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0万银行卡消失，干货看这篇!太平洋大逃杀： 血案盖棺，隐患待除

“层层外包”和缺乏专业管理团队，迫使当地一些中小型远洋渔船不得不依靠古老而落后的“乡党”来构成渔船的不同层级，依靠陈旧野蛮的方式维系海外孤舟上的劳动纪律和秩序。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陶短房

2018年2月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大半年前（201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故意杀人、劫持船只 李承权故意杀人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

这纸过时文书的公诸于世，让已渐尘封的、对被许多人称作“太平洋大逃杀”的“鲁荣渔2682”号血案的惨痛记忆，再度变得清晰起来。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刘贵夺等人的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

失而复见“幽灵船” 船员纷纷成幽灵

“鲁荣渔2682”号隶属于山东省荣成市鑫发水产公司，是一艘大洋鱿钓船，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国家中心级渔港——荣成石岛渔港第一艘大洋鱿钓船。这艘渔船长不到40米，主机功率330千瓦，2010年5月投入出海捕捞，同年12月28日，该船由船长李承权等33名船员操纵，从石岛港起锚，前往遥远的东南太平洋秘鲁、智利外海，从事艰苦的远洋鱿钓作业。

2011年春节和“五一”，这艘远洋渔船上的全体船员使用号称“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海事卫星电话向家人报了两次平安，此后便杳无音信。而对于渔船的上级管理部门——鑫发公司而言，“鲁荣渔2682”号则是在2011年6月18日失踪的：在此之前，船上通讯设备和公司及海事部门保持规定的定期联络，每艘远洋船只都有的定位系统正常。

而在这一天之后，“鲁荣渔2682”号就变成了一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幽灵船，通讯中断、定位系统关闭，处于失踪状态。由于有多艘在同一海域作业的渔船报称在这天之后见到过该船，因此许多人相信它并未沉没，而由于洋面开阔，沿海国家海军强大，东南太平洋渔场历来都不是海盗活跃的海域。

▲从中国渔政船上拍摄到远处的“鲁荣渔2682”号

约20多天后，“幽灵船”神奇地和北京地面卫星站短暂恢复联系，在询问下，“鲁荣渔2682”号报告称，他们“处于夏威夷附近海域，正向国内返航”，但随即该船再成“幽灵”，信号消失在茫茫大洋中。

2011年7月25日，正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作业的“鲁荣渔1927”号向鑫发公司报告，称他们在附近海域发现了失踪已久的“鲁荣渔2682”号，并称后者“机舱漏水、失去动力”，请求救援。“中国渔政118”号随即出海救援，7月29日与“鲁荣渔2682”号汇合，并将这艘千疮百孔、出海半年多的远洋渔船拖带回港。8月12日上午，两船回到久违的石岛港。

这一天的石岛港大雨滂沱，11辆闪着警灯的警车静静等候在雨中，每一名刚踏上祖国土地的“鲁荣渔2682”号船员都被立即戴上手铐，一人押上一辆警车带走。

出去33人，回来11人，三分之二的船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难道船未成幽灵，这离奇消失的22名船员，反倒成了茫茫大洋上的幽灵么？

廿一世纪达曼戈　惟海蛎子是无辜

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在其不朽名著《达曼戈》（Tamango，1829年出版）中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黑人奴隶掮客达曼戈在和白人贩奴者交易中自己也被绑架上贩奴船，贩奴船航行过程中达曼戈领导船上黑奴暴动，杀死全体白人后夺取船只，却因不谙航海、自相争夺生活资料而纷纷葬身大海，最后仅达曼戈一人幸免于难，飘上北美海岸。

与之相比，“鲁荣渔2682”号上演了一出更血腥、更猥琐、更惨无人道的“21世纪达曼戈”悲剧。

《达曼戈》中，黑奴在船上饱受白人船长、船员虐待，被迫哗变后杀死了全部白人，而“鲁荣渔2862”号船上同样发生了哗变，导火索则是对工资、待遇、伙食、管理等的不满，和对长期劳累、辛苦、孤独远洋捕捞作业的反弹。但部分最初的“反抗者”却在航行过程中死于昔日同伴刀下，部分最初的“受害者”、“被迫害者”却同样在航行过程中沦为凶手。

