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无本赚钱窍门专题之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12本书：点击率如何改变记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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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过去一周后，我们的馅饼书单上出现了一本考察西方新闻业的新书。

在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的时代，点击、点赞、评论、转发，这些数据化的指标左右着记者们（其实何止记者），这到底是有助于产生优化的内容，还是适得其反？

《被隔绝的女孩：二战中的荷兰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运动》

【荷】巴尔特·范埃斯/著 成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荐人：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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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荷兰的犹太人死亡率高达80%，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甚至超过了德国。主要原因来自当局的悬赏举报制度，不少流氓升级成政治警察，伤天害理，发了大财。也有不少国民冒着生命危险转移收养犹太弃婴。一个养活亲生孩子都困难的农民，为了赢得钱和时间来隐藏弃婴，切断了自己的手指，以获得矿场的带薪休假。而被一户转移到另一户再转移到另一户逃避追捕的犹太女孩，面临一个又一个养父的欺凌，12岁的少女不敢声张，只能麻木地欺骗自己是自愿的。一直宣扬平等和谐、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荷兰，也不完全是受害者。战后荷兰政府立刻从加拿大买回剩余的武器，将坦克开进其原殖民地，杀人劫掠。这个动荡的世界，很难有单纯的好人，也没有完美的组织，好人不一定都有好报，坏人也未必都有报应。只能在无常中努力忠于自己的选择，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

唐耿良/著，商务印书馆，2008年10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推荐语：

再过几天（11月20日）上海评弹团建团就要满70周年了。从最早的“十八艺人”到今天的“十代同堂”，“说、噱、弹、唱”间穿过的历史浪潮不仅可以读作一部浓缩的曲艺史，也能作为一部媒介史来考察。当“茶会”“码头”隐没于历史中、“书场”渐至销声匿迹、“广播”式微，甚至能听懂“苏州话”的人都越来越少时，评弹的“说、噱、弹、唱”眼看着快要成为一种生龙活虎的遗产，而明明无论是“说噱”还是“弹唱”的变形依然是新媒介下的“响档”，如脱口秀、说唱乐、播客……

唐耿良是上海评弹团70年前建团时的十八只“响档”之一，他说的《三国》书至今余音回荡。在回忆中，他这样讲到“十八艺人组建人民评弹工作团”：“……共有18位艺人首批入团，人数虽然不多，但大多是评弹界精英人物，影响是很大的。他们的工资都比单干收入低至两至三倍，没有长远的考虑，是不可能入团的。具体来说，一是考虑到将来迟早都要走这条路的，晚入团不如早入团。二是蒋月泉绰号‘人精’，他都带头入团，准保没有错。三是我们说的书，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内容，这些书将来会不会不许说，心里没有底，现在可以说，能赚钱的时候入团，有参加革命的光荣感，将来不许说了赚不到钱了再要求入团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四是现在虽然钱赚得少一些，但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虽然各种各样的动机都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是怀着对新政权的崇敬和希冀，渴望顺应新时代的潮流，从而走到一起来了。”

6岁接触评弹、10多岁拜师学艺、学艺不到一年就接“小码头”，从“小码头”跑到上海“大码头”，建团前夕赴香港“捞金”，评弹团建团伊始的治淮“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奔赴朝鲜“战地说书”，直到最后到“纽约开码头”。唐耿良的“别梦依稀”，写的不仅是他的评弹生涯，更是写出来了近一百年来江南评弹艺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变化。

书中写到1996年唐耿良为上海电视台电视书场录制长篇《三国》期间因病住院治疗，他对主治医生说：“我最好的说书年龄段被‘文革’剥夺了，我收的学生在‘文革’中转行了，我的《三国》后继无人。现在我身居海外，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回去的机票日期早就订好，能否允许我上午在医院吊针治疗，下午到电视台去录像，治疗录像两不误。”这里提到的录像，即是今日流传甚广的各种“唐耿良说《三国》”视频的出处了吧。

本书的整理者唐力行，即唐耿良长子，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一直致力于评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而这部十几年前初版的老书，至今亦可在各大平台购得。

《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王兴/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荐人：顾明

