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出口 【首席视野】京东数科沈建光：面对外迁、外需双重冲击，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链如何突围？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数已超600万。欧美部分遭受疫情侵袭的发达国家已经启动复工，但距离遏制住疫情尚有不小距离；与此同时，疫情的第三波高潮已经侵袭至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防控能力薄弱的不发达国家，预计感染和死亡人数还将大幅上升。在渡过国内供给侧冲击的第一道关卡后，中国经济正在迎来第二道关卡，海外经济暂停、贸易活动萎缩、失业上升的影响将通过产业链反馈至国内。

纺织服装行业承载大量就业，对于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地位。服饰是受经济景气程度影响较强的可选消费品，疫情之下全球服装消费大幅下滑，订单大量取消，对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外需冲击。我们前期报告《疫情大流行下的中国产业链风险评估》的研究发现，纺织服装产业的外需风险敞口较大。近期，工信部亦指出，纺织行业特别是中小纺织企业经营存在较大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纺织服装是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较早的产业，近年来还面临着较大的产业外迁压力。在外迁、外需的双重冲击下，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将如何变化，企业经营发展面临哪些风险压力，政策上应当如何应对，值得高度关注。

纵向看：产业外迁压力近年来加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2001年—2010年期间，“入世”后的外贸需求驱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加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纺织服装制造中心。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布产量从290亿米上升至907亿米，纱产量从761万吨上升至3733万吨，化纤产量从841万吨上升至4886万吨，均为全球第一。

2011年—2017年左右，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进入平台期。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体迁移。期间，纱和化纤的产量增速较前十年显著放缓，布和服装的产量整体上出现了震荡下行的趋势。

2018年以来，产业主要产品产量负增长，衰退迹象凸显。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纺织服装商品受美国加征关税威胁，企业利润受关税挤压；另一方面，环保限产政策不断出台，产能受限，合规成本大幅上升，污染较高的纺织印染首当其冲。

在此背景下，企业较以往更有动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迁往关税较低、对承接产业发展有迫切需求的地区，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其中成品服装生产主要转向越南、孟加拉国，以及土耳其、摩洛哥等新兴经济体。例如，美国品牌耐克和盖璞在华生产仅保留了23%和21%，优衣库则正在实施让越南承担40%生产的计划。受此影响，纺织服装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几乎腰斩，从2003年的7.5%下降至2018年的4.3%。

纺织服装产业在就业上的贡献远大于经济效益上的贡献，成为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蓄水池。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显示，纺织服装产业在从业人员中的占比达到8.4%，远高于占营业收入的4.3%。一旦产业过快萎缩，出现倒闭潮，失业返贫风险必然大幅提高。

横向看：出口结构在竞争中变迁

纺织服装产业链较长，上游涉及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生产，中游包括纺纱、织布、印染等加工步骤，下游包括服装、家纺、工业用纺织品等最终产品的生产。

中国在全球纺织服装贸易中的占比达到40%，高于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我们基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14年，中国出口在全球纺织服装贸易中的占比从13.5%逐年提升至41.0%，又逐渐回落至2018年的35.8%，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可能进一步下降；进口占比则一直围绕5%波动。

中国的价值链地位正在逐渐从低端向高端升级。我们仍以中国进出口在全球相关贸易中的占比来分析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尽管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服装生产外迁，但中上游化纤、面料地位相对稳固，纺织机械等高附加值资本品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

服装

产业外迁背景下，下游劳动密集、低附加值服装生产正被缓慢挤出。2014年，中国服装出口占据全球服装贸易的41%，为历史高点，之后缓慢下降，到2018年比重为34%。2010年-18年间，服装出口的年复合增速为2.3%，在纺织服装产业链中表现仅好于天然原料。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在服装领域面临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印尼、土耳其、柬埔寨等国的竞争，这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中国形成替代。不过，产业转移是一个长期过程。事实上，海关总署早在2008年便已对纺织服装向东盟等周边地区外迁提出预警，世贸组织亦指出孟加拉国服装出口在2008年-2018年间增长两倍。但从体量看，2018年中国服装出口1578亿美元，仍以34.3%的份额占据全球第一，而上述六国同期份额分别只有6.7%、5.6%、3.7%、3.6%、2.0%和1.8%，加起来也只有23.5%。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劣势，而经济体量小、产能有限是掣肘其他新兴市场完全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化纤、面料

