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对深圳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还是深圳本土创投业的20周年。在深圳成长的40年历程中,深圳本土创投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深圳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深圳本土创投亦发挥了重要的资本的力量。在这个特殊的年份,证券时报正式推出“与特区共成长——对话鹏城资本人物”系列报道,顺着深圳创投的成长足迹,回眸深圳特区成长的历程。
从三来一补的外贸加工业,到高新科技产业集群,深圳40年的蜕变密码是“改革创新”。而在深圳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路上,有一股力量不可忽视——创业投资的力量。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创业投资可谓是相伴而生,其中有一批人以亲身实践见证了二者“亲密关系”,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就是其中一位。
从大学教授到下海经商,陈玮的首个商海履历就是深创投,到后来创办了东方富海,陈玮与创业投资的缘分一结就是20年。从创投的200亿到10万亿规模,从全民PE到大浪淘沙,从退出难到注册制到来.......陈玮悉数经历。接受记者专访时,陈玮最为感慨的是:随着注册制的到来,长期掣肘创投流动性的退出困境终于得到阶段性的改善。而他最为担心的是,创投业出现了趋势性萎缩迹象,如果没有创投资金支持创业创新,要发展高新科技便是无源之水。
见证创投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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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之前,陈玮还过着在兰州商学院担任会计系主任的安逸生活,在远赴荷兰研读工商管理学回国后,陈玮决定离开讲台,下海试炼。陈玮并没有马上就想做投资,只想找一份工作进入这个行业。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玮遇到了深创投,那时深创投正在招聘会计学方面人才,而陈玮恰恰是一名出色的会计学学者。陈玮眼前一亮,毫不犹豫地投下了简历,面试通过后,陈玮如愿加盟深创投,正式迈入了投资圈。
“那个时候全国只有100多家创投机构,注册资本只有200亿元左右。”陈玮回忆道。而至今,全国创投机构已超过1万家,管理规模达10万亿。从1999年入行至今,陈玮见证了本土创投行业发展的20年,在他看来,这20年中国创投业的发展成就非常显著。而在这20年的发展中,深圳更是成为全国创投业的一杆旗帜。“当年和深创投一起成立的,也有北京、上海、广州的一些国有创投公司,甚至有的规模比深创投还大,但如今真正走出来走得好的,深创投是很典型的一家了。”陈玮说。
事实上,近些年,广州、青岛等多地都开始重视起创业投资,出钱出力努力打造创投之都,还有民间资本充裕的苏杭之地,也在大力发展创投基金,然而活力仍然不及深圳。在陈玮看来,相比之下,深圳在大力发展创新创业创投方面有三点显著的优势:第一,深圳市政府对市场的定位清晰,促进行业发展却不伸手干预,“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这就是当年政府给深创投的定位 。”陈玮说,这给本土创投的发展开了个好头,也给此后在深圳发展起来的创投机构做了很好的表率。
此外,深圳创投业的发展离不开深圳创新创业的生态圈。“深圳不仅仅有创投,还有像华为、腾讯、大疆这样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以及围绕这些龙头企业发展的众多创新型中小企业,这是创投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养分。”陈玮说,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深圳没有一个所谓的地域文化对创业创新的限制,因此创新生态能蓬勃发展。
最后,深圳创投20年的发展,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聚集效应,以及自己独特的投资风格,特别是契合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城市定位,“我觉得短期内,其他地方的后起之秀,可能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够真正赶上了。”陈玮说。在他看来,深圳创投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总体上是得益于深圳当年锐意改革的精神,“如果创投行业完完全全按照行政化的管理规则来管理,那深圳可能就没有创业投资了,至少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警惕行业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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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的力推之下,创业投资一路狂飙了20年,多家本土创投成为了行业的翘楚,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但近些年,不少业内人士发现,政府的推力似乎有所减弱,政策效应有点失灵了,行驶在高速路上的创投行业开始“刹车”。
今年6月,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股权类私募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双双下降,而且,这是从中基协自2015年公布第一期备案数据以来,首次出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下降。对于行业出现的“掉头直下”,陈玮也深有感触。“不可否认,创投行业发展至今确实遇到了瓶颈,长期困扰行业发展的基本因素,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陈玮坦言。
实际上,在一些见证行业成长的创投“老人”看来,创投业正在萎缩绝非危言耸听,这从募资端上可初见端倪。“从2018年以后,虽然募资数量每年仍超过1万亿,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民间资本在萎缩,与此同时,国有资本正在增加。”陈玮说。
