制飞机大炮坦克定当滚滚而来。直到事变发生后，苏联官方媒体强烈谴责张学良，他才开始得知苏联的真实态度。

然而即使到了此时，中共还要误导他，不但不向他传达共产国际早在8月15日就下达了的命令，而且在他听到苏联的官方反应后致电中共中央，询问共产国际的态度时，还要说什么“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更糟糕的是，毛泽东在向张传达共产国际12月20日来电时，竟然删去了关键的第一条：“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向他传达了其余部分（41）。

这结果就是延续了张杨的错觉。张学良和周恩来12月22日接连致电中共中央，明确主张迅速公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周恩来还强调指出：“西北联合局面张杨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此举必能“坚定内部”，他还建议推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42）。这与原来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相比，只是将 “西北国防政府”改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然而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名称改变，连毛泽东都承认，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等于成立事实上的政府。只是因为中共怕失去“第三者”的地位，才拖延着没有公开宣布（43）。

张杨的错觉是在事变发动后才逐渐消散的，但问题是他们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只能尽量利用手中的人质，谋求全身而退。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仍未放弃西北独立的幻想，将同意成立“三位一体”（芦注：张、杨、共一体）的军政委员会与抗日联军，当作释放蒋介石的条件（44）。甚至在张学良随蒋介石回南京失去自由后，退而谋求“西北半独立”仍然是杨虎城的奋斗目标，只是因为中共方面已经决定放弃成立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想法，不愿与南京作战，他考虑再三后才决定做中共政策的牺牲品，拥蒋抗日（45）。

这些事实雄辩地表明，张杨确实把发动西安事变当成执行“西北大联合”计划，目的是谋求西北独立。哪怕在发现苏联不支持后，谋求西北半独立仍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直到中共临阵抽腿，不愿与南京作战，他们才改以“逼蒋容共”为诉求。从头到尾，西安事变和“抗日”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历史的滑稽：西安事变其实是“半流产的‘西北大联合’”。所谓“半流产”，乃是神经中枢莫斯科业已取消了原来的指令，而执行终端张学良还在忠实执行它。之所以出现这种怪事，乃是中共那传导神经未能忠实地传达那指令，干没了最关键的信息。

这历史的误会当然主要是我党造成的，但莫斯科也难辞其咎。斯大林猜疑成性，一直在记着中东铁路事件的仇，怀疑张学良是日本间谍，因此不顾张学良的多次尝试，拒绝与他来往，而是坚持让中共作独家代理，而且还要中共提防张学良（33），甚至为中共准备批准他入党而严厉警告中共：“不能把张学良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吓得中共放弃了吸收张入党的打算（46）。如果斯大林像对待宋庆龄那样对待张学良，与之建立直接联系，则信息也就不会因中介转达失真，西安事变也就不会发生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吞没了最关键的信息也未便深责。作为政治势力，我党当时唯一的份量就是苏联独家代理的身份。毛泽东所谓“买空卖空”确为实事求是之论。天下哪有告诉客户原有订单无法兑现的推销员？要和唯利是图的军阀们结成统一战线，唯一能打动他们的当然只有俄饷俄械，因此明知是吊销了的支票也得用。更何况大老板自己就在朝令夕改，发送容易使人误会的信息——明知“打通苏联”乃是“西北大联合”计划最关键的一步，却在取消“西北大联合”之后仍向中共提供军火，这就不能不在顾客心目中强化既有的错觉。

在整个这档子“狗爬楼梯上猫当”的烂事中，最令人佩服的是周恩来的辩才与个人魅力。据张学良后来回忆，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他终生生活在周的个人魔力之下，至死是个铁杆周迷。

被好总理迷倒的又岂止他一人？杨虎城直到事变后黯然出国前夕，仍然以为西安事变不成，是因为日苏竞相拉拢南京，而苏联为自身利益出卖了西安，压根儿不知道不知道莫斯科早就取消了“西北大联合”计划，不是苏联出卖他们，而是中共欺骗了他们。所以他还特地对好总理说，共产党确实够朋友，他以后一定“保持与共党红军作朋友”（45）！

最精彩的还是张学良失去自由后，好总理凭三寸不烂之舌，从容应付东北军少壮军官抗议的精彩表演。此事杨奎松教授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有记述，但极为简略（47），据张国焘说则是：

“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几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哄，张少帅的生命就会没有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48）

很明显，张国焘只可能从周恩来或其他人那儿听到这段轶事，但这记述仍有相当可信度。“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云云，确实是周反复向东北军将领和杨虎城等人作的保证，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以致杨虎城明知自己成了中共政策的牺牲品，仍然表示“愿做共党朋友到底”（45）！

和好总理比起来，《战国策》上的张仪、苏秦，乃至《三国演义》上“舌战群儒”的诸葛亮又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