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收入 万亿GDP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超6万

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夯实民生福祉的最根本支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十四五”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到二〇三五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5%；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2010年的1亿多人增加到2019年的4亿多人。

展望“十四五”，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如果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持续提高，扩大消费，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扩大，这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了2019年万亿GDP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作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它们拥有大量中等收入群体，这些城市居民的收入构成情况有何特点？什么类型的城市，居民拥有更高的收入和获得感？

由于成都和长沙仅分别披露了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未知其全体居民的收入情况，故未纳入统计，广州则根据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化率进行了计算，得到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0152元，与统计部门的数据或有一定偏差。

最终的15座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序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佛山、武汉、青岛、天津、郑州和重庆。

万亿GDP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

万亿GDP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悬殊

如果以6万、5万以及5万以下分别作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界点，上述15个城市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位列第一梯队的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苏州，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了6万元，其中上海距离7万元仅差临门一脚，这一排序也基本与它们各自的GDP排名相对比较吻合。

第二梯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5万元至6万元之间，分别为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和佛山，杭州离6万元门槛也仅剩数百元的差距。

第三梯队的城市分别为武汉、青岛、天津、郑州和重庆。5个城市相互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郑州和重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在4万元和3万元以下。

除了第一梯队外，其他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排名大多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譬如，长三角城市以及珠三角的佛山，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遍好于其GDP表现，两大城市群占据了前十中的大部分席位；而2019年GDP十强之城的重庆、武汉和天津，却在收入排名中名次滑落，尤其是重庆，在15座城市中“垫底”，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约相当于南京的一半，并且也低于全国同期30733元的水平。

为何不同的城市之间会出现这样的偏离？

从数据指标来看，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前者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产出创造水平，后者则衡量的是居民财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着产业附加值越高，相对应的，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员收入水平也会更高。

上述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十的城市中，除了佛山，其他9城的人均GDP均超过了2万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已经跨过了初等发达经济体的门槛。青岛、天津、郑州和重庆的人均GDP低于2万美元，其中重庆仅刚超过1万美元，与第一名深圳约有2.7倍的差距。

2019年，重庆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6:40.2:53.2，城镇化率为66.8%，作为拥有超3000万常住人口的大城市，重庆仍有大量人口不在城区就业，并且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国同期水平。要提高居民收入，重庆至少可以朝着提升城镇化率以及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方向努力。

增加居民收入的启示

从上述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来看，城市通过产业升级，创造大量新的、优质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形成吸引人才、增加税收、进一步支撑和促进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产业结构之外，还有哪些主要因素在影响居民收入？

按照来源来分，可支配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大项。一般人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工资性收入，但事实上，一些工资并不高的城市却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中实现了逆袭。

以北京和宁波作为对比，2019年，两地的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41214元和33840元，北京高出约7400元；人均经营净收入分别为1201元和10559元，宁波反过来反超北京约9400元。

宁波的产业结构或许不如北京高大上，但作为民营经济发达之地，宁波大量的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获得了较高的经营性收入。这也给了提升居民收入一个政策启示，营造良好的大众创业营商环境，藏富于民，居民收入提高，带动消费，又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此外，城乡差距也是影响居民整体收入的一大因素。2019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64，这对比2013年的2.81有所下降，但这也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以杭州和宁波为例，2019年，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1.82和1.77，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浙江省县域经济、乡镇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居民也能够获得较高收入。

关于农业农村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单列专章部署安排，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大类别中，农村居民的财产净收入往往大幅低于城镇居民。财产净收入中一个常见的案例是房租收入。

11月1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0年年会上表示，农村有广大的市场、广阔的投资空间，6亿农村常住居民消费上来了，可以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增长的强大推进器。中国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要素，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增收入与扩内需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已经连续6年成为第一拉动力，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这奠定了国内大循环的良好基础。

11月12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顺应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大国经验看，实现经济腾飞以后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消费贡献率普遍也从50%、60%提升到80%、90%。

按照这一标准，中国的消费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扩大消费的最大动力是居民收入的增加。然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有下滑的趋势，2015年的这一比重为72.5%，2019年则降至70.1%，逐年下降。

从上述15个万亿GDP城市的情况来看，2019年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普遍低于全国水平，仅有天津和重庆例外。

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居民消费受到较大冲击，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6.6%，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0.6%的正增长，这导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62.8%，对比2019年的水平下滑了7.3个百分点。

在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中，购买商品房属于投资范畴而非消费范畴，故而人均消费支出中并不包含购房、偿还房贷。但对于诸多城市市民而言，这两项是家庭的大宗支出项目，尤其是在万亿GDP城市中，不乏高房价之城，高昂的首付支出以及长期负债将很大可能挤压了其他消费。

从扩内需的角度来考虑，一方面，既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包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减轻高房价压力等措施，切实提高居民的消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