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外国人,死亡总数超过1400人”,“安康有1036人死亡,死亡总数超过1600人”...接下来的几年,各种官方说法层出不穷,谁也不知道哪些数据最接近真相。
文|丁三
对刘丽英来说,1983年7月31日永远不会被忘记。
那时候安康的老街大多是青石板铺的;沿街的小店大多只卖蒸面、康康包子等当地小吃。在秦岭的隔绝下,陕南这个小镇破败封闭。“如果你去过Xi,你会看到世界。".
她家在北小街7号,街角有个公用水龙头。“一担水卖一便士”。从早到晚,一群群邻居在这里排队挑水。随着哗哗的水声,有柴米油盐,有矮小的父母,有他们狂野快乐的笑声。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丽英长大了,“高中毕业,在一家印染厂当宣传干事,当过干部”。
从家骑自行车到印染厂大约需要十五分钟。八点上班,五点下班。日子一天天过去。月薪52元。此外,依旧平淡,但渐渐清新的岁月,烫发,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甚至半秘密的舞蹈……也悄悄蔓延到这个偏僻的小镇和她的夜生活。这是关于她1983年生活的剪影。
如果不是因为一场突然的洪水,1983年将会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是洪水让她和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数百人一起死去,然后复活。
冲击
洪水几乎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从夏天开始,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安康市阴沉沉的,潮湿的,民居似乎散发着一股霉味。“一群白蚁在飞来飞去”;城外,汉江先溢出鹅卵石河床,再溢出岸边的寒草。
“年年如此,年年如此。”20多年后,在灰色的城市堤岸上,75岁的池永兴大叔激动地指出:“洪水前一天,河水离这里还有七八米。怎么会一夜之间涨这么高?谁能想到第二天会有洪水?”
所以,在洪水前夕,安康大街依旧太平。周六,夜幕降临后不久,男人、女人和孩子搬到他们的邻居那里,观看流行的日本电视剧《排球女人》。《排球玲空那么厉害》这首歌里,没有人意识到一个城市要完蛋了。
天空再次变成鱼肚白。刘丽英记得那天早上,百货公司照常开门,和往常没什么不同。“销售人员态度很差,他无视”;迟永兴、季东风等许多市民表示,截至中午,安康仍有10万人照常休息。
厨房做饭的烟伴随着雨,笼罩在这个小镇的上空空。当天下午,一个小花絮继续掀起到处崛起的假象:这一天,一场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从河南到这里巡演,“四五十人左右”。搭好帐篷后,几个化妆小丑不顾连绵不绝的雨,沿着熙熙攘攘的巴山路散发传单。一会儿,一大群孩子甚至一些闲人远远地跟在人群后面,场面十分热闹。
在近乎荒诞的喧嚣中,没有人知道短短几个小时,汉江的水位已经暴涨了五六米。直到下午3点40分,22个扬声器才稀疏地分散在整个城市,只有用快速而刺耳的声音,10万人才被警告城市的灾难。
值得一提的是,与他们同城共事的不是地委书记强怀远,也不是行署专员张如干,而是安康县长张子美。多年以后,17岁的知望清楚地记得,在他当时居住的红卫兵(兴安公园旧址)“家家都有有线广播”。正常播出中断后,“先是听到“三大纪律八项通知”的旋律,然后是张撤离全城的动员令。
在广播中,张听的声音显得“嘶哑”而“焦急”。他说再过三个小时,“汉江流量将超过每秒27500立方米”,安康很可能被淹;他说,下午四点前,地势最低的东莞、西关居民必须“全部撤退”,老城区数万老弱妇孺也要在六点前“尽快撤离”;他最后号召全市的干部、“民兵”和青年庄立即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顿时,安康镇一片混乱。
被淹死/淹没
最先撤退的不是东莞、西关的居民,也不是“老幼妇孺”,而是地委干部。在一小群司机和警察的帮助下,人、家人、电器、家具、行李一个个被装上车,然后车队浩浩荡荡,一片荒芜。后来广为流传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副专员甚至拿走了家里的鸡笼。
东大街52号突然空晃了一下。顿时,撤退的趋势从地委蔓延开来,老城区的42个党政单位也加入了逃难的行列。有的人扛着,有的人推着自行车,甚至老式的棚架去安康新城,安康新城地广人稀,地势高。但半个多小时,各单位家属院也上了楼空,只留下散落一地的旧衣服和破物件。
相对于几千名干部及其家属,老城区近10万人的搬迁速度要慢得多。
