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青年抢走苏区120两黄金，18年后中央下令彻查，结局怎样

1949年冬天，上海公安局接到华东公安部发来的机密要求，要求调查18年前的疑案，即上海临时中央特别警卫失踪案。

当时，江西苏区调拨给上海临时中央的120两黄金，在转运的途中神秘失踪了，从而引起一连串的事件，震惊了中央高层。但由于当时环境所限，只能不了了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立案彻查。

那是在1931年9月的时候，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因为那些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地区工作的革命者，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需要掩护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都伪装成社会名流，时常要出入高档场所，因而需要较高的活动经费。并且临时中央在上海也无法公开筹款，因此经费的来源主要靠江西调拨。

然而，江西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收到上海临时中央的请求后，负责政府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指示苏区银行调拨。因江西苏区距离上海千里之遥，需要经过多个交通员之手，所以携带黄金是最为便利的。于是，苏区领导就将从土豪劣绅那儿没收上来的黄金首饰，经过融化后制作成12根金条，每一根10两，总共120两。

在11月6日时，第一个交通员携带着120两黄金从江西瑞金出发了。按照既定的计划，这批黄金大约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到达上海。临时中央从11月底就开始发电报到江西询问，但是到12月22日时，上海方面还是没有收到这批黄金。

这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所以林渠逐渐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在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应该是在松江到上海这一站出现了问题。但由于条件所限，无法深入调查，这桩疑案只能暂时搁置了。

由于经费没有送到上海，致使九位被捕的同志因缺乏资金营救被杀害了。还有就是准备发动的日资企业大罢工，也被迫停止。更有数名生病住院的地下工作者，也因为无法交医药费而死亡等等。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120两黄金不是交通员心生歹意，也不是被特务或土匪截获，而是在即将送到临时中央政府手上时，被上海的三个青年人抢劫了。

当特费失踪案下发到上海公安局后，就马上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经过研究后，专案组决定到北京找林伯渠了解情况。从林老那里，找到了当年从瑞金出发的交通员秦朴，时任解放军13兵团副师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专案组从秦朴的身上，顺藤摸瓜，一直查到倒数第二个负责转运这批黄金的交通员刘志纯。根据刘志纯的回忆，当时他在松江一家叫汉源栈房的客栈，将黄金交给一位穿黑色棉袍的交通员。因为这批黄金是在这个穿黑色棉袍的交通员身上消失的。所以找到这个交通员，是整个案件的突破口。

专案组经过数月的奔波，终于查到这个交通员名叫梁壁纯。在经过了解后，公安人员才得知。当年，梁壁纯从刘志纯手上接过黄金后，就坐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在从曹家渡码头下船之后，梁壁纯就叫了一辆黄包车，准备到法租界金神父路。但到了曹家渡桥时，被忽然窜出来的一个男子迷晕了。等他醒来时，那个装着黄金的箱子已经不见了，梁壁纯深知闯了大祸。为了逃避惩罚，梁壁纯便逃之夭夭，直到这次公安找到他。公安虽然调查出了大半的线索，但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车夫，谈何容易，只查到了当时黄包车的牌照是300169。

然而就在这时，上海提篮桥监狱内有一个叫做冯安宝的犯人，向看守所的领导提交了一封检举信，称19年前，他有一个叫吉家贵的远房表哥找到借过黄包车。但没过多久后就阔绰起来了，可能与黄金大劫案有关。当时，冯安宝的父亲是做生意的，家境较好，买了一辆私家黄包车。

当时，吉家贵还失业在家，就来到冯安宝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除此之外，吉家贵还会邀请他的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玩。没事的时候，经常拉着冯安宝家的黄包车出去游玩。在了解到冯安宝家的黄包车车牌号也是300169后，公安马上将吉家贵逮捕。

经过突击审问后才得知，当时吉家贵抢劫苏区送往临时中央的黄金，也纯属巧合。当时，吉家贵由于无业，于是就和结拜兄弟刘阿古、庄克策划抢劫。其实，当时他们找冯安宝借黄包车游玩，也只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将它用作自己实行抢劫的工具。以黄包车夫作为掩护，抢劫乘客。原本计划作案几次，等攒够钱之后，就收手不干了。

但没想到第一次出手，就抢到120两黄金。最后，三人将120两黄金平分了，每个人分到了40两黄金。吉家贵拿着这些钱开了一家杂货店，刘阿古开了一家五金店，而庄克则参军入伍了，后来就在战场上阵亡了。

自此，这起当年震惊中央的大案，终于破获了。在1950年11月18日时，法院判处吉家、刘阿古贵死刑，而当年的交通员梁壁纯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