当然,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民营资本周期短、来源杂、干预GP决策;而国有资本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返投限制、投资阶段限制等非市场化的行政要求等。在陈玮看来,这两个资金来源都不算是创投的主流LP,真正的主流资金还没有进入这个行业。“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大概55%的创投资金来自于社会养老金、保险资金、学校基金等,期限长达10-20年,而中国目前这方面基金的渗透率只有2%~3%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的萎缩只是一个趋势,但可能这个行业的萎缩速度会比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还要快。”陈玮表示,去年以来,他发现许多过去小而美的机构都开始募不到资,只能依靠当前仅有的存量资金来投资,如果新的资金不到位,可能在两三年内,会有50%以上的基金管理人失去资格,退出这个行业。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行业整合,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
创投行业遇到的困境,对深圳本土创投也不例外。但在陈玮看来,在破解这些难题上,深圳应该更有优势和能力。“深圳有当年改革创新精神的传承,还有特区立法权,理应有更大的空间去推动一些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玮认为,深圳可以在几个方面下功夫:第一,通过特区立法,在行业税费优惠上做调整,鼓励行业发展;第二,政府出面成立一些市场化母基金,包括S基金,破解募资难题。第三,政府向行业注入更多的资源,把更多优秀的项目交给行业判断。
不求高收益 只求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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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困扰行业多年的退出问题从去年开始得以“破冰”。继去年科创板推出以后,今年的创业板注册制再给创投行业发放了“大礼包”,行业的退出渠道被打通,资金有望再度回流到投资端,从而缓解募资难题。在陈玮看来,注册制的最大意义在于,让创投行业有了正常的流动性。
“我们不需要一个高市盈率的资本市场,而需要一个很强的流动性。”陈玮对记者表示,可以等待所投资的早期项目五年八年甚至十年才去上市,但最怕的是,项目投了十年且符合上市标准,也没有机会去上市。虽然创投机构对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并非把所有的收益都押宝在通过IPO登陆资本市场上。“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有三分之一的项目能够IPO退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项目能够并购退出,那基金就已经能赚不少钱了,能给LP交代了,这个市场就能正常流动起来了。”陈玮表示。
可以肯定的是,注册制的落地是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层面的重大突破,资本市场从此逐渐走向成熟和市场化,但若要评价其取得的成效,则为时过早。陈玮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之后,上市的企业都看似获得不错的市场认可,但这都是市场供应不足造成的。当市场供给足够的时候,市场自然会进行分化,好的企业就有好的流动性,差的企业就自然会被淘汰出局,这个才是真正检验注册制成效的时候。“等上了500家企业再说,有一天如果我们投的项目上市都亏钱,就说明市场成熟了。”陈玮说。
市场供给不足,还会引发另一个现象,就是一二级市场套利,不可否认,当下市场套利空间依旧很大。“这是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只要合法就没有问题。”陈玮认为,只有当Pre-IPO的红利越来越少,套利机构才会减少,政府应该给予他们宽容,给他们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市场经济就是,给市场主体制定好游戏规则,让他们自由去发展,但要守住底线。”
陈玮认为,如果退出的流动性不被进行人为干预的话,中国资本市场将会非常了不得,一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都能挣钱,市场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即创投投资的创新项目上市,创新企业得以发展,就业问题得以解决,国家也增加了财政税收,中国的科技含量上一台阶,创投基金也赚了钱,从而再反哺到投资创新创业上去。“中国未来经济的新引擎就是创业创新创投,就像一个三脚架,缺一条腿,或者有一条腿短了,都是站不稳的。”
寒冬中的逆市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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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投募、投、管、退四个环节中,募资和退出更多受环境影响,但投资却真正考验创投机构的内功。在经济下行和疫情双重压力之下,许多创业企业都或多或少受到冲击,传导至投资端,就是投资风险加剧。
“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投资了差不多10个亿了,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今年的投资量会超过20亿。”陈玮对于当前经济形势对投资的影响表示乐观。做投资20年,他在近五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投资的创业者、投资的项目,质量越来越高,创始人的素质、管理水平、规范程度、科技含量都比20年前,甚至10年前有大幅提升。“这些年的双创,让更多聪明人投入到创业中来,所以,我们感觉好项目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的。”陈玮说。
至于疫情对一些行业造成的影响,也需要辩证的看待。“疫情期间一些行业异军突起了,疫情之后,会发现一些能够替代进口的先进制造业起来了,人工智能也在很多场景投入使用等,包括科创板上的企业,技术含金量很高。”陈玮认为,中国不缺好项目,因为中国不缺创业者,但最值得呵护的,就是中国的创业创新环境。
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相继落地之后,在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之下,陈玮阐述了东方富海的两条核心投资策略:一是把投资重点放在两头,即要么投早,投天使轮至B轮企业;要么投晚,投成熟期的项目。对早期项目来说,陈玮最看重创始人的素质,其次就是大行业,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对于晚期项目来说,看重规模、规范性及退出的确定性和成长性。但是,陈玮也坦言,如今的晚期项目,往往是项目方挑投资方,而不是投资方挑项目方了,因此,基金的品牌、资金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更加重要。
第二个投资策略是,注重政府鼓励的新兴产业项目。“生物医疗、新材料、节能环保、5G产业链等,这些都是我们有积累的,而且要比以前更加提高标准,强化投资。”所谓强化投资,陈玮表示,就早期项目来说,一旦看上了,原则上20%-30%以上,如果项目发展得好,还会继续跟投,“投得早,标准高,但我要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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