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悲剧的落幕东方历史评论 蒋介石与汪精卫、张学良交恶始末

撰文：罗敏

《东方历史评论》

引子：“助力不是奴隶”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结束了与蒋介石之间长达六年的相互攻讦，甚至武力对抗后，再度走向合作。汪曾致函手下门徒，解释其政治生涯逆转背后的连贯性，称：

我们自九一八以后，与九一八以前态度似乎矛盾，实则一贯。九一八以前，我们抱有一定之政策，并握有一种之力量。我们自信，我们的政策如果实施，至少在内政方面解决农民问题，使共匪无所藉口；在外交方面可期得到与国，不致孤立。所以用我们的力量，以期实行我们的政策。力量虽然屡次不幸而失败，但仍不绝的酝酿，及不绝的创造，并不因此灰心。九一八以后，便不同了。当前的问题只是救亡，政策之得失异同，相形之下渺乎其小。而救亡必须力量，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力量，只要他能作救亡之用，便与之合作，为之助力（助力不是奴隶），而且其他小节概不与较，此为数年以来我们所取之态度，与九一八前看似矛盾实则一贯。

汪进一步提醒手下诸同志须注意与蒋合作的方式，谓：

我们将来不出三途（甲）合作，这或者有人说道我们不够股东资格，因为我们没有本钱。（乙）帮忙，最悲观的可以解作助虐（有人如此说），至于奴隶则决乎不是（看了上文便可明白）。（丙）友谊，既无股东资格又不愿做帮忙，那就只有如此。

汪将与蒋的二度合作界定为“助力不是奴隶”，一方面体现了他由于没有本钱，不够股东资格，无法与蒋平等合作的无奈；同时字里行间也表明了汪的政治底线与自信，自己只是“帮忙”，与蒋一起合作救亡，决不愿作蒋的“奴隶”。

汪这一“助力不是奴隶”的政治姿态，不可完全视作一种欲做还休的政治作秀，而是有其所秉承的政治理念，相信当时类似于“责任内阁”的政治环境能从制度上抑制蒋的军事独裁，从而为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赢得一定的空间。

“九一八”事变后，在以胡汉民为首的党内反对派与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联合逼迫下，蒋介石被迫再度下野。为防止蒋之复起，胡汉民等人又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中央政制改革案》，修订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欲从“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利，打破独裁”。邵元冲在日记中对此评论道：“其（中央政治改革案）第一条所称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以年满六十岁充任之，标准完全为对介石而设；其第三条规定之行政院院长，等于责任内阁之国务总理，则为哲生而设。”四届一中全会还通过了新的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规定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并推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这样，蒋由中政会主席的独尊地位，降为轮流主席的三常委之一。

对于四全大会后所形成的“国民政府的政制”，时论分析认为：

如今国民政府的政制，是混合这几个原则而成的：（一）国民政府有个主席，以“年高德劭”的人任之。这就是创制的人所谓脱胎“法德”的总统而来的；（二）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负行政上全权的责任，这就是创制的人“英法式”的责任内阁；三，此外在国民政府之上，有中政会议。委员由党的执监委所选出。中政会中又设三人常务委员会。这是维持党治的原则，效法苏俄的制度而来的。

总结起来，如今国民政府的政制是“德法式”的总统，“英法式”的内阁，苏俄式的委员制，配合起来的。

这套综合了当时各国政治的特长、专为防止独裁实力之再起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使得汪精卫有理由相信，自己再度与蒋合作，可以在“责任内阁”的制度框架下，保持政权相对独立的运作，不致于沦为蒋之军权的“奴隶”。汪在向昔日与自己一起反蒋的盟友解释时，表达得更为直白：“本人主张民主政治，断不蹈展堂（胡汉民）覆辙，协助介石以制造独裁”。然而，现实政治的运作远比理论上的设计要复杂得多，诚如当时舆论所批评：“在这种“杂碎”式的政治制度之下，纵令一般的领袖们都精诚团结，纵令蒋汪胡都一致入京，在政制运用上，随时要发生问题的。”

1932年汪精卫不惜辞去行政院长之尊位来逼迫地方疆吏张学良下野所引发的政治风波，便是这一“责任内阁”政制制度在实际运转中所遭遇的困境的总爆发。其实，汪、张交恶只是表面的导火线，汪精卫以张学良索款为藉口，骤然发动政潮，其背后所针对的是蒋介石。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发泄执政近八个月以来内心所积聚的不满，同时也是欲以退为进，借机来探明其所凭依的责任内阁制政府的权力界限。对此，当时隔岸观火的胡汉民一派可谓旁观者清，其舆论喉舌《香港中兴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汪此次之辞，原因极为复杂，……谓虽不敢拆蒋中正之台，但致张学良之鱼电，显然指桑骂槐，似有不慊于蒋，是以用退为进方法。”