运动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城市里的扬声器太少了。防洪安装的大部分扬声器当时都拆除了,只剩下22个无关紧要的;同时,“安康279个大小单位中,只有31个配备了小音箱”。因此,尽管东大街52号已经疏散了一空,但许多市民仍然没有听到广播讲话。
更有甚者,在各种规模的干部争相逃命之后,几名广电局主管广电的工作人员也跑了。知望说他们的家人很紧张,但是在收音机里传来沙沙的声音后,“我父亲认为警报解除了,危险结束了”。要不是那天晚上,他大哥不顾危险来劝他,“也许家里会死一两个人”。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晚上5点左右,“只有20%到30%”的居民疏散到新城。以安康电影院为例。当时,艺术电影《大闹天宫》正在这里上映。虽然疏散动员令已经打了两个小时,但几条街道开始逐渐恐慌,没有人跑进电影院喊一声。直到五点半电影结束,数百名观众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不正常。
六点左右,洪水逐渐进入市区,但“街上行人还是很多”。许多居民仍然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持怀疑态度。毕竟这个汉江岸边的城市经历了太多的洪水进城,但是秋天没有损失。以去世的老姬满·文志为例。他的反应是带全家人把一楼的东西都搬到阁楼去。当几个年轻一代打算带他撤离时,他坚持不跟随,理由是“小偷”和“也许搬他家空”。无奈之下,他的两个孙子,25岁的季春雨和22岁的季东风说,他们必须留下来看房。
在各种各样的粗心大意中,有多少人是因为这样的担忧而在成卫呢?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无论如何,在洪水入城的那一刻,老城区还“至少有一两千人”留了下来。
7点40分左右,在我们家的楼顶,河北的东风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景象:巨浪卷进城,“每一波都有一二十米高”。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在郑茜街50号的家,带阁楼的简易木屋,就像一个用纸绑着的玩具,在海浪的冲击下突然解体。在他的脚下空,他也掉进了无垠的土地。
这时,知望和他的家人刚刚逃到新城旁边的北门。这时,他仿佛听到无数人同时大喊,“洪水来了”。他们不敢久留,跑了几十步,全家人回头一看,发现一座城市不见了:水在咆哮,无数的废墟和断梁在水面上漂着,而他们眼前只剩下一些四五层的办公楼。
大约六点钟的时候,刘丽英的家人被滚滚人流团团围住,退到了新城镇。然而,几分钟后,她搜查了自己的行李,发现一本相册没有带出来。她没有理会父母的阻拦,又回家了。当她手里拿着相册再次冲向新城时,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在惊恐地奔跑着,还没来得及回头,一股巨浪就把她吞没了。
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安康居民被洪水围困。在他们被毁的家中,日历翻到这一页:1983年7月31日。
人为的灾难/灾难
20多年来,很少有人关注安康洪水的原因。官方解释是当时汉江流域有暴雨,仅7月31日“安康降水量高达91.7 mm”。换句话说,安康市的毁灭纯粹是自然灾害。对此,一位要求不具名的水利专家含糊其辞地表示,仅凭降水无法解释为何汉江安康段在11个小时内暴涨8米以上。如果洪峰流量逐渐增大,安康十万人肯定会集体从容逃离。
更重要的是,在90年代初,另一位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在三峡工程建设的激烈争论中,已经反驳了这个数据。
黄万里很有信心地说,洪水前汉江上游五天降水量只有166 mm,7月31日只有27 mm。有了这么多水,就不可能产生这个空灾前。雨充其量是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
除了下雨,更重要的原因是河水流量差。黄万里说,1958年修建的位于安康下游的丹江口水库,前25年不断淤积抬高安康下游。“否则,即使洪水很大,也可以从又宽又深的河道中排出。”。也就是说,洪峰来临时,安康几个小时内水位暴涨的主要原因是河水流动不畅,甚至倒流。
而且还不止这个原因?除了下游,还有上游。据陕西省水利厅的一份数据显示,早在7月28日,安康上游一百公里的石泉水库的库容就高达4.9亿立方米。那天,水库打开闸门放水。随即,7月28日上午8点,当堆积再次达到顶峰时,“确保水库安全”,再次“开五孔门泄洪”...