推荐语：

这个书名，对于多数有过住院经历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害怕听到的一句话。不过，读这本书的你不用紧张，反而应该赶紧翻一翻，因为太实用了。作者王兴是位胸外科医生，写过小说，文笔很不错。在本书里，他做起了“医普”，将癌症患者和家属可能遇到的各种疑问，以及治疗上会遭遇的医学知识，进行了详细的常识普及性讲解。比如，癌症的通识、基因检测要不要做、中药对于治癌有没有帮助、选医生还是选医院、如何搜索出最好的医院、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有什么不同、怎么买保险……满满全是干货。甚至要不要给医生红包这样的问题，他都没有回避。他还很实诚地多次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交一两个医生朋友，不光是平时能了解一些医学知识，更是在遇到癌症、手术这样严重问题时，能有一个咨询的对象。即使生了同样的癌症，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治疗也会因此完全不同。只有对你和你的家人足够了解的医生，才能制定出更加符合你的治疗方案。

看得出，王兴是位好医生，他不仅可以无私地通过邮件回答一个素未谋面的病患家属的各种问题，给出治疗的建议，倾听她的求医经历，也能运用所学给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疗。王医生兴趣广泛，文学自不必说，书中还常引用电影来举例，其他学科也有涉猎，诸如用心理学上的心流理论，在癌症病人的康复过程中引入游戏，来增强康复效果。

其实，医患矛盾中，大多数原因是双方信息的不对等。如果我们在求医治病的过程中，遇到王兴这样的医生，又或者读过王兴医生的这本书，那么医患关系必然能缓和很多。

《分岔口——一个退学博士的自我进化之路》

刘怡/著，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21年10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推荐语：

这是一本电子书，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博士历险记”中，作者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美国攻读历史学博士时遇到的人和事，包括她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学业和人事关系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作者最后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选择终止在读的博士项目。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美国学院体系的冷酷无情，相较之下，国内大部分老师还是对学生呵护有加的。在第二部分“反思的力量”中，作者总结了求学过程中遇到的中美文化差异。比如作者借助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中对于“高情境文化”和“低情境文化”的区分，结合自己的经验，反思了中国学生在美国遇到的文化差异。美国文化属于“低情境文化”，“事事要讲，还要讲清楚”，而对于来自多在不言之中的“高情境文化”的中国学生来说，在讨论课和社交中都会吃亏——“中国学生最好欺负，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位美国教师告诉作者的。作者在退学之后，在豆瓣创建了“博士，退学了嘛？”小组，现有两万多位成员。读博过程原本艰辛，博士作为学生也算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是作为学术研究道路上不得不通过的一个关卡，做了选择就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作者的经验对于将要或者正在留洋的博士在读生会有一定的帮助。

《红运》

【越南】武重奉/著 夏露/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越南作家武重奉（1912-1939）的讽刺小说《红运》起初在《河内报》上连载，1938年正式出版，成为越南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小说名“红运”是越南语直译的结果，其实就是“鸿运”“撞大运”的意思。主人公“红毛春”出身底层，9岁成为孤儿，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在街上卖烤花生，在电车上卖万金油，在剧院跑腿……因为成天在外面跑，“热带的阳光把他的头发晒成了西方人的那种红色”，这也成为他最具标志性的人物特征。

故事开场时，“红毛春”正在网球场当捡球员，路边的算命先生说他鸿运当头，随后“红毛春”的命运果真如算命先生预见的那样因祸得福、步步高升，得到贵妇人和大小姐的青睐，最后还当上了万众瞩目的“救国英雄”，其中充满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情节与对话。

越南诗人刘重庐曾指出：“武重奉之于他的时代，正如巴尔扎克之于他的时代。”巴尔扎克的小说以描绘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俗画著称，而武重奉的这本《红运》意在呈现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越南的西化/现代化图景。譬如小说里通过两名警官的对话反映出越南社会文明程度的变化：

“现在我们的人民文明了。真是该死的耻辱！您要知道以前社会上到处是流氓和讨债的，到处是不懂礼貌的人，处处有人随地大小便，有扯皮打架的。有时候出去抓人，一辆警车能坐满四个人！他们总是互相谩骂，打架斗殴，他们的房子也是破旧不堪，污水横流。他们的狗也在街上乱窜。到处都是没有前灯的自行车。”

“您看！现在连人力车夫都懂法律。他们不会忘记前灯，也很少停在路中间。人们很少像以前那样三五成群高声叫骂。从前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了。现在的小孩子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说下流话了，个个都穿戴整齐，都很文明，他们不爬树，也不在路上踢足球，不规矩的事情都不见了。”

