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乡下老婆怎样，听听蒋介石文胆怎么讲

万冰如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她是谁。即使她的丈夫陶希圣，在1949年之后也很少被提及。但是，当年围绕着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件，却震惊整个世界。这个事件，就是史学上所称的“高陶事件”，又称“小西安”事件。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早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食货派”史学的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弃学从政，中间一度参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过程中，逐渐认清“和平”与“卖国”之间的区别，幡然醒悟不做亡国之奴，在杜月笙帮助下逃离上海来到香港。与高宗武一起，于1940年1月22日揭露汪精卫卖国条文，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陶事件”。后来返回重庆，担任过《中央日报》总主笔、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等职务，后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被称为蒋介石文胆。

“汪日密约”一公布，一时轰动海内外，各大报纸纷纷登载。对汪伪政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当时的周佛海最为伤心，他认为陶希圣、高宗武逃走一事不值一提，但是暴露密约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纷纷从双腮落下，却不去擦拭，唯有仰天长叹。并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试听。高陶两动物，今后势必杀之也。”

而“高陶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也离不开万冰如在背后的支持。那么，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民国女性普通又不平凡的一生。

幼小定亲嫁入陶家，开始苦难生活

黄冈风俗，男女幼年定婚，一切由两家家长做主，到后来无论男方是残疾、白痴、成器、不成器，无论男方是贫是富，只有听天由命。这就是所谓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作为黄冈的两大书香门第，万氏与陶氏世代通婚。当万冰如仅一岁时，两家老人即定下了婚约。16岁时，万冰如嫁入陶家。这一年，陶希圣19岁，刚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一年级。

在还没进陶家之前，万冰如的心里就有了准备。还在待字闺中之际，万冰如就已经知道陶希圣之母揭氏的厉害。每当她不听话之际，母亲就吓唬她：再不听话，送你到揭二娘那打死你。在结婚的那天，万冰如的母亲看到自己将要出嫁的女儿，即高兴有担心，含着泪告诫爱女：“公婆的话要听，小姑的气要忍，不许争，不许辩。”

自幼熟读《班昭女诫》的万冰如，听到母亲的话后，心里默默地想：做媳妇侍奉公婆是非常不易的事，侍候小姑更难。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切只能忍，如此，心也就能定下来。无论在陶家受什么气，背什么冤，都要忍下来，不能哭。

陶家的观念跟别家的不一样，别家将媳妇当成自己人，陶家却将出嫁的女儿当自己人，自己的媳妇反而是外人。关于这一点，陶希圣的父亲反复地告诫揭氏。可惜她曾未听过，一味地亲近自己的女儿，虐待自己的儿媳。

之所以用虐待二字，那是因为其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万冰如在陶家的苦难。万冰如不但小姑子难伺候，最要命的是已经出嫁的大姑子，简直是揭氏的一个翻版。一年到头，只有过年五天回婆家，剩下的日子里都在娘家度过。这时候，万冰如不但要侍奉公婆，还要侍奉大姑子及其子女。

陶希圣结婚之后，返回北大继续学业。陶家规矩：午饭开在大厅的桌上，公婆与小姑们围坐，吃完饭，大家各自回房，媳妇再吃饭。到了晚家，请了公婆的安，才得回房，备明天公婆早上吃的点心。五更天气，起床梳头，以便清晨上房问安。

陶家重儿轻女观念很重，万冰如生下女儿骊珠之后，因接生婆手段不高明，更不卫生，产后发炎。这时陶家发现生的是个女孩，无人再去管万冰如。此刻，她一个人独自躺在床上，发冷发热，周身疼痛。婴儿饿了啼哭，而万冰如此刻并没有奶水，只得挣扎着起来，用棉花蘸点水，喂孩子止哭。此时，口干舌燥的万冰如多么想喝一口热水，偶然听到窗外有人走动之时，万冰如请求对方拿点开水进来，但并没有人应理。