如果安康的洪水不可避免,如果当地官员尽快疏散市民,就不会发生重大伤亡。问题是,直到石泉水库开闸三个多小时后,陕西省一位负责官员才打电报给安康,“迅速撤离,免得有人死亡”。
祸不单行。碰巧是星期天。拖延了半个多小时后,三四十名安康官员聚集在会议室。但是由于两位主要官员、地委书记和行政专员都不在场,没有人敢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意见。
宝贵的四个小时,就这样悄然逝去了。直到专员张如干匆匆赶到,广播讲话才发表。对安康来说幸运的是,数万人撤退;安康是如此不幸,当夜幕再次降临时,这座几乎和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到处都是河流,人们可能是鱼和乌龟。
斗争
掉进大水里后,季东风接连吞了几口水。好在他在水里扑腾了一会儿,抱住了一大块木头,“不知道是谁的梁。”。
周围哭声此起彼伏,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在远处零散的灯光下,大约有二三十个人在附近的水面上挣扎。他想起了和自己一起看家的哥哥,叫了一声。他的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喊了一声,最后散开了:“兄弟……”
混乱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回应他。渐渐地,哭声渐渐淡了,最后消失了;渐渐地,远处的灯光消失了。黑暗无处不在,一座城市被摧毁,甚至废墟都像噩梦。地球没了,时间也没了...河北东风过后,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
他终究还是哭了出来。好像不远处有人回应,声音朦胧;1,1,好像到处都有回应。他很清醒,很稳重。他以为像他这样抱着房梁随波逐流的人不在少数;他又想,郑茜街的人没死,东莞地区的人没死,现在还活着,总会有那么几个人能活着。
过了一会儿,不知不觉,他笑出声来。他想,忘记爷爷、父母、弟弟都已经疏散到新城了,即使留在老城的人都死了,他们还能活着,他是多么愚蠢。是的,你为什么这么笨?其他的都可以忘记。你怎么能忘记这些?郑茜街的人不会死,东莞的人也不会死。成千上万的东莞人都疏散到新城了,有五六千没有七八千吧?……
雨一直在下。海浪一个接一个地袭来,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洪水托起越来越高。他以为旧城被淹了,但是再大的洪水,新城也不可能被淹...河北东风过后,“在我想这么多的时候”,他撑起横梁,撞上了另一块木头。
那块木头上有人。纪东风不顾生死,伸出一只手,想抓住它。他太想和某人说话了。很明显,对方也是这么做的。敲打过后,两块木头合在一起了。
他的手放在两块木头上,另一块也是。我不记得是谁先说的。反正他说了他的名字,对方也说了他的名字,他们也没听说过。然后,他说他的外号叫“钢槌”,对方说他的外号叫“拖鞋”。两个年轻人哈哈大笑,嘿嘿。他们住在一条街上。他们不认识,但不知怎么的,他们相遇了,还听说过他们的绰号。
对方说,你下手这么黑,那次你打人了。季东风说,我从小练武,你不知道吗?对方似乎不屑,说训练人家攻击不会武功的人不太地道。季东风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能活下去,我就不跟东莞……再跟安康土人打了。”。
说到生死话题,两人又沉默了。不知道又飘了多久。季东风道:“这次你想活命,咱们结拜为兄弟,好不好?”对方补充道:在向孩子顶礼膜拜之前,先在米歇尔·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中将对方的父母尊为教母,然后再宰杀公鸡,喝血酒。