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就事论事，从汪、张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二者交恶之原委，虽已有学者指出了汪精卫辞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但用“既合作又斗争”的分析框架来概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模式化，未能捕捉到蒋汪二人在当时政治氛围中复杂微妙的心态变化与其背后的政治角力过程。本文主要依据胡佛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与国史馆公开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辅以时人的相关评论，以这一时期蒋介石对汪态度的变化为线索，来透视1932年汪、张交恶事件前后的政治纷争与权谋较量，以期增进对蒋、汪二度合作这一政治格局背后的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之了解。

1

“与汪入京相助”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获知孙科政府已决定在沪设立特种委员会，决定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的消息后，认为这是胡汉民在为孙科“谋此倒行逆施之策”，“仍本其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也。而对于国家存亡，民众生死则不顾最低限度，必欲捣毁长江财政，破坏全国外交，使余不能继起收拾也。胡逆之计是诚丧心病狂。”鉴于形势危急，蒋再也无法安心隐居奉化，决定重新出山，前往杭州与孙科会晤。此前，孙科内阁苦无财政与外交一筹莫展，曾托人向蒋表示：“愿辞去行政院职，今后愿在蒋先生指导之下，与汪合作，以济国难。”蒋对此一笑置之，表示：“哲生岂真能觉悟乎？然余实不欲遽入京也。”

蒋坚决反对对日绝交，致电其左右心腹何应钦、朱培德、陈果夫，告以：“如对日绝交，即不能不对俄复交，陈友仁提此案，众者不察，且多数赞同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且将反助日本，故在东三省问题未决之前，遽尔对俄复交，则不止断送满蒙，是乃断送全国也。”汪精卫及其左右亦不主张冒然与日断交，据陈公博回忆称：“我当日也是不赞成绝交的，因为绝交是应该断绝一切关系，连侨民也应运送回国，中国有的是租界，对于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中国能有力量收回吗？日本侨民住在上海的公告租界，中国也能有力量把他们送回本国吗？况且绝交第二步便是宣战，当时宁粤两方都不够力量对外战争，并且也始终没有预备对外战争，这样无效的绝交，仅是一种高调，实在于国家无补。”

一致反对与日绝交的外交主张，成为蒋介石与汪精卫再度走向合作的契机之一。1月17日，蒋与汪会谈了一个半小时，蒋自认“以精诚对之，彼当能谅解也”。第二天上午，汪又回访蒋，二人长谈甚久。当时，南京方面来电告知“对日绝交案势难终止，必欲通过”，蒋于是急电孙科来杭详谈。当日下午蒋、汪、孙三人会晤于烟霞洞，当晚在澄庐商决，不待胡汉民之复电，“余与汪入京相助也”。然而隔了一夜，因胡的复电，汪又“犹豫变计不行也”。胡在复电中欲以“责任内阁”来阻止蒋汪入京，强调要“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而我人以在野之身，竭诚赞助，则对内对外必获有生机，慰国人之期望。”蒋对此不以为然，将汪在复电援引胡电表示不入京之意，改为“立俟胡北来，共赴国难”。蒋在日记中写道：“余决赴京以助林、孙，汪亦随之，以余不入京则必绝交，绝交则国必亡也，故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也。”

此时，汪精卫却依然犹豫徘徊。1月20日，吴铁城致电蒋称：孙科将于本日夜车晋京，汪并未同行，闻其于明晨晋京。蒋阅电后不禁慨叹道：“季新（汪精卫，作者注）为人意志薄弱，狐疑多端，又好自恃聪明，乘机取巧，非成大事之才也。”汪又观望了两天，直至23日傍晚五点才抵达南京。蒋与之长谈了两个小时，双方就对日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缓和”。在此基础上，蒋开始试探与汪商讨权力分配问题。他建议“政治由孙科主之，党务由季新主之，而三人共负其责”。据蒋观察，“汪之意尚不足也”。蒋深谙“取之必先与之”的为政之道，他观察到汪不满足于只管党务后，借孙科请辞之机，立即于26日致函汪称：“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在蒋看来，这次汪终于“感动”了。28日，蒋主动访汪，与之商议外交方针，蒋主张一面“积极抵抗”、一面“预备交涉”。汪当即“赞同”。见汪有表示“有愿任行政院长之意”，蒋乘机“再劝之”。汪没再推辞，表示“允就”，当晚立即开会通过。

汪借蒋之力当上行政院长后，也立即投桃报李，于1月28日召开的临时政治会议中，强力推荐蒋任主席，蒋“惶恐万状”“不能不主席”。蒋在试探汪的合作意图时，曾故作姿态，一再表明自己不愿接受任何名位，但实际上却为自己“无职责而不能不为负责之事”，“内心之苦无以复加”。蒋对恢复军权始终念念不忘，筹算于心。2月20日，蒋电令宋子文试探英美对其出任陆海空总司令的态度。25日，蒋的亲信朱培德提议成立国防部，以参谋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合并为本部。蒋“赞成其说”。汪对蒋的苦衷心领神会。3月初，由汪主持在洛阳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修正了军事委员会案，称“为长期抵抗及整理军事意见，军事委员会宜改设委员长主持其事，负责进行。”制度问题解决后，蒋顺理成章被推选为委员长。3月18日，蒋正式宣誓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2

