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滞缓、财政乏力、逼债紧迫……曾经璀璨数年间的鄂尔多斯,自2011年始,渐入暗淡。官员称刚刚过去的2014年应属最后的低谷,转机即将到来,这给当地人带来乐观期待。
鄂尔多斯举报式逼债不过,释放乐观信息的官员,却难迎坦途:经济压力下,官商、干群关系变得敏感起来,那些曾经欢乐的过往,此时更堪做检举的理由、牵涉的利益线,民众则期盼官场“清算”——人们认为正是官员们夸张、奢靡的规划、建城铸就了这场危机。
反腐大势下,当地官场的寒冬,似乎才刚刚开始。
一线调查
鄂尔多斯举报式逼债波及官场
检察院,黑色路面渐渐显露起来。
当天,六名来自神木和鄂尔多斯的白昊案债权人,向公诉处的杨艳、王庆华反映了该案中诸多问题,每一条内容,几乎都明确指向当地官员。次日,由于未获答复,人们在检察院外学着乌鸦大叫抗议。
记者核实,原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会师在2014年被查后,亦有人被叫走问话,随后返回,此外,新近被宣布接受调查的赤峰市委副书记包崇明,被认为与其曾经的鄂尔多斯任职有关,而同时被宣布接受调查的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委副书记、区长蔺健,坊间传言其或将牵出更多人员。
“举报式逼债”正让官员备受煎熬,而随着危机持续,当地民间已有更深层反思,人们认为此前官员主导下,过度夸张、奢靡的规划、建城、招商正是这场灾难的深层原因,怨愤之下,官场“清算”预期增强。
官员们忙着退地、退钱、退股,当前窘迫的官场生态,并非鄂尔多斯独有,罕见的经济重压让其“表现”更突出的同时,也难轻易结束。
被逼的官员
“以前一年给个两三千块钱,今年彻底不给了,你能说什么呀?”在伊金霍洛旗公安局办公楼里,一位民警向记者抱怨称,自己和亲戚凑了几十万元,放给了一个朋友,但现在却不能逼要这笔钱了。
像这位民警一样,在危机爆发之前,在鄂尔多斯经济增速迅猛的过去,大量新启动的项目,需要资金支持,而公职人员特殊的身份,是资金市场中最好的信誉。狂热时,人们需要投亲靠友,才能把手里的钱放出去,而借贷方是很难拒绝一个官员的。
在2011年之前,人们生活在蜜糖般的甜美想象里:由于之前几年中,财政收入从400亿元接连增至近800亿元,当地政府不断修改着未来的规划,仅城市人口一项,便从100万变为200万,这种官方预期直接导致房地产、城建热,借此吸引来的大量外来人口,也让官方、民众进一步深信这种规划是对的。
修更多更好的路,建更多更好的房子,大量项目上马,大量资金涌入,银行、信托、基金争着拿钱出来,彼时民间资金一度处于劣势,好在过快的速度中,有大量手续不完备的项目,需要非正规的资金来源,民间借贷的平均利息升至3分(即一元钱一月利息为三分,年息合计为36%)。
“我名下放出去几百万元,但实际上只有十几万元是我自己的,其他都是我们家亲戚找过来,他们没有门路,或者说人家嫌数量少不要,或者给的利息低,但我是公务员,那就不一样了。过去争着放出去,生怕放不出去,现在是要不回来。”一位当地煤炭系统人士告诉记者,他在2008年和亲戚凑齐资金给了一位地产商,但对方现在却以他是官员为由,并不打算还钱,甚至在酒后暗示,如果逼急了,就会向纪委举报他。
当他向亲戚解释这一窘境时,有亲戚则笑称也要举报他,因为他不还钱。“欠你钱的,应该还钱给你的,要举报你;你欠他钱的,和你要钱的,更要举报你。横竖逼死你。“
本报记者在2012年即核实一位派出所所长,在白昊被控制前几天,成功向其索回200万元放贷款,此后该所长竟在举报声中升职。而李鹏飞案中,债权人在向媒体举报当地公安局领导参与放贷、并翻倍索回资金。
有多名当事人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情景:由于自己掌握了部分公职人员违规、违法证据,对方便优先给自己还了部分债务。这其中甚至有负责处置借贷案件中的公职人员。
难熬的官场
有当地居民向本报记者透露,王会师被查时有大量青铜器、摄影器材被抄出,而当地企业家则称王曾在酒桌上称“你不送我钱是看不起我”。杭锦旗一位警方领导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也早就听说过有这个事情。
更多说法,则是王会师因白昊案而落马。已开了一次庭的白昊案,因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近30亿元,被坊间认为是目前已公开案件中,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第一大案,但该案争议颇多,债权人认为更应该以诈骗罪公诉。此外资产处置中,一项评估高达10亿元的优质项目,被以6.4亿元出售,且其中一亿元被指去向不明。
“正常程序是法院判决之后,才开始资产处置,但鄂尔多斯为了维稳,公诉之前就由警方主导处置资产,偿还债务,这导致警方的权限过大,被举报的情形也很多。”东胜区法院一位刑事庭法官称,就他与王会师的交往来看,王很强势,他回忆道,在2008年吴保全因网上发帖斥责时任市委书记云峰的案子中,王会师曾直接向法院表态“必须判”。
2014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开信息称,已决定依法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政府副巡视员王会师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王会师之外,新近被宣布接受调查的赤峰市委副书记包崇明,由于其过去主要履历均在鄂尔多斯(上世纪90年代主要在鄂托克旗,官至副旗长、政法委书记,2000年后相继任乌审旗旗委书记、鄂尔多斯市副市长),当地官场中对其事发或在鄂尔多斯的说法甚多。
与包崇明同时被宣布接受调查的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委副书记、区长蔺健,则与包崇明有同在乌审旗和鄂尔多斯市的双重交集(先后任旗委常委、副书记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康巴什副书记、主任),因此两人被认为系相互牵涉。
但蔺健则被官场人士认为或许会牵扯更多人出来——其在康巴什和东胜任职期间,恰逢大肆建城之际。其曾经的同事则向记者表示,蔺健与部分商人之间过往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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