《达曼戈》船被“反抗者”控制后虽发生多次火并，但冲突主要围绕着对食物、水的争抢，绝大多数“反抗者”是在饥渴交迫中被大自然夺去了生命，而“鲁荣渔2682”号上变成“幽灵”的22人经法庭证实死亡20人、失踪2人，他们竟全部死于“同船人”之手，而船上幸存的11人无一例外参与了杀人，活着回到石岛港的“船员”，恐怕只有附着在船底的海蛎子是无辜的。

▲达曼戈

第一次杀戮发生在2011年6月17日23时许（即船只失联前不到一天）。当时船上船员刘贵夺、包德格吉日胡（简称包德）等14人因不满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经多次策划密谋，达成了“待渔船补给燃油后就劫持渔船返航回国”的攻守同盟。

17日当天稍早，加油完成，当晚刘贵夺等7人持刀、绳闯入船长室，胁迫船长起锚回国，遭到船长李承权的顽固拒绝，随即他被铁棍等物击昏。闻讯赶来的船伙食长夏琦勇持刀赶来解救船长，结果在厮打中被参与劫持的姜晓龙、刘成建杀死，葬身鱼腹。

第二次杀戮发生在7月20日晚，在刘贵夺的指使下，原参与杀人者胁迫冯兴艳等未参与第一次杀人和劫船者“入伙”，采用残忍手段，相继杀害了被怀疑试图反抗劫船的轮机长温斗、二管轮温密兄弟，随后又仅因怀疑二副王永波和船员岳朋、刘刚、姜树涛经常扎堆聊天是“密谋有所不利”，将他们一一用刀砍死或逼迫跳海。

第三次杀戮发生在7月21日晨，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三人被刘贵夺、包德等勒索后依次杀害。在第二次或第三次杀戮期间，船上唯一大学学历、虽事先知道密谋但始终坚持“不动手”的马玉超失踪。

7月24日，刘贵夺和包德间发生火并，前者拉拢了此前一直被拘束、受控制的船长李承权等3人，由后者出手杀死了包德等6人。是为第四次杀戮。

▲被捕的刘贵夺

第五次杀戮发生在7月25日凌晨，因机舱漏水、内燃机失灵导致船上一时混乱，未参与劫船和历次杀戮、一直受到控制挟持的大副付义忠等4人趁机抢救生艇逃走，但因洋流关系，救生艇被打回“鲁荣渔2682”号附近，昔日和付义忠过从甚密的船长李承权下令“往死里打”，船上11人遂用钓鱿鱼用的、重达2公斤的铁坠攻击救生艇，导致艇上4人中三人被迫跳海丧生，一人被捞上渔船后遭残忍杀害。在此期间始终未参加劫船和历次杀戮的大管轮王延龙失踪。

由于机舱进水、船只丧失动力，此后“鲁荣渔2682”号被迫“回到人间”，然后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雨中石岛港”一幕。而渔船在夏威夷近海的神秘“复活”，则是刘贵夺等闹出人命后不敢回国，胁迫被控制船员向国内亲属“要钱”，试图借此筹措偷渡日本款项的冒险举措，而大多数被胁迫勒索者不论就范与否，后来都遭到残杀。

“百年修得同船渡”，何至如此？

正邪每在一念间　阻水为牢酿苦酒

山东是中国北方远洋渔业最发达、近年来发展最快的省份，2009年共有19家远洋渔业公司，远洋渔船175艘，年产量8.4万吨，产值8.5亿元，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荣成。