中上游化纤、面料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上升。中国是重要的化纤和面料出口国，到2018年，纱线面料出口占据全球贸易三成，化纤出口占据全球贸易四成。事实上，中国是为数不多服装、面料和化纤均为净出口的经济体；下游生产国如越南、柬埔寨等均依赖进口面料。

UN Comtrade的数据显示，中国纺织品不仅出口规模大，增速也处于领先地位。较服装而言，纱线、面料、化纤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对劳动力依赖小，因此中国劳动力要素优势减退对这些行业的影响较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生产有关的其他成本如电价、棉价高于国外，因此部分面料生产仍面临别国竞争。就纱线、面料出口而言，在全球市场份额较高的有德国、土耳其和印度；就化纤出口而言，在全球市场份额较高的有印度、印尼和土耳其。

纺织机械

纺织服装行业资本品出口大幅上升。2000年以来，中国大多数年份都是纺织机械的净进口国，进口一度占据全球纺织机械贸易量的四成。但近年来，中国织机出口的份额不断攀升，占全球织机贸易的比例从2000年的1.9%上升至2018年的26.9%。这表明，随着技术密集度上升和研发强度提高，中国纺织机械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从出口份额看，中国已经跻身纺织机械第一梯队，份额已经超过德国、日本等传统出口国。

同时，服装生产外迁，使得下游国家对纺织机械的需求大增。我们利用海关总署数据测算，2019年中国纺织机械出口30.4亿美元。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为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印尼，均为服装生产大国，这五国的进口合计占据中国55%的纺织机械出口。这表明中国在产业链上游的地位正在逐渐确立。

新冠疫情短期内冲击零售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会使目前与产业迁移有关的直接投资活动暂停。但长期看，比较优势的持续以及关税等保护主义压力，将促使产业转移加速，使得产业链区域化、多中心化。劳动力资源萎缩及用工成本上升，将使服装生产进一步离开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纱线面料制造。然而，受到低油价和规模经济的推动，中国化纤产业在全球的份额有望持续上升，而服装产业加速外迁可能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纺织机械的研发与出口。

外需、外迁叠加下纺织服装产业风险不可忽视

海外疫情对纺织服装产业的主要冲击在出口。对中国这样的全球价值链枢纽而言，疫情对一个产业链存在供需双向的冲击：一方面，中国进口以中间品为主，海外的产业链上游停工、断供可能导致中国的中下游生产停滞；另一方面，外需收缩将使得中国出口环节遭受压力。就纺织服装而言，中国出口远大于进口，并且基本没有“卡脖子”的技术壁垒，因此主要应当关注外需影响。

海外疫情对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的冲击将在二季度大幅上升。一季度美国GDP下降4.8%，欧盟下降3.5%，韩国下降1.4%，中国香港下降8.9%。由于二季度海外疫情恶化，防控措施升级，因此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外需压力已经在二季度爆发。事实上，4月、5月中国出口好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海外防疫物资需求大增以及居家办公造成的计算机需求上升，大部分品类出口实际上是负增长。例如，4、5月织物、面料出口大幅上扬，反映了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出口需求高涨。

疫情对纺织服装行业的冲击大于总体经济活动。服装是线下属性较强的可选消费品，在疫情影响下，居民削减支出和线下消费活动停摆，更是对服装消费形成双重打击。今年前4个月，中国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4.7，但服装零售下降31.3%；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上升8.6%，但穿着类零售下降12%。海外更加不容乐观，欧盟纺织、服装、皮革商店零售3月同比下降40%，美国4月服装店零售同比下降89.2%，跌幅创历史记录。海外需求断崖式下跌导致中国大量出口订单被取消，已经生产的库存积压，企业“无工可复”。