两个看不到对方脸的人,就跟着言情小说的故事走,约定彼此的友情。他们活了下来。午夜时分,他们被海浪冲到了四层的文化中心大楼。屋顶上挤满了人,“大概三四百”,几个手电筒不停地晃动。喊了几声后,七八只手朝他们伸过来。
此时,在水面和屋顶之间,不过两三英尺的距离。
哀悼某人的去世
刘丽英被一声巨响惊醒。
浪打过来的时候,她的头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估计是飞梁”,然后就晕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在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团绚烂的火,“像烟花一样”。
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瑰丽的火光在无边的水中漂浮徘徊。大火点燃了水木、垃圾、溺死的动物尸体,还有几具尸体若隐若现。再远一点,视野暗淡,水和天是分不开的。
火势很小。很快,一切又回到了黑暗。她感觉到了雨,雨很冷。
爆炸声很短,一切又归于沉寂。她微微抬起手指,发现了心里的痛,听到了她的呻吟声。更重要的是,她听到附近有人在说话。
她问,这是哪里?
一个人说她醒了。另一个人说,哦,你醒了。另一个人说,应该是北门附近。我们这里地势高,水退了就退的快。
少数人的声音平淡而沉稳,也是空空洞穴。随即,他们干脆继续聊天,没人理她。这个说刚才电池厂肯定爆炸了;也就是说,奇怪,这么大量的水怎么会爆炸?火是怎么开始的?听完之后,刘丽英知道大约有七八个人和她一起被困在这个未知的地方。
在所有的噪音中,一个女人开始哭了,但是她的声音不大。几个男人沉默着,哭得像个游魂,在无尽的沉默中飘荡。刘丽英也有想哭的感觉,“一座城市,一夜之间说出来就没了”!20多年后,她说她曾经觉得这个城市自私、俗气、过时,曾经试图逃离一段距离。然而,那天晚上,“我眼看着城市消失”。
当时她想,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可能会更好”。
挫折里充满了自信,像茂密的杂草,更加混乱。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听到一个男人在唱歌,而一个女人在哭。
这个人唱的是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两三个月前,这部电视剧让安康人空在大街小巷,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三四十岁的男人。那人唱道:“百年昏睡之后,中国人渐渐清醒了。睁开眼睛仔细看……”
他的声音又粗又嘶,时而跑调,但哭声渐渐消失了。唱完这首歌,他又接着唱《牧羊歌》《嵩山日出,晨钟,鸟儿,林中小溪,坡上绿草》...刘丽英知道这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
三两个人逐渐跟了进来。刘丽英也想跟着唱,他在心里扭动着。但她想,唱啊唱。你怕什么?反正谁都看不见。”她咽了一口口水,小声哼了一声...野果香,山美,狗跳羊跑。举起鞭子,轻轻摇晃。歌飘满山,飘满山。”
天空与水相连,漆黑一片,小曲漂浮在水和天空之间。牧歌结束后,他们又唱了起来,唱了一首又一首。男方能唱的歌真的太有限了。几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之后,他竟然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领唱了《东方红》、《新中国》这两首歌。刘丽英非常不高兴。她想:“你怎么还唱这么土的歌?”