婆婆揭氏和万冰如的大姑子在干什么？打牌逍遥自在去了。打完牌归来之后，将万冰如母亲送来的三十只鸡，让厨房一只只给炖了，婆婆大姑子外孙吃得有说有笑。本来，这是万冰如的母亲体贴女儿，让她在月子时喝鸡汤补身体。殊曾料想，万冰如得到的只是一两块鸡肉，而且还冷冰冰的，只得喝两口鸡汤了事。而这，就是万冰如一天的饭食。

生了女儿，在万家是一宗大罪，而万冰如又连续生了两个女儿，更是罪上加罪。1921年，陶希圣暑假归家，得了疟疾。高烧迷迷糊糊之际，神经错乱，脸色苍白，拿一条束带绑在自己的脖子上，用两手使劲地拉。此时正在远处做鞋的万冰如赶紧喊揭氏，揭氏进来之后，不帮着万冰如拉陶希圣的手，反而用力捶打其脊背，一边打一边骂：“你想谋杀我儿子，好大胆子！”万冰如支撑不住，跑到天井里满口喷血。整个天井充斥着血迹，揭氏看见后大吃一惊，脸色愁云惨淡。这时候大姑子在旁边冷笑道：“女人的血，算个什么。”揭氏一听，脸色立马舒展起来。（日后，因为揭氏长期打骂，万冰如患了心脏病。）

此时，他们想的并不是陶希圣的病，而是拿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让他赶紧与万冰如离婚。陶希圣病情好转之后，来到揭氏面前说：“离婚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父亲在江西做县知事，她的舅父在北平做平政院长，她在我家并没有错，我家把她休了，她的父亲和舅父说起话来，我家当不住。”如此这般，婆婆跟大姑子才打消了修掉万冰如的念头。

1922年，悲伤惨痛的一年。陶希圣老家流行麻疹，大女儿不幸患病。本来小孩患麻疹，只要家中清净，让小孩安睡，每天早晚喝点水，一两个星期就会好。正在此时，大姑子及二姑子先后有女儿因麻疹去世，他们不在自己家哭，反而来到婆家与揭氏一起痛哭大叫。陶希圣的大女儿听到大姑的哭声，吓得两眼上翻，手脚冰凉，对万冰如说：“我也要死了。”没过多久，一语成谶。

失去女儿的万冰如，在家中不敢表现出片刻的悲伤，怕婆婆乱打，怕大姑子闲言碎语，还得强颜欢笑时时刻刻伺候他们。只能偷偷的，趁人不注意跑到女儿的坟前痛哭。直到1969年，万冰如才将这悲伤的事告诉陶希圣，两人灯下相对，涕泗交流。

脱离陶家来到上海，支持丈夫事业

陶希圣北大毕业后，先在安庆执教，后去往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陶希圣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编译所的编辑是以学历定待遇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国内大学教授的，可任一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若是英美著名大学的博士而未曾任国立大学教授，即为二百元。日本帝国大学而曾任国内大学教授，一百五十元。日本帝大未曾任教者一百二十元。明治大学毕业者一百元。国内大学毕业生亦有等次。例如上海同济大学及东吴大学毕业生九十元。北京大学毕业生六十元。我是北京大学毕业而曾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专任教员，月薪定位八十元。”

不但月薪有等次，座椅也分等级。陶希圣是国内大学毕业且有教书经历，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瓷盂注入；日本明治大学一类毕业回国的人，桌子长三尺半，宽二尺，也是硬板凳；日本帝国大学者，桌子长四尺，宽二尺半，藤椅子，桌子上有水晶红蓝墨水，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欧美一般大学毕业的，等同于日本帝国大学；如果是牛津、剑桥、哈佛等名校，并且还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坐藤椅外，还有一便凳子，预备来接洽的人坐。

在编译所工作半年后，再加上打夜工挣的钱，总共剩下一百多元。这时候陶希圣思量，可以接万冰如跟孩子来上海一同生活了。

陶希圣写信给家乡的同学，托他去探探母亲揭氏的口风。揭氏听说儿子想要接家眷，大发脾气：“我养的儿子出了学费。现在去做事有薪水，应该还我的钱，他要接家眷，让他当面来谈，用不着你说话。”

