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2021金融街头论坛“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发展与全球合作”分布论坛在北京举行。
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在演讲中指出,与发达经济体绿色金融发展起步较早、产品丰富度较高、体系较为完备相比,中国的绿色金融主要存在“重融资、轻投资”等七个方面问题,应加快标准、市场、产品、参与者、数字化等五个方面的要素完善。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发表演讲
以下为刘珺行长演讲原文实录
本届金融街论坛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对于全球而言,后疫情时期面临的发展环境和讨论焦点,已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复苏或GDP增长几个点,而是关系到经济、政治、生态甚至地球生物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命题。绿色化和数字化是这一命题的两个关键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是破解这一命题的重要切入点。下面,围绕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我谈几个观点,归纳起来就是“1675”,即“一个必然”、“六个平衡”、“七个问题”和“五个要素”。
首先,从棕色经济到绿色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棕色经济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在生产和消费时,经济指标置于优先级而环境承载力退而求其次;绿色经济则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生态平衡为基础,以人类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具有低碳、高效、包容等特征。工业革命以后,棕色经济逐步主导经济发展进程,推动物质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生态问题。当前及未来,倘若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仍由生态环境不平衡地承受,则后者必将以更有破坏力的方式予以还击。法国央行的研究就认为,到2060年全球GDP或因全球气温升高相对降低2.5%,到2100年这一相对降幅将扩大至12%。因此,发展绿色经济,将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对单一经济体而言,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对于全球来说,更是防止绿天鹅风险频发而发展走入死胡同的自觉选择。
其次,发展绿色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系统的视角做好“六个平衡”。
1. 平衡国际叙事经济上可持续发展主题和政治上地缘竞争主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倡议,呼吁所有国家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地球。但事实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还存在立场冲突,中美气候竞争与合作就是佐证之一。
2. 平衡减碳与生存发展。从历史看,过去226年,美国和欧洲的碳排放量超过全球总量的50%,南美和亚洲国家直到过去50年才开始出现显著的碳排放增长。从现实看,碳排放权其实就是发展权,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减碳是必选的新的发展方式;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减碳与发展则是阶段性互斥的“两难困境”;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减碳或直接涉及生存权利的部分牺牲。因此,要厘清存量责任和增量责任、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让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机制真正落实。
3. 平衡新能源与“旧”能源。2021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4.6%,超过疫情前的水平。近期中国的拉闸限电和欧洲的气荒都表明,在新能源成长阶段,“旧”能源难以被大比例的替代,而“旧”能源超低排放技术改造本身,就应是绿色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形成的规模本身就应是绿色经济规模。
4. 平衡已验证技术与未验证技术以及未来技术。绿色转型一定是技术性替代在压茬推进,且是高度可靠技术在质和量上形成相应比例关系的梯次替代,否则,即使未验证的技术理论上可行,若无法实现对传统能源和传统产业的规模化替代,则依然不能实现向绿色经济的转型。
5. 平衡不同维度的可行性。包括经济可行性与社会心理预期和民众承受能力的对立、国别可行性与全球一体化行动方案的差异、单一技术可行性与合成技术互斥的问题。
6. 平衡代际成本和收益。绿色转型和减排影响当期财富创造,从而形成绿色转型成本在不同代际之间的非均衡、非对称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也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我们这代人的发展,应做到既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威胁。
第三,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从全球叙事来说是服务绿色经济的重要手段,从中国叙事来说也是当前及未来贯彻落实金融工作“三大任务”的重要途径。与发达经济体绿色金融发展起步较早、产品丰富度较高、体系较为完备相比,中国的绿色金融主要存在七个问题,可概括为“七重七轻”:
1. 重融资,轻投资。低碳转型技术存在不同的技术成熟度,银行贷款(融资)目前无法覆盖技术成熟度相对较低、但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投资的支持作用亟待发挥。
2. 重新技术,轻旧动力。目前资金追逐新技术成为常态,对旧动力则不乏“一刀切”的“运动式减碳”现象,造成的负面效果影响了民众对绿色经济的正面认识。
3. 重增量突破,轻存量转型。对于大多数金融机构来说,在拓展新兴领域绿色金融业务的同时,必须重视存量业务续作对“旧”能源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4. 重增速,轻规模。绿色贷款增速较高,但占贷款总量的比重还较低。截至2021年6月末,所有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26.5%,但占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仅7.5%。
5. 重间接融资,轻直接融资。目前绿色金融主要以绿色贷款为主,其他绿色金融业务的规模仍相对较小。近年来,中国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但绿债发行量仅占国内债券全部发行量的2%左右。
6. 重物理资产,轻数据和虚拟资产。实务中,不少银行仍拘泥于将实物资产作为抵质押品,忽视了绿色企业的核心技术以及环境权益等无形资产作为优质抵质押品的广阔前景。
7. 重产业链金融,轻系统集成。现实中的绿色金融发展,仍拘泥于支持特定行业或产业链,跨产业、跨行业、一体化、综合性绿色金融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和交付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
针对上述七个问题,下一步,要加快绿色金融在标准、市场、产品、参与者、数字化等五个方面的要素完善。
1. 在标准上,要形成与目标相一致的可测量的标准体系,有效防范“洗绿”等伪绿色经济行为。
2. 在市场上,要有绿色金融产品的多层次交易与流通市场。
3. 在产品上,既要有绿色贷款、绿色保险、绿色理财等传统产品,也要加快创新,发展碳排放权等金融衍生品。
4. 在参与者方面,要形成国内外有效合作、各部门紧密配合、各领域协同推进、参与机构广泛多样的多元格局。
5. 在数字化方面,碳足迹本身就是数字化的,数字化与绿色经济、绿色金融并辔而行,要继续发挥好绿色金融与生俱来的数字化基因,运用好技术手段,更好服务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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