而2018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荣成市共拥有农业部远洋渔业资质企业19家，占全省三分之二，共拥有专业渔船317艘，2017年共外派各类远洋作业渔船252艘，作业区域遍及除北冰洋外的三大洋，全年共完成远洋渔业总产量31.9万吨，产值39.8亿元，和2009年时全省的同类数据相比，足可看出其惊人的增长。如今荣成远洋渔船规模、捕捞产量、收入名列全山东省县级市首位。

然而，如此庞大且持续高速增长的行业，却面临着渔业人口流失、“有船无人”的严峻局面：远洋渔业作业条件艰苦，生活单调枯燥，劳动强度大，收入却并不算特别高。

笔者曾在西非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从事过渔具渔需业务，接触过不少来自“中水”的中国远洋渔船和船员。这些捕捞金枪鱼等高价值鱼类的“国字号”远洋渔船，多系团队作业，一般由多艘大吨位渔船、冷冻船、加工船和后勤船组成船队，且在渔场附近设有前方基地；骨干员工都是长期雇员，收入待遇高，工作稳定，生活保障和工作条件较好。

即便如此，他们也常常因为过长的出海时间（有时长达两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曾有一名“中水”员工对我坦言，“回家如同回到地球，通话仿佛联络人间”。上世纪末，“中水”南方某分公司的西非远洋船队，出外勤时每人每年只有12分钟和家人通话时间，且只能“尽量保证”。

与之相比，地方企业的远洋渔船、尤其鱿钓船等中小型远洋渔船，往往采取单船出海、无依托作业，依靠渔场附近的“第三方”代理公司，提供各种后勤保障和上下游服务，“纸面收入”虽较“国字号”略高，但“层层转包”，基本收入无保障且不能及时兑现（许多采用一年一结或几结且系打入国内卡中），福利、劳保不健全，管理不规范，工作岗位不稳定，工作条件和环境更恶劣。

当地人、尤其文化高、有相关资质者都不愿意“上船”，迫使小小的荣成远洋渔业不得不依靠“层层外包”和外地（主要是内地）劳工，且许多劳工根本不具备相关工作资质，甚至不会水。这种最初由台湾远洋渔船引入的“模式”，在荣成如病毒般迅速繁衍传播。

“层层外包”和缺乏专业管理团队，迫使当地一些中小型远洋渔船不得不依靠古老而落后的“乡党”来构成渔船的不同层级，依靠陈旧野蛮的方式维系海外孤舟上的劳动纪律和秩序。

▲“鲁荣渔2682”号事情发生经过

“鲁荣渔2682”号即是如此：船长、大副、二副都是大连人且搭档多年，关系密切，他们通过乡党关系拉来7名大连籍船员，这些船员几乎都担任了渔船的各级管理（轮机长、二管轮温氏兄弟和第一个牺牲者夏琦勇是大连金州人，另有四名高级船员系二副王永波的亲戚）。

这些人都是多年“船把式”，文化水平不高但熟悉相关业务，他们因享受“特权”和手握管理权限，和低级船员间矛盾尖锐，但“没了他们船就开不动”。

其余船员则因来自不同中介公司而构成黑龙江（首犯刘贵夺和姜晓龙、刘成建等最早发难、最后幸存者都是黑龙江同乡）、内蒙古（最早的两个暴动组织者之一包德等4人是内蒙古人，还有3名来自靠近内蒙古的辽宁朝阳等地船员）两大帮派。耐人寻味的是，从船长到低级船员，船上鲜有山东本地人。

他们大多数没有船员证（船上33人只有15人有船员证，大多是“大连帮”），到作业海区后每天工作至少18个小时，且合同虽标明“保底年收入45000”，实际上收入分“基本工资”和“提成”，如果达不到“指标”，低级船员每月保底工资只有1000元人民币，由于许多低级船员是初次出海的新手，技术不熟、经验欠佳，每天累死累活，月平均收入计算下来也只有3000元左右。

如前所述，出海半年，普通船员只有两次和家里短暂通话的机会，除此之外既无电话也无网络，33个人分成待遇迥异、乡音各异的几个阶层、群体挤在空间有限的船上，娱乐手段有限、精神压力巨大，“大连帮”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则让矛盾更加严重。

