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到小说,总会觉得是饭后看的消遣。你会写童年的闲适和惆怅,营养很少,没有重量。看的时候不会带来什么负担,只会用来解闷。但现代汉语写小说之初,开拓者对小说寄予厚望:“想要一个新国家的人,首先要创造一个新国家的小说。”
晚清小说革命:一个新国家的人民必须从新小说开始
晚清时期,许多学者和报纸认为小说是国家改革的工具。1897年,天津《国文报》总编辑严复与挚友夏岑有合著长篇文章《附馆印部源流》。这篇文章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第一篇强调小说社会功能的批评文章。
■左边严复,右边梁启超
梁启超的短篇《译印政治小说序》先后发表在《清议报》第一期(1898年12月在横滨出版)。1902年10月,梁在横滨创办了另一家刊物《新小说》,并撰写了《论小说与集团治理的关系》一文。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它强调了小说的教育价值:
想要一个新国家的人,必须从一个新国家的小说开始。所以,如果你想要新的道德,新的小说,新的宗教,新的政治,新的风俗,新的艺术,甚至新的心灵和人格,新的小说是必须的。为什么这样小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支配着人类。
■新小说第一期
在随后的几年里,上海出版了几本小说刊物,它们与《新小说》有着相同的特点:它们发表了许多明显受上述三篇文章影响的小说评论,并连载了几部晚清最重要的具有政治意识的小说。由于严复和梁启超在学术界的声誉,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开创性的文章在当时被视为小说成就的宣言。
传统小说观:一种低级的文学形式
要准确地了解严复和梁启超对小说的看法,首先要勾勒出他们传统的小说观,这种传统的小说观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深受其影响的。中国自古以来对小说的鄙视在当时还是很强烈的。人们认为小说违背了正史,因为它违背了事实;与严肃启蒙的文学相反,由于轻佻猥琐,往往在政治上起到颠覆性的作用。虽然《水浒传》、《红楼梦》等少数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很多学者和说书人也肯定了自己的成就,但大多数小说的序言都带有自谦的味道。这些序章都承认小说是一种低级的文学形式,但强调小说仍然可以对不能欣赏严肃作品的读者有所启发。
尽管如此,大多数短篇小说选本的序言都注重小说的内在趣味,认为它能记录生活难以预测的事实。《古今小说序》强调作者“喜、悲、泪、唱、跳”的能力。光绪《古今奇观》序言说,书中的故事都是“悲喜交集”。
虽然这个标准公式永远逃不过小说具有说教功能的前提,但它实际上强调的是小说对我们感情的影响以及它所能传达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但从这些序章来看,构成小说感人元素的显然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和戏剧性的情节转折,而不是看似平静的生活描写。除了少数例外,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家是道德家,他们往往证明小说的感人力量,但很少强调欣赏小说艺术本身所产生的审美趣味。
梁启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
只有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小说才能发挥明显的作用,唤起民众,帮助政府现代化和进步。严复虽然留学英国,但作为改革家和宣传家,他不能不赞叹日本在现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至于梁启超,他对西方历史、文化、制度的认识,大部分来自日文翻译。所以,他在1898年10月流亡日本后,在主张以小说为媒介进行国家改革的时候,当然对日本的成就感到更加钦佩。
■梁启超
梁启超和严复一样,在翻译和印刷政治小说的序言中发现小说具有巨大的教育潜力,但他对传统小说的轻视程度超过了严。就连最著名的《水浒传》和《红楼梦》都被他鄙视的一声不吭。梁认为,中国大多数小说要么模仿《水浒传》,要么模仿《红楼梦》,以至于被学者们所鄙夷,被认为是“窃污纳垢”。但是通俗小说是不能封杀的,因为对大众来说,通俗小说比儒家经典和正史更轻松有趣。把读者的兴趣从旧小说转向政治小说的翻译是上策。
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属于这类小说,因为他们谈论政治问题,公开或含蓄地认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但在梁启超心目中,理想政治小说是指那些描写现代国家实际政治演变,可能直接影响当时中国政局的小说。