她反对顾客。她唱《地方口音》、《军港之夜》、《酒若干,若卖》。她唱道,“多么熟悉的声音,多少年的风雨陪伴着我,我从来不需要去想,也永远不会忘记”。她很喜欢这首歌,但不久前,作为宣传干事,她还在团委会议上宣布这首歌被列为“禁歌”,并要求大家不要唱。这时候,底下传来一阵窃笑。现在想想禁播这首歌有多不合理!惹恼她的窃笑似乎是如此自然和友好。她唱道,“没有天堂就没有土地,没有家就没有家,没有你就没有家,没有你就没有我……”
不知不觉,她就哭了。她知道这是因为歌词里的字太多了。安康,你养育了我,给了我一个家。安康,虽然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你告诉我世界上的黑与白,它的真假。
她低声抽泣着,突然指着远处喊道。
她叫道:“看,星星出来了。”
复活
星星出来了,雨停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蹲着或躺在风雨中,纷纷站起。所有人都沉默了,像是松了一口气。在他们身边,夜幕逐渐降临,他们头顶的天空渐渐呈现出鱼肚白。
他们面面相觑,一个个满脸泥泞,衣衫褴褛。他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几十米之外,又是一座像孤岛一样的建筑。然而,隔着水和死尸,他们是那么近在咫尺。一个城市死了,大部分人还活着,还活着。
他们迎来了另一个黎明明。
乌云,也渐渐散开。在文化馆楼顶,季东风听到几个老人在偷偷商量,“今天可能是晴天”。一阵风吹来,很多人瑟瑟发抖。而天刚亮的时候,在成千上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又发生了一次爆炸。
这次爆炸的是油库。在火焰中,成千上万的人没有惊慌或骚动,仿佛天空要像一声巨响一样落下,而是从电影院的窗帘上落下。知望清楚地记得,在新城,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他的家人目睹了油库的爆炸。父亲看了一眼手表,淡淡地说:“七点了”。
然后清真寺倒塌了。季东风居住的街是安康著名的惠街。附近的清真寺建于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距离此处仅400年。今天早上,河北东风看到它“直接倒了”,从穹顶到柱子和台座,几乎是同时倒了。而站在文化中心的楼顶上,几十上百的穆斯林没有祈祷,也没有多余的表情,仿佛他们只是最普通的建筑,就像消失的几万栋房屋。
“不知道为什么,”季东风后来说。那天早上,“安康总有一种莫名的平静”。
是的,很平静。在到处的屋顶上,一些母亲解开她们的裙子,给又渴又饿的婴儿喂食;一群男人背靠背,让周围的女生大胆脱裤子小便。没有人谈论可能死去的亲人。偶尔,一两声哭声,也消失在无边的平静中。几个无知的孩子钻到人群中,只有走近大楼时,年轻的大人才伸出手推他们,提醒他们“小心”。
即使你看到不同形状的尸体。
看到大量尸体,已经是早上九点或十点了。"大约早上五点钟,水开始退去."这时,一些房子的屋顶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尸体爬上屋顶,一些紧紧地抓住门窗,还有一些互相拥抱。大部分都是肿胀变形的。远远地,他们“知道自己认不出谁是谁”。
水一点点退去,越来越多触目惊心的尸体。渐渐地,几条街道出现了,尽管它们混杂在瓦砾中。中午,一些木筏在废墟中游荡,一些木筏四处游荡。是朋友和亲戚撤退到新城去迎接他们。到了下午,太阳渐渐西斜,有的人在齐腰深的污水里走得更慢。这时,在文化馆的楼顶,有人喊道:“我们也撤退吧!”
年轻力壮的人护送女人,接孩子。一个接一个,数百人从文化中心大楼下来,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处的屋顶下来。那天晚上,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有条不紊的疏散到新城。
季东风在新城安康中学与家人相识。他父亲眼里含着泪说:“回来?人怎么样?”
早到的哥哥季春雨说:“铁锤,活下来了?”