汪“犹未能脱书生习气”

蒋、汪二人虽然互为奥援，在利益层面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合作格局，但在精神方面的隔阂依然存在，相互之间心理上的猜疑与防范时常令合作蒙上一种难以言明的不快与晦暗不明的阴霾。

蒋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最高军事职位虽渴望已久，但表面上却假意推辞不就。3月6日，汪派手下魏道明前来劝蒋出而负责，蒋不为所动，“笑而不答”。3月10日，汪精卫亲自前来劝蒋勉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说明所以“辞而不就之意”，并冠冕堂皇地表示：“余个人之名位爵禄不必言也。只求有利于党国人民可耳。”时隔两天，12日早晨，当蒋再次接阅中央执行委员会劝就的来电后，竟然“感泣不知所云”，慨叹称：“今日环境确有使余不能公然负责之势，又使余不能不实行负责，为无名之英雄故所愿也，为众毁之所归亦所甘也。惟求有益于国家民族可耳。”当天下午，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与汪会谈后，情绪骤然低落，在日记中写道：“与精卫谈话总觉无趣，以赤忱待人者，未有不为人所欺也。”13日下午，蒋与汪精卫、朱培德、宋子文等人再次商议后，决定就职。蒋注意到汪当时流露出“不甚愿”之意，内心颇为忐忑，反复揣摩道：“异哉，兆铭，余未就委员长职，彼故数数劝我，今日表示决就，彼反意态冷落”，但考虑到冯玉祥、李济深等人“皆别具异志”，汪精卫亦流露“不豫之色”，蒋的内心反倒释然，更加坚定了自己必须出任的决心，声称：“是余更不能不就职矣，否则党国大事尚可问哉。余自信余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后，中国始可免于覆亡之祸，而且必有雪耻复兴之一日。”

汪所主持的行政院虽然从制度上来说，相当于责任内阁的功能，对蒋之军权有所制衡，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蒋之“事事亲办、大权独揽”，汪之行政院几乎沦为蒋属下的幕僚机关。陈公博回忆说：“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悠闲的避暑胜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陈公博的观察虽难免带有派系倾轧的不平之气，但其中所反映的蒋之军权对汪之政权的干涉与侵犯是毫无疑义的。胡适曾撰文批评蒋的行事风格，谓：“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在于他不能把他自己的权限明白规定，在于他爱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军事之外，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烟禁、卫生，中央的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个人积极干预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这不是总揽万权，只是侵官。打杂是事实上决不会做的好的，因为天下没有万知万能的人，所以也没有一个能兼百官之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负责做事。”

蒋、汪二人虽然都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蒋时而强调要“抵抗”，2月14日下令“警军全部加入，如倭军无和平诚意，不肯退让，则与之决战，以此意转告外交当局，令其自动决定方针可也”；忽而又强调要“交涉”，24日又对汪表示：“余仍欲以原定方针，决战胜利后亦即退后，以交涉途径进行，以先示弱与和平之意，而准备仍以抵抗到底也。”蒋之“和”“战”方针的摇摆不定，加之内部反对不断，令汪视“外交之艰难为可悲”。蒋对汪的悲观与消极颇为失望，慨叹道：“国家危机至此，汪兆铭意志薄弱，已抱悲观，昨日在徐州会议，余再四观察，支此危局已无其人。余乃不得不牺牲一切，独自肩其重。今日根据环境与敌我内容主张，于沪事取和缓，勿使扩大，以保国家元气，以为他日复誓雪耻之图，但淞沪战事必死力一拼，惟期不扩大，不使不可收拾耳。”2月26日，蒋之对日方针由“战”转向“和”之际，蒋主动往访汪精卫，结果不欢而散。蒋在日记中写道：“余思以满腔热忱与之切商，而彼冷淡浅薄，无由进言，可叹。”

对于各省政府的人事任命，蒋亦时常加以干涉。3月17日，蒋正式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夕，汪前来访蒋，商议有关各省政府主席，蒋对汪之所谈不屑一顾，内心嘲讽其“犹未能脱书生习气也”。因二中全会决议军人不得兼任政务官，蒋听从张群的建议推荐王伯群担任贵州省主席。3月19日，蒋致电何应钦转商汪精卫，声称“当此国难安定后方为要，非越权也”。蒋、汪二人对开放政权的态度更是针锋相对。汪精卫有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之意，蒋则坚决反对，谓：“此事非开全国代表大会不能解决。余决力争，不顾反动派之反对也。”蒋听说黄炎培等人主张废党的言论后，态度坚决地表示：“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也。”

