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明 他缔造了中芯国际，杀出中国芯片突围的血路，却被迫出局成了路人

2000年以前，中国半导体事业愁云密布。

20多年的技术攻关、数百亿的投入换来的只是一些落后的二手生产线，被寄予厚望的半导体企业最后只剩下上海华虹一个独苗，还只是个及格生。

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被进一步拉大。失落与无力感笼罩着整个行业。

直到他的到来，才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其实，中国半导体技术起步并不晚。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军工半导体技术，也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梯队。可不计成本、不在乎良率的军工技术，没办法直接复制到民用、商用领域。

等到改革开放，国人才意识到，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已远超中国大陆。

为此，中央下指示： “砸铁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

从80年代开始，国务院不惜动用财政赤字，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半导体“三大战役”：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和1995年的“909工程”。

可是，技术攻关的难度超乎想象。

以“908工程”为例，原本想引进一条当时较先进的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

结果，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又花了2年。等到生产线投产时，国际上的主流制程已经达到了0.18微米，技术差距反而更大了。

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最大的拦路虎。

冷战期间，美欧日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向东方阵营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科技产品，苏联和中国是最重要的封锁目标。

苏联解体后，巴统组织宣告解散。但1996年，美国等33个国家又重新签订了一个替代性的“瓦森纳协议”，对武器及高科技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中国依然是被管制国家之列。

“瓦森纳协议”规定，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一般要按照“N-2”的原则审批，就是要比最先进的技术晚两代。加上审批中适当拖延时间， 中国拿到的技术设备通常比最先进水平落后3-4代。

“908”、“909”工程中，华晶、华虹两家国有企业在采购设备时均受制于“瓦森纳协议”。华晶7年建厂，沦为笑柄；华虹虽然顶着压力，不到两年就建成试产，但8英寸、0.5微米的生产线仍远远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

“三大战役”相继搁浅，中国半导体突围无门。

1999年，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战略研讨会，提出：2001年-2005年，全国再投200亿，拟建2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会上，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提出反对意见：“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而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10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当时，张汝京被誉为华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第三号人物”。

29岁那年，博士毕业的张汝京加入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一干就是20年。

期间，他做了8年技术研发，还协助德州仪器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完成了10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运营，是业内有名的建厂专家。

江上舟搭台，张汝京唱戏。接下来就是张汝京的Show Time。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

13个月后，上海第一座8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芯片厂建厂纪录。

很快，上海的1座工厂变3座；在北京，两座12英寸芯片厂破土动工；在天津，中芯国际又收购摩托罗拉的8英寸芯片厂……

短短4年，中芯国际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创造了半导体行业最快的上市纪录。

一连串发展奇迹的背后，是中芯国际不断激化的内部矛盾。

当初，为了绕过国际技术封锁形成的分散股权成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在中芯国际内部，有创始人张汝京、中国政府和股东三股力量在博弈。

中国政府的诉求是：将中芯国际打造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带动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而股东的诉求当然是获得财务回报。

张汝京坚定地站在了中国政府一边：一切以产业升级为优先。

尹志尧、王宁国、武平、陈大同、戴伟民、朱一明……张汝京与中芯国际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产业的华人精英归国创业。

2000年以后，珠海炬力、中兴微、澜起科技、兆易创新等一大批优秀的半导体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而这些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企业，大都得到过张汝京和中芯国际的帮助。

在半导体行业，鲜有代工企业愿意用那些新晋国产设备商的设备，因为质量没有保证，风险太大。但“爱用国货”的张汝京愿意给他们机会。 遇到设备和材料采购，他都会先问问：“有没有合格的国产产品能够替代？”

在中芯国际的带动下，上海迅速聚集了一批优秀半导体企业，形成了浦东张江、松江和漕河泾“两江一河”半导体产业带。2006年，上海半导体工业增加值800亿元，占全国的80%。

2009年11月11日，上海张江的一间公寓，被中芯国际员工和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最终的答案：张汝京是否真的引咎辞职，要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一天前，中芯国际宣布了两项重大消息： 一是公司与台积电长达6年的纠纷诉讼达成最终和解；二是CEO张汝京宣布辞职。

姗姗来迟的张汝京确认了这一消息。

他说会对事情负责，而辞职就是他付出的代价。

2000年创立中芯国际时，正值两岸关系趋紧的当口。台湾对大陆的技术封锁愈加疯狂，严禁高科技企业进入内地。

张汝京自然成了当局的眼中钉。

早在张汝京四处奔走募资时，台湾当局就已经在从中阻拦。当时，不少台湾基金和财团都打算投资中芯国际。可是，有两家台湾基金股东的名字不慎被泄漏，台湾当局马上就逼这两家基金退股。