今天晚上,安康新城有烟。
大疏散
还在硝烟中,大批士兵陆续赶来。
两个浮桥,两个步兵连,官兵五百余人,最早出现在汉江桥头。他们带了23辆卡车和24艘各种类型的船。经过14个小时的行军,他们在当天晚上7点左右到达安康。随后,总后勤部第26团,临潼第47军谯周部队,兰州军区某部空军...接连不断,成千上万的士兵驻扎在这座破败的城市。
直升机一直在盘旋。在齐腰深的下水道里,汽船,突击船,橡皮艇...不时出没于每条街道。小组被派往新城统计灾民,分配临时宿舍,分发第一批救灾物资。安康逐渐成为军管城市。
戒严令的标志之一是到处都有武装岗哨。
携带实弹的士兵连夜占领了银行、仓库和商店。顿时,码头、客运站、火车站、大街、几栋高楼……也日夜轮流换岗。这座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城市最初感到震惊。后来,知望说士兵们“非常简单和善良”。
戒严令的另一个标志是严厉的通知。
从水中撤退后,在成千上万的倒塌房屋中,有人寻找盗窃,有人抢劫仓库和商店的物资,有些小偷甚至带着死者的想法,在尸体中寻找手表和金戒指...为此,在入城之初,军管当局就草草下达了一道命令:“凡是利用水源抢人的,一律允许就地枪毙”!
接下来的几天,枪声四起。季东风曾亲眼目睹“一个年轻人背着几捆布”被士兵当场击毙。20多年后,他的父母总是强调他是被洪水淹死的,“在邻里之间,他总是抬不起头做人”。
移走尸体的工作开始了。一群群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正在废墟中行进。尸体“起初用布包裹着”。几天后,肿胀的尸体开始腐烂发臭,所以他们“不得不用叉车处理”。几座临时停尸房越堆越高,断指残肢遍地,绿头苍蝇被熏走。
废墟中,许多失去亲人的居民默默注视着。根据军事当局的要求,他们戴着大蒜汁和烧酒的面具。他们曾希望,如果没有葬礼、棺材和纸币,看看他们所爱的人的遗体就好了。但是,他们的希望又一次落空空了,“不管是男是女,总是少的可怜,认不出来”。
尸体被拉出来,堆起来,然后就消失了。没人知道这些尸体该怎么办,埋在哪里。一是有传言说他们是集体葬在体育场旧址;然后有传言说十里外的吉河镇有个“千人坑”,大部分都回斯里兰卡了...无论哪个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季东风说,直到今天,“这还是个秘密”。
猜埋,更牵动人心的,是受害人数。尸体被清理的那一周,安康遇难者不间断地寻找亲人朋友,死者的名字一个个出现。以东风为例,他所在的郑茜街损失最大。“死了70多个只知道名字的街坊”;很快,他也会了解到,在他工作的安康建筑公司的600名同事中,已经有五六十个人如一缕清风般消失了。
猜测只是猜测。8月9日,尸体被清理,产生了一份官方数据。“870人死亡,3万多间房屋被毁”,这是安康市的统计数据。然而,这不是唯一的结论,更不是最终的结论。“加上外国人,死亡总数超过1400人”,“安康有1036人死亡,死亡总数超过1600人”...接下来的几年,各种官方说法层出不穷,谁也不知道哪些数据最接近真相。
也是在8月9日左右,在北京的严厉催促下,撤至Xi安和汉中的安康地方官员开始陆续回城。相反,近10万灾难幸存者开始走亲访友。他们携带“灾民卡”,简单的行李和每人100元的救济款,从安康火车站出发,前往秦岭以北,甚至河南、山西。
疏散开始了。
重建
疏散是为了躲避瘟疫。过了几天,在士兵的严密看守下,“安康火车站只准出不准进”。一群群受害者不断穿过站台。知望一家去了咸阳,季东风一家去了邓县,绰号“拖鞋”的张兴旺去了山东临清的舅舅家。在站台上,季东风和张兴旺像兄弟一样拥抱告别,父母也以兄弟姐妹的名义互相称呼。
火车疾驰远去,安康镇渐荡空。“虽然一个国家被分裂,但山川长存,草木春来绿”,成千上万的人留在城市里,大多数是士兵、医生、邮局、供电局和自来水厂的雇员。他们的任务是恢复城市的生计,以便受害者能够尽快返回家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修缮房屋,连接线路,铺设管道,日夜忙碌...