平心而论，这种“层层转包”和“乡党管理”的模式，在中国各类海外经营项目、企业中普遍存在，也因此酿成了不少悲剧。而在中小型“独行式”远洋渔船这一特殊环境里，“阻水为牢”让矛盾一旦激化，便难有转圜缓解的余地。

最初的暴动系“黑龙江帮”和“内蒙帮”这两个自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乡党”组织，被打伤和控制的船长、大副、二副都是“大连帮”，第一个被杀的伙食长也不例外（他是唯一出手救船长的船员，同样也是“乡党”的表现），得手后船长慑于“出了人命”不得不帮助设定了回国的航线和自动驾驶仪，但他和全体“大连帮”仍被“黑龙江帮”和“内蒙帮”严格控制。

第二、第三次杀戮的性质相似，都是“黑龙江帮”、“内蒙帮”这两个最初发难的“乡党”清洗“大连帮”，可视作暴动的延续。

▲船员在“鲁荣渔2682”号上写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乱战”始于“黑龙江帮”和“内蒙帮”间的猜忌：“内蒙帮”的包德在刘贵夺改变最初“回国讨说法”计划（杀了第一个人后畏惧法律惩罚），转而企图偷渡日本后，担心“黑龙江帮”暗算自己，试图先下手为强。不料身为内蒙古人却因劳务公司等关系一直和“黑龙江帮”混的黄金波将消息出卖给刘贵夺，刘随即拉拢、胁迫原本是受害者的船长李承权，令李承权和另两名大连船员崔勇、段志芳成为同伙，并逼他们在杀死6名“内蒙帮”成员时出手“沾血”。3人“入伙”的动机，一是保命，二是得知第二次杀戮受害者、二副王永波系包德所杀，而3人都是王的密友。

而第五次杀戮则是3名“沾血”大连人对4名“未沾血”大连人出于“保命兼破罐破摔”的疯狂肆虐，另两名此前“未沾血”的大连人则在3名“沾血”同乡的叵测胁迫下，参与了这最后一次行凶。

血案虽云已盖棺　隐患依旧未根绝

2013年7月19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鲁荣渔2682”号血案作出一审判决，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李承权5人被判处死刑，另6人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除刘成建外的4名被判死刑者提出上诉。

2015年1月2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山东高院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的刑事裁定，至此，“鲁荣渔2682”号血案——或曰“太平洋大逃杀案”算是盖棺论定了。

但隐患并未根除：随着中国沿海渔业资源的枯竭，禁渔期制度的不断收紧，远洋渔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船多人少、层层转包、乡党管理、菜鸟上船，以及收入待遇问题、劳动强度问题、“与世隔绝”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且远不止在渔船和远洋渔业领域。

在“鲁荣渔2682”号血案发生后，山东省、荣成市有关方面曾多次总结教训，推出了诸如远洋渔船船员定期轮休、“特殊船员”随时送回国内，以及加强基层党建、改善船上生活环境和文娱条件等措施。这些措施当然会起到一些效果，但在劳动环境、管理模式、市场大势等因素制约下，效果也只能是有限的。

如前所述，“单船作业”和缺乏远洋前进基地，是地方远洋渔业、尤其中小型远洋渔船最危险的症结之一。今年1月18日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公开的信息显示，迄今这个全国最大远洋渔港已有、在建的海外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仅有加纳、斐济、乌拉圭、印尼和斯里兰卡五处，“鲁荣渔2682”号案发地、荣成石岛籍鱿钓船密集“扎堆”的南美洲东南太平洋外海，至今仍要依赖“第三方”代理公司。

2017年12月19日中国农业部提出，至2020年，全国远洋渔船总数稳定在3000艘以内，远洋渔业企业数量在2016年基础上保持“零增长”，实现渔船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远洋渔业企业。

或许，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远洋渔业的结构和运营、管理模式，才是杜绝类似悲剧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