万冰如听到口气不妙，赶紧躲进房中，不敢出来。揭氏将万冰如叫出，让她自己表态。此时的万冰如怎敢说离开这个魔窟呢？只得附和婆婆的话语：“我跟谁婆婆，有衣服穿，有饭吃，有事情可做，有好多东西可以学。希圣在上海，替人家做事，一个月薪水不够一个月用的，我跟他到上海，是去讨饭，不是上任享福，我不去。”

等到年底，陶希圣自上海归来。起初他并不提此事，等着万冰如过年回娘家之际，才对母亲说出。如此，揭氏的怒火鞭长莫及，打不到万冰如的身上。为了能够让母亲同意，陶希圣选择此刻提出可谓是煞费苦心。一是妻子不在，更重要的一点是，难得回婆家的大姐，过年之际肯定得回家暂住几天。没有她的掣肘，事情好办了许多。即使如此，陶希圣也得再三声明不用家里的钱，也不用家里补贴路费才作罢。

正月二十日，陶希圣带着妻儿离去。在离去之际，他们一家来到母亲床前，准备告别。揭氏闻声立马翻转了身，把脸朝内，并不搭理。全家老少，唯一来送行的只有二姐。而陶希圣与万冰如，不敢多带一点东西，只敢拿走一卷被子，装了一只网篮，一口皮箱而已，活像一群逃难之人。

来到上海，生活不易。陶希圣的这点工资，养活一家子十分困难。上海柴贵，买柴难，烧柴更难。万冰如实验地结果，一根柴可以烧熟一顿饭，菜是放在饭锅里蒸，不另外炒。人家每月烧七八元的柴，她只烧三元。人家每月用水四五元，她只用两元。

陶希圣的每月薪金80元，有时旷工要扣去五六元。每次发工资之后，他先去书店还欠账。如此，实际上每月用在家里的开销也不过四五十元，这其中还包括房租水电柴米油盐。生活的窘状，可想而知。有一次，万冰如实在忍不住了，埋怨陶希圣买书花钱太多，家用一点也不管。陶希圣回答：“我借书之外，买书都是内山书店，我肚子里要有进货，才能生产。我不能在商务印书馆打长工到老，总有一天我打开出路。”从此以后，万冰如再也不因为此事埋怨陶希圣。

生活是清贫的，家中的孩子一日只能吃两餐。每天下午，万冰如只能再买一碗小粥，喂给孩子们吃。一旦外边传来卖糖果的声音，孩子们立刻跑到家中，将大门关上，杜绝这个诱惑。即使如此，勤俭持家的万冰如将剩余的钱一点点的积存下来。看到陶希圣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年，万冰如将积攒下来的十八元递给他，逼着他去买一件像样的衣服。

陶希圣来到当时上海有名的大纶绸缎庄，向店员说要看线春料子。那店员把陶希圣上下打量一番，十分不屑地拿出一匹线春。

陶希圣问：“线春多少钱一尺？”

店员：“线春不论尺，之论两，你知道吗？”说吧，他将手在料子上一抓一放，再一抓一放，表示那料子是有重量的。

陶希圣问：“一件袍料几多钱？”

店员：“你上楼去好了。”

陶希圣：“为什么要我上楼？”

店员：“楼上卖洋货，你买不起线春。”

那时候一件线春袍料也不过五六元，但是陶希圣受不了这口气，将口袋装的十八元钱拿到店员眼前掂量了一下，拂袖而去。随后去了书店，拿出十二元，买了一本民族学的书。回到家后，万冰如问他：线春呢？陶希圣拿出手中的书说：在这里。气得万冰如说不出话来。

当陶希圣的工资涨到月薪一百元之际，他们将母亲揭氏接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此刻的万冰如怀孕在身，但是为了让揭氏吃的好一点，不在平常的街边买菜，只得走远路去菜市场。三个月后，揭氏离去。陶希圣与万冰如预备了一批衣料、花粉、糖果、点心，分成若干份，家中姊妹外甥们都有。而此刻的他们，剩下的只是两袖空空。回到家中的揭氏，将陶希圣夫妇在上海清寒的日子告诉女儿们。家中人知道万冰如不是去上任享福，方才安心。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舍自己救丈夫

时光荏苒，一年又一年。陶希圣逐渐发迹，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弃学从政。陶希圣与周佛海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事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此一机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