警官不仅觉察出这种变化，而且还点出了变化发生的原因——法国人带来了报纸，越南老百姓因为读报而变得文明起来。

除了读报、打网球、说话夹杂法语词等外在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外，更深层次的变革还有人的观念，比如女性主义在越南的觉醒。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突破传统婚姻束缚、大胆追求性解放的描写，这也导致《红运》在发表后不久即招致了“淫秽文学”的指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夏露不仅完成了《红运》的高难度翻译，还对武重奉本人以及《红运》与越南文学传统、1930年代越南的西化潮流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体现在“译后记”中，对于读者理解这部作品大有帮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

【美】约瑟夫·弗兰克/著 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推荐语：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这样的大日子，正好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共有五卷，而在已经出版的四卷中译本里，第四卷《非凡的年代》的部头是最大的，足足有七百九十四页。何以如此？正是因为它记述的是“非凡的年代”：在1865年到1871年这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罪与罚》《白痴》与《群魔》这三部长篇小说，此外，还写了《赌徒》与《永远的丈夫》这两个中篇小说。

令人感叹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时正在欧洲与新婚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特尼金娜一起躲避追索无厌的债主和吸血鬼一般贪婪的亲戚，而他自己不仅沉迷轮盘赌，而且自幼便潜伏在他身上的癫痫还会不时发作……对这一切，伟大的安娜选择了默默地忍受，她对丈夫的文学天赋与创作热忱有着无人可及的理解与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起初，她就是作为速记员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帮助他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赌徒》的创作。

不同于其他传记，弗兰克的陀传作为文学传记，一大特色便是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以及对作家创作过程与心态的还原。第四卷中对《罪与罚》与《群魔》的解读就尤为出彩，特别是《罪与罚》，用去三个章节：第五章“《罪与罚》的由来”、第六章“从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与第七章“解读《罪与罚》”，解读长达三万字，读罢只能用“过瘾”来形容。

《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的转型》

王东杰/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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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颜元的思想定性为“实践实用主义”，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引用他人的话评价颜元说：“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

如此高的评价，在本书作者看来，却是出于近代学人的连续误读，“颜元大概至多不过博野、蠡县一带闻名的‘乡里’级别的‘圣人’而已。”（21页）作为基层乡贤，颜元思想的最大特色是极端，他“终身热衷于与朱熹缠斗，随时不忘对之加以缺席审判，甚至带有几分刻毒”。（15页）作者对颜元的研究，是“希望通过重建颜元的生活遭遇，寻索他面临的切己问题，进而展示那些‘陈词滥调’对他的独特意义”。（23页）

第一章讨论人伦困境与颜元学术思想的关系，作者运用心理史学的理论，从颜元的生活世界切入，颜元一生犹如中了魔咒一般，反复遭遇各种人伦困境：自己的身世、父亲的逃亡、母亲的改嫁、儿子的夭折，乃至连养子也无法生育。（87页）特别是身世之变和延嗣之憾对其学术转向的影响尤大。他一生的思想、行动，都是围绕“孝”这一观念的框架，所以，作者指出：“观念就不仅是社会的，也是私人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想的首要价值并不体现为原创性，而在于其是否切己……也只有这样，那些原创度不高的‘老生常谈’，才会呈现处另一种光泽。”（90页）

第二章则“通过颜元这个例证，具体展示肉身经验是怎样和抽象思考联结到一起的”。（97页）颜元因为求道过程中身心的痛楚而反对朱子学，造成学术转向，作者举了王阳明、罗汝芳等哲学家的例子，而颜元的转向独特之处在于把对身体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不过从颜元的经历来看，他对科举仕途的主动或被动拒斥，始终居于乡里，身体力行，与知识精英的接触交流并不多，可能也是造成他的转向与王阳明等大为不同的原因。我想到的例子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这大约与他在科考上一直不得志有关。同样是著名的志怪笔记小说，两位仕途顺利的纪昀和袁枚，在《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中对科举就没有那样切齿的痛恨。

第三章讨论的是颜元对乡里的教化与乡里百姓对他的“反向教化”。（205页）颜元在五十岁时出关到东北寻父，“周折困苦，艰辛备尝，终于找到父亲遗骨，奉主还乡”。（71页）此事使他在乡里声名大震，这是“各方在颜元那里找到的最大公约数”。之后，“颜圣人”的形象逐渐树立，民间围绕颜元的论说更开始向神异方向转变。（194页）一个“平庸的思想者”开始变得光辉且富于神通，甚至连带他的弟子李塨也被称为“圣人”，有各种民间故事加持。在作者看来，“颜圣人”既是民众对颜元的“神化”，又何尝不是对他的“驯化”？（199页）

我不知道这本书算不算微观史学，不过，作者显然有很强烈的方法论意识，以拓宽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这使得这本书读起来别具一格。