对于军权，蒋不容许汪有丝毫染指之意。蒋对汪与粤系军事将领陈铭枢、张发奎等人的往来密切监视。3月14日，蒋获知汪精卫与陈铭枢、李济深等复昆山慰劳将士的消息后，在日记中推断汪的意图道：“以示其粤方团结之意”，“是诚可笑也，粤人排外焉能成事。”3月16日，蒋亲自拜访汪精卫，与谈陈铭枢欲辞交通部部长而就军职事，蒋言下以陈“欲为党国尽心而无政治兴味”感到可惜，以此来试探汪的态度，汪却“模棱两可”，表示“无办法”，蒋只好“不欢而返”。3月22日，蒋得到情报称：汪派陈公博游说北方，希图在保定办一军官研究所，以造成实力。4月4日，蒋又接获情报称“汪有购买大批枪枝接济张发奎，以图不轨之说”。蒋令手下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酆悌“应切查，勿可有误，免为反动派利用也。”

1932年5月，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趁上海形势危急、中央无力南顾之机，联合胡汉民清除孙科在广东的实力，撤换了海军司令陈策与空军司令张惠长，将军权统一。陈铭枢“以张惠长撤职之故，急求赴闽报复”。蒋对十九路军赴闽一事非常犹豫，既想利用陈铭枢回闽来牵制陈济棠，又担心广东内部会爆发冲突，进而影响到剿共的进展。蒋反复衡量此事的利弊得失，迟迟未肯下令，汪却率先表示赞同之意，令蒋在处理十九路军的问题上非常被动。陈铭枢以为蒋反对其赴闽，赌气离京。蒋对此事耿耿于怀，在日记中感叹道：“惜乎，季新一生之伪也，如欲与之精诚团结难矣哉。”

1932年7、8月间，蒋、汪之间在政治、外交与军事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行政方面，二人因任命刘镇华为河南省主席一事再起争端。6月底，贺耀祖致电汪精卫通告称：蒋欲行政院任命刘镇华为河南省主席。汪对此事气愤异常，在复电毫不客气地指责蒋说：“此等重大事情，如未与行政院先行妥议而擅许人为省主席，岂能免招干政之嫌。”蒋对此事并不知情，很可能是其手下希风承旨所为，或者是刘本人活动的结果。蒋回复汪称：“卅电请弟欲行政院任命雪亚（刘镇华）为河南省主席一节，并未与贺贵严（贺耀祖）提及，更无托其通知之事，贺言弟不能负责也。”此事虽非蒋之有意操纵而起，但汪、刘对立之势已经形成。7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河南问题，汪亦欲解决，雪亚亦非得不可之势。”蒋视之为汪“肆行鬼谋”的罪证之一，慨叹：“夫复何言，亦只有竖起脊梁做去可也。”

外交方面，蒋对行政院所主张的“与俄国无条件复交”颇有微词。7月9日，蒋致电汪精卫，告以对俄复交“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标准”，“外交切勿辱及国体也”。7月16日，中俄正式复交前夕，蒋在审阅外交部对俄电文时，赫然发现外交部“并无如何接洽，亦未见俄方愿复交声明”，“汪之言完全自欺欺人之电，不知何意？”24日，蒋转借国府主席林森的意见，劝说汪精卫称：“对俄复交现时如无必要，总以暂缓为宜。”汪获知对俄复交一事被搁置的消息后，托病消极，大发牢骚。

军事方面，汪精卫借口张学良拒绝出兵热河，发动倒张风潮。蒋也对北方形势忧虑不已。6月27日，他在驶往汉口的军舰上考虑北方问题，曰：“汪兆铭等反对张汉卿（张学良）甚烈，汉卿固纨绔庸弱之徒也。北方事必更形紧张，余应速定方略，以安党国，然而如由余直接管理，则时间不许，实力亦差，而与缩小范围以待准备之旨亦相反矣。如放任不管则平津又恐变为东省第二，是余必不能不管也。呜呼，如能假我三月，至半年之时间，则事有可为耳。”可见，蒋虽然也对张学良“殊无解决热河勇气”、“不自振作”感到失望、遗憾，但因撤换张学良一事“关于北方全局与日本外交及中央政局皆发生影响，而其继任人选又甚为难”，因此主张维持现状。汪则对张“必欲撤换”，甚至在公开演说时宣称：“极感东北问题困难，势非卸任不可”。蒋对汪的真实意图有些拿捏不定，分析其“或故意装腔，皆未可知”。

然而，令蒋措手不及的是，汪精卫这次不是在装腔作势，而是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藉口反对张学良不抵抗这一“政治正确”的命题，突然提请辞职，实则逼蒋摊牌，为自己与蒋合作半年多来所遭受的种种压抑与委屈讨个说法。