渐渐地,成群的士兵撤走了,安康解除了戒严令;渐渐地,水管从漂白的汉江中流出,电线延伸到图纸上的街道和小巷。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如汽水、饼干、衣物和建筑材料,不断被充实到仓库中。安康虽然还是死城,但是,有水,有电,有临时医院和厕所,还有一些口粮。只要人们愿意回来,它就会恢复洪水和灾难无法抹去的烟火和活力。
9月初左右,邮局发来电报,要求各单位员工尽快回国,“生产自救”。与刘丽英、知望、张兴旺相比,纪东风回来得最早。那天,在火车站的出口处,在众多的指示牌中,他一眼就看到了“安康建筑公司员工到处举报”的字样。
死亡五六十人,五百多人。作为一个建筑公司的电工,他们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五层供电局的家属楼。又打又撞,然后知望回来了,张兴旺回来了,近十万受害者陆续回来了。在拥挤的街道和小巷里,邻居不断地倾听、诉说和叹息,不时擦着眼泪。
简单的窝棚一个个搭起。在东莞,在红卫兵,在残垣断壁下...窝棚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日子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有的孩子生在窝棚里,有的老人死在窝棚里,生老病死的故事没完没了。知望后来说,“大多数人已经在窝棚里住了两三年”。
相比之下,季东风的家庭更幸运。他们没有住在窝棚里,而是搬进了新城六北门,那原本是他父亲餐饮服务公司的酒店。“洪水过后关闭了,变成了家庭区域”。八口之家被分成三间小屋,在里面住了四年。
四年后,他结婚了,有了孩子,娶了妹妹,送走了祖父...在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他被分配到果园社区的一所房子里。作为城市废墟后的第一个大型社区,这套房子有着明显的浮雕色彩,“一共一万多,国家出三分之一,单位出三分之一”。搬进新房前后,妻子和他商量,该给他儿子挂号了。是不是叫“季信居”?经过简单的考虑,他说,让我们称之为“季红”。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难忘的,除了那一夜的洪水。
不仅仅是季红。那些年,很多安康新生儿的名字里都有个“洪”字。在牙牙学语的年纪,他们经常能听到一句话,“洪水之年”。比如和父母一起上街,如果有人问孩子多大,父母往往会说“洪水当年出生”或者“洪水两年后出生”。
“洪年”就这样成为安康一个特殊的纪年。与此同时,7月31日成了最特别的一天。
当季红大约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他的父母做了一桌好菜。他问,今天放假吗?季东风说,没有,然后他问,怎么这么多好吃的?纪东风没好气地回答,每年的今天,都有那么多好吃的,这年头,哪里来那么多闲言碎语?妻子很快拥抱了他,轻声解释说,在洪水年,我的父母设法活了下来...
这一天,安康的日历翻到7月31日。不仅是纪家,还有街和东莞,不仅仅是那一年,20多年来,家家户户总是在这一天做几道好菜,亲朋好友总是感叹着感叹着。对于商贩、菜农、鸡蛋批发商来说,和元宵节、端午、中秋节没什么区别,都是生意兴隆的好日子。
生意也蒸蒸日上,还有香和纸钱商人。很多市民都说,不像其他地方,“安康有三个鬼节,清明和农历七月半”。
这一天,晚上左右,一些白头老人会陆续出门。在街上,在十字路口,他们烧纸,大声说话。在低沉的哭声中,有老人说“过年请记得回来”,也有老人说“家里很安全,在那边好好放松,玩得开心”。
天快黑了,呜呜声越来越大。纸屑飘上天空空,逐渐混入城市堤岸上的大黑烟。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更多的老人和年轻人聚集在1000米长的河堤上,总会有更多的招魂和更深的思念。据说在浓雾中,一个老疯子经常在这一天大喊大叫。他在大喊:
“东方想知道
莫多君早期
游遍青山的人都不老
这里的风景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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