《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

【英】彼得·沃森/著 高礼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推荐语：

在本书中彼得·沃森围绕着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这一主题进行了思想史的梳理。尼采以一句“上帝死了”揭露了西方长期以来所依仗的核心价值的崩塌。自那之后，现代人不得不为自己找寻生活的方向和道德的准则。而失去所谓的道德律令，又成为了许多人做出难以想象的极端行为的理由。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似乎越来越相信技术，同时将信仰视作愚昧，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也开始拥有更多的受众与信徒。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过分神圣化宗教带来的影响，宗教带来的战争与引发的酷刑同样令人感到恐惧与绝望。另一方面，当人们放弃追寻形而上的意义，投身于完全世俗化的世界，并渴望获得幸福时，他们却又发现单纯的物质满足不了自己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而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他们同样需要面对资本、权威以及多方的压力。或许，留给现代人的问题是，缺少了唯一之后，人类看似拥有了巨大的自由，但也开始陷入虚无与孤独，被迫独自找寻人生的意义。

《一切吸引点击的新闻：数据指标如何改变记者工作》

【美】凯特琳·彼得/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推荐语：

美国罗格斯大学新闻和传媒学助理教授凯特琳·彼得的民族志新作，考察了西方新闻行业的危机：点击、点赞、评论、转发数量的指标，日益左右了新闻报道的写作，记者们沉迷在数据分析中，为了吸引点击而“优化”自己的内容，最终却反受其害，导致工作条件不断恶化。在彼得看来，数据绩效评价（metrics）是一种规训新闻工作的管理策略，一种新型泰勒制，目的是鞭策新闻劳动者提高生产效率，榨取更多他们生产的内容的商业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以及创意和知识工作的从业者，即便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仍是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文化工人。而泰勒制的要害正在于，它不仅把工人降格为管理手段，还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对自我的剥削中，比如对数据上瘾且工作不稳定的西方媒体人，就热衷炮制能够挑起矛盾的怂人标题，以获得更多广告收入。曾经有人天真地以为，数据绩效有助于记者更加迅速地回应读者声音，从而促进新闻民主化，但现实告诉我们，新闻劳动的数据绩效化（metrification）对民主政制很可能弊大于利，因为这样的新闻业仅仅把读者当作无心政治的消费者，而非公共议题的参与者。当然，彼得还观察到，一些时候，数据绩效也能为记者们所用，管理方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毋宁是辩证的。此外，共同的对于数据指标的不满，可能会让知识工人形成集体认同，在美国新生的若干媒体工会就是新闻从业者们团结一致的结果。

《张医生与王医生》

伊险峰、杨樱/著，文汇出版社·新经典，2021年11月版

最近很火的一本书，作者之一是沈阳人，书中两位主角是他的初中同学，通过他们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经历，描绘出沈阳过去四十年的民间社会史。书中罗伯特·E.帕克的一条理论显得尤为刺目：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两位医生的原生家庭几十年的奋斗都在围绕这句话，而他们不懈地奋斗只是为了“不要成为废物”而已。

于我而言，最吸引的是那种来自家乡的亲切感。看到张医生穿着始祖鸟羽绒服接受采访，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爸前两年非得买一件始祖鸟不可——书中的诸多细节以及人物的所思所想，就是我的父母、同学的真实呈现。目前只看了一小部分，但是，似乎已经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法】雅克·勒高夫/著，高建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勒高夫此书在1996年有一个中译本，此次重译的情况，译者在最后有说明。作者在书的开始就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的是一个范围明确的阶层：学校教师阶层。该阶层出现于中世纪早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中得到发展，从13世纪开始在大学中兴盛。它指的是那些以思考和教授他们的思想为职业的人。这种把个人思考及其在教学中的传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成为知识分子的特征。”（第1-2页）所以，这本书的主题也可以说是中世纪的大学教师。作者认为，中世纪欧洲城市及其经济的发展，为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类型上，起决定作用的实际上是他们与城市的关系。学校是在10-13世纪的城市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学校培养未来的僧侣，城市学校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包括那些将来会继续保持在俗教徒身份的学生，这二者之间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序言第4页）城市学校不同于修道院，作者介绍了城市的行会制度，大学教师也自认为是行会中的一员，因此，“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感觉自己与其他城市居民相似，像是一个手工工匠和专业人士。他们的职能就是研究和讲授自由技艺……技艺，是任何理性而又合理的精神运动，用于制造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它是一种理性的制造技术”。（102页）在这种追求技艺、教授技艺的过程中，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逐渐凸显，不再仅仅为论证神学而存在，虽然并不是截然对立。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积极地将理性与信仰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从上帝出发，而是从自然、精神和星辰出发，来解释世界上第一个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80页）作者在第一章中讨论了知识分子诞生的各种背景与环境，其中谈到社会风潮的变化，比如：“在12世纪，一股反对婚姻的强大思潮出现了。”（64页）“今天被人们贬低的编纂工作，在中世纪是一项基本的思维活动，不仅传播思想，也创造思想。”（序言第9页）“贵族-战士与新型知识分子之间的敌意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在两性关系上。教士与骑士之间的斗争激发了无数的诗歌创作，而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两个社会群体对女人的争夺。歌利亚德相信，吹嘘自己获得了女人们的青睐，可以更好地证明他们比封建主技高一筹。她们更喜欢我们，教士比骑士更会做爱。从这种断言中，社会学家想必能看到社会阶层斗争更看重哪种表述。”（54页）