2005年，中国台湾“经济部”又以非法投资为由，对张汝京处以500万新台币罚款，并限期6个月内撤资，否则将连续罚款，直至撤资为止。

但张汝京态度相当强硬，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与台湾脱离关系。直到2007年3月，处罚决定才被撤销。

不止张汝京，另一位前辈也因坚持投资大陆惹来了麻烦。

台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早就看好与大陆合作。面对先行一步的张汝京，他也坐不住了。2001年，台联电以“援助”的方式创立了苏州和舰科技。

面对政治压力，他并未服软，甚至多次公开讽刺，“如果早上搭飞机去上海，傍晚再坐飞机回台湾，这样就不算出走大陆了吧。”

诉讼和“政治”麻烦接踵而至。2006年，曹兴诚被迫辞去联电董事长的职务。

2020年5月，中芯国际回A上市的消息振奋了整个行业。

当国产替代的前景让人们对中国半导体充满希望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忘了2000年以前中国半导体事业的愁云密布，忘了张汝京是如何一步步让人们重新燃起希望的。

61岁离开中芯国际，一转眼10年了。

张汝京仍在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奔波忙碌。

从中芯国际离职时，张汝京签了一份竞业协议：从2010年起，三年之内，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工作。

就在人们以为他要就此退休时，张汝京得知，自己被允许从事LED和太阳能领域的芯片工作。他马上就创立了一家LED工厂，主业是为LED产品生产变换光谱、转换电压等功能芯片。

2014年，竞业协议到期，张汝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建立大陆首个300毫米大硅片项目的承担主体——上海新昇半导体。

3年后，在新昇经营逐渐稳定、产能即将突破12万片/月的时候，张汝京又离职了。

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未竟的梦想。

2018年，70岁的张汝京转战青岛，创立国内第一家CIDM模式的半导体公司芯恩半导体。

半导体行业有三种运作模式：Fabless、Foundry和IDM。

Fabless即仅做设计、不自主生产，以高通、华为海思为代表；Foundry即不做设计、仅做代工生产，以台积电和中芯国际为代表；IDM则是两者结合，设计和自主生产两手抓。

张汝京的老东家德州仪器就属于IDM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避免被卡脖子，而且利润率比前两种都高。2018年，德州仪器的毛利率达到65%，比高通高10个百分点，比台积电高10-20个百分点。

在德州仪器工作时，张汝京就计划将来回国建IDM工厂。但成立中芯国际时，时机并不成熟。因为IDM模式需要大量设计人才，国内人才短缺，只能先从代工做起。

2009年，中芯国际一度计划向IDM模式转型。但随着张汝京的离开，一切戛然而止。

创立芯恩时，设计人才依旧短缺。

一家IDM企业往往需要几千个设计工程师，但张汝京连200个都找不到。

为此，他选择了CIDM模式：引入30至40家设计公司交叉持股，变相获得3000-4000人的设计团队。

CIDM模式下，产能扩张速度超乎想象。芯恩的二期投产后，张汝京预计每月产能可达到10至20万片8寸芯片。

从中芯国际、上海新昇，再到芯恩半导体，张汝京一直努力填补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空白，推动产业升级。

而这些企业也显现出浓厚的“张汝京”特色。比如，逆周期建厂，把投资成本压缩到极致；追求节俭和高效；大批老部下的坚决追随。

目前芯恩400多人的团队中，有近百人是张汝京之前的老部下。其中，有10位是前中芯国际的副总裁。

这就是张汝京的人格魅力。

面对国内半导体行业每年30-40万的人才缺口，张汝京也没闲着。

他主导成立了青岛大学微纳技术学院，并担任终身名誉院长，旨在用“本土化”方案，解决青岛乃至山东的半导体人才缺口问题。

许多人说，张汝京的一生“三起三落”，三次创办企业，又重头再来。

但他从没气馁， “我到大陆来，就是要帮我们中国做一些事情，遇到什么困难，没关系，克服。遇到什么挫折，挺过去，然后东山再起，再做。”

从2000年回国开始，他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奋斗半生。

2017年的“集微半导体峰会”上，倪光南院士代表国家，为张汝京颁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终身贡献奖”。

再提起张汝京时，大家都习惯了叫他：中国半导体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