3

“汪不如张”

1932年8月5日，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突然夜走上海，次日分别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和在汉口指挥“剿共”的蒋介石等，称他“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就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并要蒋“大驾回京”，主持政务。汪声称其“引退之原因”“具详于致张主任学良（鱼）电”。

汪在鱼电中首先历数了张学良“自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的事实，继而痛斥了张“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抗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所责于铁道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矣。”电文最后，汪义正辞严地声称：“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惟兄裁之。”汪精卫高调发表辞职通电后，行政院所属各部部长亦援引责任内阁进退一致之原则，相率告退。胡适谓此事有如“青天白日里的一声霹雳，中央政局就立刻陷入了无政府的危险”。

蒋对于汪精卫以辞职来博弈张学良下野的作法，深恶痛绝。8月6日，接到汪辞职电的当晚，蒋在日记中写道：“此人之无定力与定识，不知责任为何物耶。”次日，又记曰：“汪辞职诬张以为自处之道，实则无人不知其为藉口之词，自失态度，丧尽人格，视若神经发狂者，是诚可痛，书生之不能革命，不知责任皆如此乎？”在蒋看来，“汪之言行太不中轨，其度量尚不如张也”。不仅如此，蒋还从所截获的各种消息获知，“汪事前与蔡（廷锴）、阎（锡山）皆有接洽，以倒张为制蒋之本”，“是诚捣乱分子之甚者也”。

面对汪精卫突然请辞所掀起的政海巨潮，蒋以“在剿匪期间，决不能回京”为由，坐镇武汉，沉机观变。在长江以北的共产党实力尚未肃清，基本区域尚未巩固，“核心组织未稳固以前”，蒋认为“不宜掌握政权”。鉴于此，蒋一面通过国府主席林森、财政部长宋子文等党政要员，设法劝汪回京复职；并亲自致电汪精卫予以挽劝，表示：“弟只知共死生，同患难，合力并赴，以谋挽救党国于万一。至于政会事，兄当深知弟对常委主席之态度，无须弟赘言，如兄坚不回京主持，则弟惟有追随后尘，辞谢党国而已。”蒋在动之以情，劝汪复职的同时，还晓之以理，托宋子文从中斡旋，转告处置北方时局的根本方针与种种不得已的苦衷，称：

中对处置北方时局之根本主张亦与汪所见者无异，第进行步骤，鄙意必俟三省剿共〖异〗告相当段落，能抽出六师以上之兵力，移而北向，足资控制，方可实行。若时机尚未容许，一旦促成北局变化，匪特力难兼顾，无法善后，且恐内部复杂，提挈无人，自召瓦解，徒为倭寇造急进可乘之良机耳。三中全会，中不赞成即速召集者，实亦以此区区苦衷，无缘面谈，不胜遗憾。

蒋之所以转托宋子文详为解释应付北方时局的根本方针与步骤，言下之意是要让汪精卫知道：“如其能於当时略加忍耐，则出兵之计可成，今竟中阻，使其自觉卤莽也。”但汪竟然不为所动，对于蒋“深盼我兄惠临庐山畅谈”的邀约，不置可否。蒋对汪的执迷不悟深感失望，禁不住在日记中痛骂道：“见汪电未答约叙，其必欲先解决张之问题，而其齐电又痛斥张非，此种态度诚不顾大体，只欲显扬个人之名誉，则虽国乱党败所不惜，书生丑态皆一邱之貉也。”

对于张学良遭汪攻击后的出处与境遇，蒋从公的方面怒其不争，8月8日在日记中写道：“东北义勇军攻击牛庄，断绝南满铁路，各方猛进，倭寇海陆军并发，尚不能抵敌，当此倭寇手足无措之时，正张军收复热河，策应义军最良之机，而张乃犹豫依违，不敢前进，是诚不足与共事也，可叹。”同时，蒋亦顾及私交，为张出谋划策。8月7日，当张问计于蒋时，蒋告知因应之道：“一面辞职，一面带兵入热河抗日，否则不辞职亦须带兵入热，以表决心。此事惟有出此一途，以为自救救国之道，否则，无有第二出路矣。”第二天，蒋又电令张群转告张学良：“自精卫在沪发表各电，后连日观察内外形势日加严重，且有益趋纠纷之势。中意无论汉卿辞与否，应于三日以内亲率所部急趋热河，以最秘密、最敏捷之方法行之。政务暂交王维宙，军事则交万福麟主持。布署稍定，拔队即行，不宜稍涉犹疑，必如是而后对内对外乃有转机，乃有活着，否则全陷僵局。吾人惟有坐待崩溃而已。此系中连日深思熟虑之结果，希兄切实为汉卿兄言之，当机立断。”9日，蒋又复电张学良称：“兄今日所处环境，与中客冬遭遇者无大殊异，不胜同情之感。故之进退大节诚有悉心考虑之必要。弟中久役鄂中，各方情形，尤其北方实况未能全明，不能即有较当之主张。此间讨论所及，已假拟定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亦另电岳军与弟细商，足供参考。请兄权衡得失，取其最有裨于转移大局，并稳占个人立场者，择一而行。要之，当此义勇军得手之时，收复热河实为最上之策。现在剿匪工作紧张，稍纵即逝，将坠前功。中万不能抽身北行。总之，兄事即中事，无论环境如何险恶，情形如何变迁，荣辱成败必始终共之。”