梁译印的《政治小说序》说,欧洲小说家“为儒教所迷,为学问之师,为仁人志士”。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一定是利特顿和迪斯雷利,也许还有伏尔泰和卢梭。同时,他一定对当时日本主要政治小说家的声望和影响深表钦佩,如已故的广史(1849-1896)、野熊文(1850-1931)和柴思郎(1852-1922)。他们很有名,所以都出过国,在报纸和政治上也很有名。
■布尔沃·利顿
梁启超的第二篇论文《论小说与集团治理的关系》,一般认为在倡导中国小说家和读者对小说的新态度方面起了最大的作用。.....他用了四个比喻来说明小说的力量:一个是“熏”,小说把烟雾散布在读者周围,影响了他的五官和判断能力;第二种是“沉浸”,读者沉浸在故事的场景和问题中,读完之后的几天或几周无法回避悲伤、愤怒或其他情绪。第三个是“刺”,读者被故事中描述的场景所激动;第四,“提一提”,小说可以把读者提升到书中大师的水平,或者让他们模仿。
梁认为小说的“提”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有一点让他感到遗憾,那就是中国小说不仅没有提升读者,反而总是将读者“贬低”到与缺乏规律的主人公相同的水平。所以读《红楼梦》的人会把自己比作贾宝玉,读《水浒传》的人会模仿jy或者鲁。(我们不禁会想,读者不会模仿宋江或者林冲吗?)因为这些人物不适合模仿,读者的倒霉程度与作者的抽、泡、刺、举能力成正比。
■鲍岱一起读戴敦邦画的《西厢记》。《戴敦邦手记红楼梦诗词》,风景一出,敬请期待!
诚然,中国人已经被模仿小说主角毒害了,但梁启超预见了一个以最令人敬佩的角色为榜样的社会。“但我书中的主人是华盛顿,读者被改造成华盛顿;大师是拿破仑,而读者则转化为拿破仑:大师是萨迦派和孔子,读者将转化为萨迦派和孔子。”
《论小说与集团治理的关系》一文因建议小说家提高政治意识而闻名于世。但我认为它对文学批评理论的贡献更大,即试图区分两种小说。从1898年到1902年,梁启超一定接触过当时的一些日本文学批评,否则很难解释本文所展示的浪漫主义文学观。
■梁启超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梁启超指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常见的解释(简洁性、可读性、人文性)之外,还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一个人生活在感官触及的狭小世界里,但小说可以让他超越自己的世界,进入很多别的世界。“小说家经常引导人们在他的领域中游泳,那些改变了他们通常的接触并经常遭受空的人也是。”
第二,人在这个世界上呆久了,习惯了之后,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情感反应就变得固定或者麻木了。“无论是悲伤、快乐、怨恨、愤怒、爱、恐怖、担心、羞耻,你常常知道为什么。要描述情况,心不能自圆其说,口不能自称,笔不能自传体,如果有人欲言又止,把全部真相说出来,彻底揭示出来,你会大吃一惊;好的是!很好!所以!是的!"
虽然“惊愕”一词在传统小说批评中屡见不鲜,但梁的这段话并不是指因小说情节的曲折而引起的惊愕,而是指被风俗掩盖的真相被重新揭露时的反应,或者用柯勒律治的名句描述华兹华斯写作《抒情歌谣》时的意图,它指的是“眼前的壮美和魔幻;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但一部关情和个人焦虑的电影就在眼前,我们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颗心既感受不到,也解决不了。”
■柯勒律治
另外,这部超越我们有限世界的小说,可以和柯勒律治用抒情歌谣写的诗相提并论。梁启超可能不喜欢“超自然人物”(柯勒律治),但他的小说世界必须包括外国爱国者和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或科学预言。梁称这类小说为“理想小说”,另一类“彻底”揭示人生真相的小说为“现实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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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中国文学
作者:夏志清
万志军等。
刘校对
20世纪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的传世之作
首次简体中文版
用中西视角理解中国文学
独特的视觉、超然的视野和锐利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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