疫情产生的外需冲击贯穿中国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链。我们沿用《疫情大流行下的中国产业链风险评估》中的方法，以出口交货值与营业收入比例作为行业出口依存度的测度。测算发现，纺织服装服饰的出口依存度为22.4%，在制造业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纺织的出口依存度为11.8%，处于中游，但需注意到，纺织是服装服饰的上游产业，海外对服装的需求下降，最终势必体现在对纱线、面料的需求下降。

外需冲击下纺织服装企业的经营压力将显著上升。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看，近年来纺织服装产业利润率下滑，其中受环保因素影响，纺织业利润率降幅更快；经济效益下降也导致杠杆率上升，特别是纺织业资产负债率已从2016年的51.7%上升至2019年的57.2%。我们对A股上市民营企业的现金支出压力也显示，在停产情况下，纺织服装产业公司的账面资金仅能维持2.16年的固定支出，在全部行业中排名垫底。受经济效益下滑影响，一季度整个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下降38%，纺织、化纤、服装分别减少37.1%、45.8%和19.2%。

此外，纺织服装产业的一大特点是民企密集、中小微企业众多。我们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调查估算，认为全国28个重点纺织产业集群约有7.6万户企业，其中约4000户是规模以上企业，其余7.2万户是年收入不到2000万元的规模以下企业，而这些企业资产负债表脆弱，在国内外疫情的持续冲击下生存压力陡增。

国内外疫情持续冲击下企业停产倒闭引发的就业压力值得高度关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稳就业保民生成为全年重点。2018年底规模以上纺织业从业人数331.8万人，纺织服装、服饰业从业人数335.6万人，而到2020年2月，上述数字已经分别降至263.8万人和249万人，就业岗位不断流失。我们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调查估算，纺织服装行业的规模以下企业至少雇用了289万人，因此总就业规模仍不少于800万人。1月-3月的国内疫情造成企业停工、工人复工困难，已经使不少规模以下企业身处困境。而3月下旬开始的外需冲击预计仍将持续一、两个季度乃至更久，面对长时间的需求剧烈萎缩，小微企业倾向于直接关停企业，导致失业上升。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借助“入世”契机发展成为全球纺织服装制造中心，但产业外迁、环保压力和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纺织服装产业近年来的发展逐渐放缓，近两年甚至出现了衰退迹象。

从产业结构看，纺织服装产业在逆境中表现出产业升级趋势。中国纺织服装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下降，主要体现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即服装。在行业中上游，中国化纤、面料自给能力提升，纺织机械等资本品出口也在显著上升，中国在产业链上游的地位正在逐渐强化。

在疫情冲击下，纺织服装产业的主要风险在外需萎缩。海外疫情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将在二季度大幅上升，而纺织服装受到的冲击往往大于总体经济，并且将贯穿整个产业链。纺织服装产业中小微企业众多，应当关注纺织服装企业的经营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就业压力。

在外迁、外需双重冲击下，纺织服装产业应在行业自身和政策支持两个层面联合行动，以转危为机：

行业层面，有条件的企业短期内应努力自救，例如可通过转产抗疫物资，满足国内外需求缺口，缓解现金流压力。而面对产业外迁，下游企业应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重塑，实现降本增效。中上游企业应当通过加大研发，进一步占据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国际市场。

政策层面，积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政策部署，帮助行业渡过难关。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应当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具体而言，可以借助更加宽松的货币环境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好扩大、延长减税降费和还本付息等措施，保障资金链吃紧、但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帮助研发密度高的企业维持正常研发活动。对于面临失业压力的人员，可以针对性地发放消费券或现金券，并开展再就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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