不论是1928年在武汉，1930年在上海，还是1937年到武汉，陶希圣一直是汪派。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陶希圣在政治上追随汪精卫，并且逐步地成为汪派的核心人物。同时，加上对抗战前途产生怀疑，希望与日本和平谈判。1938年，陶希圣追随汪精卫逃出国门，开展了对日和平运动。

随着汪派人士与日本的谈判深入，对方的本来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后续的谈判内容，已经明显地违背了原先的协议。本来在协议中，汪精卫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队占领地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由汪派军队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和平政府。但是，当汪精卫的艳电发表之后，原先计划的龙云、张发奎等将领的响应并没有到来，无一兵一卒的汪派，哪来的实力去建立政府？

与此同时，汪派内部也发生了分歧。陶希圣与高宗武、陈公博认为，在敌区外建立政权，充其量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但是这不是卖国投敌。一旦在日占区南京建立政权，那跟做汉奸就无甚区别了。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也是最后的底线。倘若这个底线突破，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周佛海路线逐渐占了上风，高、陈、陶等人的主张被排斥。

陶希圣逐渐地认清了日本的本来面目，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日方的目的不在于和谈，而在灭亡中国。在日后与自己的学生何兹全谈到这段经历时，陶希圣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了下去。”

发觉了日方的“亡我之心”，以及汪派人士的甘心投敌，陶希圣在心中已经萌发起出走的念头。但是此时此刻的陶希圣，已经引起了汪派部分人士的不满，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汪伪时期特工组织）时刻监视着陶希圣的一举一动。

苦闷焦躁的陶希圣只好给妻子万冰如写信，为了防止信件被查看，内容又不能明说，只能说事已至此，他只有死路一条，或是触电而死，或是投黄浦江。万冰如接信后内心十分担心，赶紧将陶希圣的学生连士升叫来，商量对策。连士升看完信后，两泪直流，打电报让跟随陶希圣的另一个同学鞠清远回到香港来，汇报详细情况。

鞠清远从上海归来后，将卖国详情透出，并且说不久就将在密约上签字。他与连士升主张，应该赶在签字之前，将陶希圣给救出来。这时候的万冰如表现出了她沉着冷静的一面：“我带儿女去，才能解救他离家愚园路（汪派人物所在地），先回到私宅，再想办法。”鞠清远跟连士升担心地问：“师母和世兄都陷入虎口，那又如何了得？”万冰如回答：“我全家人在上海住下来，那汪周不会怀疑，七十六号也不会监视，他才有脱走的办法。”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万冰如带着孩子来到上海，在华龙路安家，让两个大孩子在法租界找到学校，交学费并每天去上课，造成一种准备在上海安家的假象。汪派人物果然放松警惕，让陶希圣搬了出去与家人一起居住。

1939年12月28日，日汪谈判完成，签约在即。陶希圣回到住处，将防备七十六号暗杀的手枪卸下。万冰如问陶希圣：“陈公博走了，你要签字吗？”陶希圣回答：“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就比死还要坏。”万冰如说：“我把生命换你逃走。如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

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跟他一起签字的是周佛海和梅思平。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签约的这天晚上，高宗武去探望陶希圣。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高宗武问，陶希圣反问：“我们离开？”，“那我们还等什么！”高宗武回答。

1940年元旦，为了避免汪精卫、周佛海的怀疑，陶希圣给他们去拜年。拜完年之后，陈璧君主张让陶希圣补签。汪精卫此时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倘若此刻陶希圣拒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签了，即使逃离上海，那也要洗脱不了自己卖国贼的骂名。

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精卫，顺利逃离上海来到香港。而为了掩护陶希圣出走，万冰如和孩子们却留在了上海。

鼓起勇气见陈璧君，设计逃脱魔窟

汪精卫诸人得知陶希圣逃走之后大为惊骇，一时之间，陶家住宅遍布便衣的侦查与监视。厨子被调走，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能将剩下的饭菜烧热吃。万冰如带着孩子躲在法国公园里，她整日的不吃不喝独自落泪。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万冰如决定去愚园路汪公馆找陈璧君。