在蒋看来，“汪、张言行，皆令人愤慨，而汪不如张也”。蒋之本意认为张学良辞职与否并非必须，出兵热河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既符合自己的战略意图，更可让汪失去攻击的借口。但因汪态度坚决，必须先解决张学良，否则决不回京复职，蒋为顾全大局起见，只好“为国相忍，决令张辞”，“另组北平军委分会，属其推人候核”。11日，蒋致电张群告知在处置张学良问题上“对汪最大容忍之限度”，称：“鄙意处兹环境，汉卿名义去留诚不必计较，但所部实力断不容他人侵损，倘有再进一步企图侵损或蓄意虐待汉卿所部者，吾人万不能迁就。”蒋对张学良的处理方法可谓去名存实，先令张学良辞职，撤销北平绥靖公署，后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由蒋自兼，张学良以私人名义代为主持。

面对骤然而至的汪、张交恶风波，蒋始终坚持既定方针，“中央处理，以汪复行政院为宜，否则只有自任；北方处理，以留张在平为宜，如不能留，则只有以余自任委员长”，“继持现状，待剿匪成功之后，再问北方之事也。”部署完张学良暂时避开的步骤后，蒋于8月13日再次复书汪精卫，称：“中央与北方诸事，断非一言可决，须详商方不致贻误。天下事大都复杂，而政治尤非简单之事，吾人当此内忧外患之重任，不得不忍耐将事，然又非迅速解决，恐贻大患者，故特请吴先生返沪面述。”这次，汪精卫的态度有所松动，回复吴稚晖表示愿意叙谈。得知汪同意会面后，蒋也终于松了一口气，16日在日记中写道：“汪既愿回京，则其继任行政院之心可知，此后或能略定也。”

对于蒋处置汪、张纷争背后真正的用意，冷眼旁观的西南舆论分析得精辟透彻，入木三分，称：

南京汪兆铭仍返京，依附独裁，以贯彻改组派“提高同志地位扩充本派实力”之主张，纵不复任行政院长，然其为蒋氏之傀儡如故，为蒋氏之工具亦如故，甚或故高其地位，使为宁府主席，以坚其用，故汪之辞职，为假战，为撒娇，为卸责，初无与于政局之演变，更无损于蒋氏之独裁。

北平无论张氏行否，华北局面，当暂无变，组织军事分会，合张、韩、孙商之力一炉而冷之，名目虽异，然其为蒋氏之羽翼如故，为不抵抗主义之势力所盘踞亦如故。甚或以蒋氏力量之向北开展在目前或益召日本之进迫，在最近将益促内战之爆发，故张之辞职，为掩人耳目，为去名务实，为投机取巧，暂无与于华北之改造，更无意于抗日之进行。

西南舆评对政情内幕的观察大致不差。张学良对名义上辞职后是否能确保华北的实际统治地位心存疑虑，其手下将领对张未能列为北平军分会委员惶恐不安，蒋认为张名加入“事实上无论为公为私，皆有害无利”，只得诉诸自己与张之间的私交来安抚东北军军官称：“中正与汉兄平日关系之切，不仅同患难，而且共存亡与始终。现在一时虽无可表白，但不久必能了解中正今次不得出于此者，非仅为国实兼为友。兹于汉兄未参加军会以前，特以委员长之全权代表名义代中正处理一切，可也。”汪之辞职确有“假战”的一面，8月18日，蒋在牯岭林森寓所与汪相见后，对汪是否真要辞职产生疑惑，在日记中写道：“精卫今日面谈千万言，何以并无辞职之意也，此其所以诈乎？抑已有所觉悟乎？”

4

“汪以退为进，欲有所要胁”

汪精卫自入京与蒋合作后，其手下唐有壬、陈树人、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也纷纷在行政院、侨委会、实业部、铁道部、中央党部等机关据得一席地。汪派人马的鸡犬升天为蒋手下的嫡系所嫉恨。陈公博回忆称：“我也不愿说蒋先生有意和我们为难，但底下的从龙人物，揣摩风气者多，我们刚到南京，上海已办了不少专对我们攻击的杂志”，“希风承旨的人太多了，骂汪先生和改组派的，不但无过，而且有功”。汪之所以藉口张学良拒不听命而向蒋诘难，不仅是因其个人权利处处为蒋所掣肘，也是其派系内部所蕴积的不满情绪的一种反弹。