在第二章，作者讨论了多方势力在大学的角力，大学成员是教士，所以地方教会要管辖他们，另一方面，世俗王权也试图染指大学，“因为大学能给王国带来财富和声望，造就一个培养官员和公职人员的人才基地”。（109页）但是大学“时而反对教会势力，时而反对世俗势力”，在经过惨烈的斗争之后，“为了获得教廷这一决定性的支持，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依附教会，从而与推动他们走向世俗化的强大潮流背道而驰”。（114页）大学很可能赢得了独立，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扩大了影响和范围，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教皇的代理人。在作者看来：“对于其他所有人，它（大学）似乎注定要进行接二连三的背叛。对教会、对国家、对城市来说，它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117页）

依附于罗马教廷的大学，迅速成为特权阶层。作者在书中介绍，教师成为富有的业主，博士学位实行世袭制，“在帕多瓦，任何博士，只要其父系祖上是博士，即使世系中有人不是博士，也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学会”。（193页）教师成为世袭贵族，必然鄙视手工劳动，“在12和13世纪的城市里，把自由技艺和机械技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共同推力的那种冲动从此离人们远去。由此伴随而来的是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分离”。（199页）大学的贵族化和寡头化，导致知识水平大为下降，其整体的操守也就可想而知。最臭名昭著的插曲就是巴黎大学对圣女贞德的迫害。“巴黎大学主持了对圣女贞德的审判，并且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自得向英国国王通报了判决结果。”（235页）

与大学的贵族化相对，人文主义者开始兴起，他们认为：一个神学家无法提供某种可以让人信仰的理解和理性，将是可耻的。一些大学成员转向了诗歌、神秘主义、反智主义，以对抗僵化、枯燥的经院哲学，为14世纪的文艺复兴埋下了种子。

《庄子讲义》

陈引驰/著，中华书局，2021年9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推荐语：

本书脱胎自陈引驰教授在复旦大学讲授《庄子》的讲义，因是原典精读课程，秉承细读原则，书稿对《逍遥游》《秋水》《齐物论》《养生主》等诸篇文本从文辞义理、前人注疏到行文结构及篇与篇之间的脉络，都做了详尽的疏理、解析，从选目、章节排布到具体撰述，呈现了作者积多年研究之功对庄学的系统理解。

“以《庄子·天下》的观点观照《庄子》，其思想主流当是《逍遥游》《齐物论》一支。庄子以天地宇宙为广大无垠，而人世间林林总总不过各居一隅，因有感于小大之辩，以天地宇宙的弘阔视野反观人事人智，只是偏执于一己之是非而已。况且世间迁变无常，‘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莫可究诘……庄子所关注的首先是人的主体处境。庄子的思辩是为了破执，至于使主体的人‘不谴是非’。庄子的人生指向是顺随自然而生活，委心任运，全生保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是其生活的境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是其对外的处置方式。这是庄学的主体，其余种种只是获取‘泯是非’之认识与‘逍遥游’之生活的途径或方法。”

在该书的新书发布会上，作为精研《庄子》多年的专业学者，陈引驰教授却曾谈到在当今时代碎片化、普及性地输出传统经典对于普通读者在“为人生”层面的价值。《讲义》固然是对《庄子》的系统讲解，但对于我辈来说，可能读进去一点，便多少能活出来一点，得一些“泯是非”之心，“逍遥游”之范，毕竟，对于如何荡开执迷又不堕于虚无、如何因顺世情又保全本真，《庄子》提供了动人的精神指引。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