万冰如打电话给汪公馆，说想见汪夫人。陈璧君回答：“现在就来”。陈璧君在汪公馆的客厅中接见了万冰如，她问：“你是陶太太？”

万冰如回答：“是。”

“我没有见过你？”

“我是做家务的，从来不出门。”

“希圣走，你知道么？”

“他的事，我不过问。他为什么要走，我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对你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他这回走，不是他的本意。”

说到此时，汪精卫的一个副官进来，看见万冰如，吃惊地问：“你不是陶先生的亲戚么？怎么你又是他的太太了？”（这位副官每次送信到陶家，万冰如总是谎称是陶希圣的亲戚，而不承认是妻子。）听到此处，陈璧君立马追问：“你在家里是不是做什么政治工作？”万冰如从容地回答：“我是个乡下女人，做的事烧饭、洗衣服、养孩子，不懂政治。”“他到底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老实告诉我。”陈璧君说道。万冰如回答：“他是高宗武约他走的。他跟汪先生十五年，现在已经跟汪先生从重庆出来，就不能回重庆。他不愿意签字才走，他走到香港为止，不会回重庆。”陈璧君接着要求万冰如派陶希圣的一个学生将其招回来，万冰如借机说，“学生不行。他现在与高宗武在一起，还有一个黄先生在那里。他的学生去见他，不能分开他，也不能和他商量事情。只有我去，可以分开他们，拉他回来。”陈璧君表示这个事情她做不了主，必须汪精卫才能决断。

正在此时，汪精卫下楼来到客厅，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汪精卫问万冰如有把握将陶希圣劝回来吗？万冰如谈陶希圣回来可以，但是必须解决以下问题：陶希圣不会在密约上签字，也不会住在愚园路汪公馆内，并且回来后，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防止七十六号特工的暗杀。汪精卫听罢，直言只要陶希圣回心转意，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并且会派他自己的贴身侍卫进行保护，防止暗杀。

“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出不可挽回的话，就什么就迟了。”万冰如赶紧说。

“我派你去香港。”说完，汪精卫返身上楼，拿出两千元来给万冰如。

陈璧君接着问：“你是怎么个去法？”

“带两个小孩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万冰如知道，如果说带所有的孩子离开，汪陈二人是万万不能答应的。把剩下的孩子留在上海当人质，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同意她的要求。万冰如回到家中后，立刻打电报给香港的陶希圣，说她要去，并且面商一切。

码头，邮轮，远方。离别，泪水，痛苦。大女儿站在码头上大哭，万冰如站在船上扶着栏杆哭泣，看着逐渐缩小的人影，她不知道此刻是生离还是死别，只能任由泪水一滴一滴地滑落。来到香港后，万冰如首先打电报给汪精卫，报告他说她已经来到香港，陶希圣愿意回去，以稳住汪精卫跟陈璧君的心。汪精卫接到电报后，也就安心地去青岛与日本人开会去了。

此刻的陶希圣赶紧找杜月笙商量营救孩子们的办法，经过一番设计，最终凭借着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顺利地将孩子们救出。随后，毫无顾忌的陶希圣与高宗武在香港《大公报》上，将汪日密约公布。

我们回顾万冰如与陶希圣的一生，有太多同时代人的悲剧，也有他们独特的苦难。陶希圣投身政治后，小脚的万冰如先后多次独自带领着孩子们走在逃难的道路上。在那个动荡苦难的时代当中，这是多么的不易。

1975年8月31日，万冰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口述遗言，交代十四项事情，其中有两项对陶希圣最放心不下：“希圣近年来常念诸葛武侯临终的一句话：务使身死之日，家无余财。他既无财产留给儿孙，又一身是债，只望他不把债务系累后人，就算对得住儿孙了；希圣本是办刊物开小书店出身，如今又办食货月刊出版社。他用房屋抵押借款做资本，书刊所得，做不出利息来。他不愿舍弃本行，月刊也不可停刊。房屋卖了还债之外，要为食货保持一笔资金，继续办下去。还要晋生（儿子）继续协助下去。希圣有了寄托，也许再活几年，把他正在写的书写完，与我底下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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