蒋对汪派的野心有所察觉。8月28日，蒋的手下李培天上呈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称：

汪兆铭自长行政夹袋中人登庸惟恐落后，其处心积虑非造成己系之清一色，不能偿其大欲。自政治方面观之，中央各机关其爪牙之乘机羼入者不知凡几，而尤注意于各级党部之干部，奔走拉联，不遗余力。假以时日，诚恐整个之国民党行将成为其一己一系之私有物，有不合流同污者非尽遭摒绝不止也。自军事方面观之，其阴毒险狠更出常人意想之外。此次辞职通电藉口张不抵抗，索款要挟，措辞激烈，不留余地，其意在博社会之同情，卸己身之责任，而弦外之音，盖惟恐华北内部之不乱，至其去除张学良之决心尤溢露于字里行间，有誓不两立之势。夫张固应责矣，然张若竟去，试问领袖华北者果系何人？阎乎，冯乎，有一人于此，则汪之背景成，而分裂之机更迫矣。不特此也。如川刘黔王引为朋比，桂系李白暗中结托，纵横捭阖，极其能事。华北发难之时或即西南附和之日，极目中原，恐不待寇之吞噬，匪共之蹂躏，而吾民已无噍类矣。

蒋对报告的内容不以为然，笑曰：“精卫自有其一派之野心策略，但谓其与南之李白、北之冯阎有呼应，则昧于事实，而太重视精卫矣。”在蒋看来，赤手空拳的汪精卫及其派系的能力有限，因此，当其亲信刘健群进言称：汪精卫可望其成为李鸿章时，蒋表示“此非其所能也”。

政治家之出处并非依据政见的异同，而是夹杂有个人的权位之争与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汪精卫因此进退失据。此时，蒋依然坐镇武汉，沉机观变，对汪“徘徊不前，中枢无人”，殊为痛心。9月16日，蒋一面电令宋子文查明汪的行踪，谓：“汪精卫忽而京沪均不欲居，忽而有销假回京之可能，究竟实情如何，希考查明白，随时电告为盼”；一面亲自致电汪精卫称：“据医者云糖尿病断根虽难，而中止甚易。饮食稍加调节，复加紧打针，必无大患，伏祈为国珍重，善为调摄，国难愈趋严重，唯赖吾人艰难共济，以图挽救一切，排除万难。今派岳军来见，希详告岳君，中当尽其力之所逮一同谋适当之解决也。”汪利用为蒋所借重之机，除了要求将华北部队收归中央外，表示深为中央党部所属的《文化日报》等刊物的攻击所苦恼，希望双方干部能打成一气，遇事推诚商洽，不要相互攻讦。

在蒋看来，汪这是在“以退为进，欲有所要胁”。此后，蒋对汪态度急转直下，致电张群告以：“对汪疏通求近反远，欲速不达。彼方既如此犹疑，俟褚民谊与唐有壬、顾孟余商洽再定。兄亦不必急急，暂不赴莫干山见汪亦可。”为了迫汪就范，蒋决定对孙科以示拉拢之意，表示愿意联合孙科召开三中全会，具体合作办法则须待回京之后，再约孙面谈。当年蒋拉汪入京时，孙科不辞而别，后由汪代孙出任行政院长。汪曾通过蒋的亲信何应钦转诉衷肠道：“孙科、薛笃弼等以我不继续倒蒋，一意共赴国难，谋本党之精诚团结，则我亦在彼辈排出之列，吾人今后只有不顾一切，努力做去等语。”蒋闻听汪此番肺腑之言后，内心感慨不已，不禁想起“昔者廉颇、蔺相如结好，得御外侮，以保赵国；陈平、周勃交欢得弥内乱，以安汉室”，断然表示：“余于兆铭固愿与之精诚合作，以共赴国难也”。

然而，政坛风云变幻无常，时过半年，人事皆非。孙科由昔日倒蒋转而寻求与蒋合作，蒋亦有意借机拉孙来抑汪。本来，蒋令张辞去绥靖主任而代之以军分会委员长的名义，已令高调反张的汪精卫颇感难堪，如今蒋又有意拉拢孙科，造成孙将继汪长行政院之谣，益加使汪无地自处。汪备受冷落之际，遂下决心以肝病为由赴法就医。对汪之求去，蒋亦落落视之，10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汪病肝欲往法国就医，其避责之心可见，而其不愿离异之意，则可谅也。”

5

尾声：“不谅解之合作，其苦甚于亡命”

