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剖析中国教育六大弊端！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师大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是当今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大家。他不仅在学术研究成果卓著，而且对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都有独到思考和重要观点。他参与了关于国家教育改革的相关调研和方案论证，近年来不断呼吁提高中小学教师地位，废止“三好学生”评选与反对强迫孩子参加“奥数”培训等，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在最近所写的一篇名为《中国教育路在何方——教育漫谈》的长文中，顾先生针对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再次梳理了他对教育尤其是当前教育难题的思考，以及我国的教育究竟该何去何从。

正如顾先生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但现在社会上又对现行的教育制度不满意。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顾明远先生倡导：“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是他本人的教育信条，也是他对走出中国教育困境的回答。

“京城教育圈（微信号：bjeduvision）”近期将陆续分享这篇长文的部分观点。邀请圈友们和这位教育大家一起来思考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出路，来体味“顾老之问”背后的沉重和热烈。今天分享的内容为该文的第二部分：教育本身没有责任吗？

前面我们分析了影响教育的各种社会、思想根源（点击查看：“顾明远：中国教育问题的九大病源”）。那么，教育本身就没有问题吗？教育本身就没有责任吗？当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在于屈从于社会的各种压力，教育被扭曲了，被异化了，没有自己的“人格”了。教育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革创新。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指出的，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教育必须改革，还原自己的本真。下面，我们来列数一下教育的弊端和失误，以便对症下药，改革取得成效。

长期以来缺乏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教育功能的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结束，教育一直被视为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使得我国教育事业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这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也是教育价值观的巨大转变。

但是这种对教育的认识仍然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人的发展的功能，忽视了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教育界“以人为本”的思想一直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人为本”的思想才逐渐被官方引用，为教育界所共识。

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界没有这种“儿童第一”的思想。我们的教育很少考虑儿童的需要，而是把成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们，忘记了促进儿童自我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的。学校为了自己的荣誉，片面追求升学率，很少考虑学生体能和智能的发展；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名牌大学，只顾孩子的知识学习、考试成绩，不考虑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政府官员只考虑自己的政绩而不顾学生的成长；一些社会教育机构为了赚家长口袋里的钱，只顾把没有用的知识去充塞孩子的头脑。可以说大家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谁也不认真思考一下儿童将来的前途。儿童处于被教育、被学习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本身的病症。

人才观、质量观、学生观的误区

人的天赋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因此评价人才的标准也不能一样。什么叫人才？人们往往把人才和天才混淆起来，尤其是许多家长，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我认为，热爱祖国、诚信做人、勤奋工作，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就是人才。天才是人才中杰出者，有重大发明创造，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者，少数人才能达到。因此，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树立人人都能成才，多样化人才的人才观。

但是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曾高度统一，全国一套教育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虽然新的课程改革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有了灵活性，有了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开发的空间，但评价考试是统一的。统一的培养目标难以培养出有个性的人才。我们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天才，于是从小强迫孩子学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造成人为的无序的教育竞争，最后受伤害的是儿童，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什么是教育质量？教育方针说，要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但现在从地方政府领导到学校教师、家长都认为升学率就是质量，考试成绩就是质量，与教育方针的要求背道而驰。人们的质量观不改变，我国的教育难有起色。说穿了，这种质量观其实是功利主义的产物，以本身的利益为标准，不是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这是教育本身的病源，当然也有其社会基础。

什么是好学生？不是按教育方针来要求，不是按创新人才来要求，而是按考试成绩、听话不听话、老师个人的好恶来要求。这种学生观埋没了大批有胆识、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学生怎样成长的关键。我国传统教育常常把学生放在被动接受教育的地位，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更没有学习的选择权。这样的学生观必然会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这些陈旧的人才观、质量观、学生观，不能不说是教育本身的病根。

轻视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

我国教育制度设计上一个很大的缺陷是轻视职业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学制是比较重视职业教育的。当时我们学习苏联的教育，专门建立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文革”把农业中学、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说成是教育不平等，是对工农阶级的歧视，将其一律都砍掉，只留下普通中学，而且缩短学制至四年。这是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毁灭性的破坏。“文革”以后，虽然教育秩序逐渐恢复，但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没有被重视。

20 世纪80 年代建立了一批职业中学，是为一批考不上普通中学的学生准备的，且专门技术的含量极低。因而在人们心目中，职业中学低人一等，整个职业教育的名声也被毁坏。特别是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以后，提出要重点发展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再一次萎缩。直到21 世纪初，“技工荒”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我们才感到职业技术教育的缺失。200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做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经过这几年努力，才使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构比例得以优化，才扭转了职业技术教育衰退的局面。

特别是最近几年，在《教育规划纲要》公布以后，政府加大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力度。采取免收职业学校学生的学杂费，给其提供生活补贴，职业高中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吸引青少年接受职业技术教育。但是，职业技术教育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高，广大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普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读书。

因此，千军万马挤向高考(精品课)独木桥的局面并未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统筹设计和优惠政策，再加上传统文化重学术轻技术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使得教育的恶性竞争依然是教育的顽症。

学校发展不均衡

当前大家诟病最多的是重点学校的建立。长期以来，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造成学校发展的不均衡。教育的激烈竞争，原因是追求重点学校，以便能顺利地考上大学。因此，取消重点学校的呼声由来已久。

30 多年来，政府对重点学校投入大量资金，使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了择校问题。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小学升初中要经过考试。这造成了考试竞争，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教育部曾明令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采用电脑派位方式。但是重点学校仍然以各种竞赛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于是奥数班、英语(精品课)班、艺术特长班应运而生，使得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学生学业负担越来越重。

《教育规划纲要》已明令禁止设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但重点学校是长期形成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难以消失。这就是教育竞争的根源。现在各地政府也都加强对薄弱学校的改造。只有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才能缓解由于教育竞争带来的种种问题。

正确的评价制度的缺失

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制度太单一，只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虽然教育部一再强调要全面评价，但除考试成绩之外，学生的思想品德、身体素质等都没有刚性指标。于是大家追求的只有考试成绩。新的评价考试方案即将出台，提出小学升初中一律不考试，中学要实施学业水平测试，作为升学的重要依据。但如何实施，恐怕还需认真细致研究，做到公平公正。

我国的考试制度长期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美国大学的录取过程既体现了大学招生的自主权，又体现了学生的选择权。但这种办法在我国行得通吗？首先，我国高校招生只凭一纸成绩，无需别的要求；其次，我国中学生没有养成自主选择的能力；再次，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建立，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情况、申请书的撰写、校友的面试都可能弄虚作假，不能令人相信。高中评价考试改革相关文件已经出台，但愿能够改变现状。

传统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现代教育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搬过来的，首先是学习日本。清朝末年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都是源自日本，而日本又是从德国搬过来的。因此，我国的现代教育一开始就打上了传统教育学派的烙印。虽然1922年改用美国的学制，而且美国著名教育家、现代教育学派的鼻祖杜威1919-1921年在中国讲学两年有余，竭力宣传他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主张，但没有动摇我国传统教育的传统。因为传统教育比较适合长期处于封建时代并具有科举文化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以前，对我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教育。1949年以后，我国确立了“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实际上没有摆脱赫尔巴特传统教育理论的影响。它强调的是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客观地说，凯洛夫教育学还是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教育现象的，它强调学生要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但其教学过程过于僵化，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发展，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造性、批判性。1951年我到苏联学习教育专业，当时我们用的教材并非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也没有那么教条。1956年回国以后，我发现国内学界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研究得十分精细，教材也完全照搬它的体系。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思想和经验，重新重视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做中学等思想，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但大部分教师还是习惯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而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