1933年3月17日，在张学良因承德失守为蒋去职之际，汪精卫又回到了上海。此时，蒋虽一再督促张学良出兵入热，但并非要求其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决战，确保热河不失，只是希望张学良能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部队，使日本人进占热河时一定要付出相当之代价，为自己争得一些面子而已。但事与愿违，奉军毫无斗志，凌源、承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相继失守。蒋实在忍无可忍，认为“此种失地，诚不能为天下后世谅也”，于是北上保定，令张辞职。但实际上，蒋对热河局势早已“预备其失守”，甚至做好失地后被反动势力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心理准备。即便如此，蒋依然坚持既定方针“卓立不动”，“以贯彻余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再与倭寇决战也。”

蒋因不愿与日本扩大冲突，有对日缓和之意，自然需要有人代为折冲，而此时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又肆意妄为，令蒋无法容忍，于是，3月21日蒋主动致电汪精卫，劝其复任行政院长。汪因有感于“不谅解之合作，其苦甚于亡命”，对再次与蒋合作心有余悸，于23日离京回沪，以示坚辞之意。除去心理上的阴影之外，汪再度与蒋合作又多了一层制度上的阻碍。1933年2月中央特设了国防委员会，推蒋主持，此时拥蒋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说亦甚嚣尘上。3月26日，蒋、汪会面时，汪“以国防委会为虑，以责任内阁制为主”，蒋为了挽汪复任，“开诚相见，容纳其意”。面对汪对制度方面的疑虑，蒋通过委与名位加以消弭。3月29日，在蒋的主持下，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委任汪精卫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在当天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以其能负责，心甚安乐。”

至此，汪“以退为进”的策略从表面上看大获成功，抗命不从的张学良终于辞职下野，自己则不仅官复原职，重新出任行政院长，还被委以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军事要职，但重返政治中枢的汪精卫也并非是最后的胜者。他与蒋之间的合作依然貌合神离。4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与汪谈话，其面目时现惊疑之状，无论如何精诚终不能去其虚疑，是余总有不能以诚感动之处也。”7月5日，又记曰：“与汪院长谈话，彼近日不作主张为主张矣。”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后的汪精卫失去了进退自如的政治转圜空间。他因反对张学良不抵抗而以辞职相抗争，重新复职后，却放弃原先所坚持的“由我们战败之后让人家出来当李鸿章亦好”的抵抗主张，转变为“有趋于主和模样”，从此走上了对日妥协的不归路。

“不谅解之合作”背后的无奈与痛苦，1936年7月13日，第二次汪蒋合作破裂后，再度出洋远游的汪精卫在家书中“自白”道：

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著。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军队之调动，外间不知之，当局者始知之。故知我之苦心者，实在少而又少也。举一、二事以明之。前年（二十三年）六月间，日本藏本失踪，数日未获，日本方面汹汹抗议，一日数至。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之消息。其时，我集朱益之、唐孟潇诸军事长官计议，始知南京无兵，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人可以临时应战。其时蒋先生在庐山，定于六月十三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十年纪念。我一日三电蒋先生，请勿回京。因蒋先生须带兵回始有用，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尽无益也。其后藏本寻得，事已平息，我始电蒋先生可以回京，此一事也。去年（二十四年）六月间，日本增兵平津，据何敬之部长报告，一触即发，势如然（燃）眉。其时蒋先生正在成都，不特南京无兵，北京亦将得力军队抽调将尽，而仓猝不能调之使回。其时局面只有两途：一是使平津为九·一八之辽宁；一是造成今日之局面。两者相较，今日之局面固可痛心，较之九·一八之辽宁，尚为差胜（如果以为今日之局面，反不如九·一八之辽宁爽快断送，较为干脆，此另一说，可以不论。）于是我只得负责以造成今日之局面。一时，同志明知故骂者有之，不知而骂者亦有之，我皆不辩，此又一事也。类似之事太多，不逞（胜）枚举。而所以不辨，则由于军事须守秘密故也。去年十一月一日我被刺，在被刺之前一日，我在蒋先生处午饭，阎百川、张汉卿、何敬之、朱益之、唐孟潇等军事长官俱在座。蒋先生对我说：“汪先生，我们以后不必再和六个月间一样受气了，我们的兵已陆续调回来了。”我闻而欣然曰：“如此六月间大病一场也值得。”诚然，如今南京，不是空城，而是实城，不得已时候，可以拼一拼了。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挨到南京已由空城而实城，由拚无可拼而至于可以拚一拚，那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所以我电中说：“过去责任，共负可，独负亦可。”我知道有人肯共负的，但因为种种关系，还要我多负些，或者单独的负，我又何所辞？辩既不了，生气更不必了。一个人为了国家，只要有一些益处，将生命名誉统统为之牺牲，是值得的。

“九一八”事变后，汪原本希望在责任内阁的制度框架下，以“助力而非奴隶”的姿态，与蒋合作，重新上台。但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由于蒋“事事亲办、大权独揽”，汪之行政院几乎沦为蒋属下的幕僚机关。无奈之下，汪借口反对张学良之不抵抗，以去就相抗争。但因汪之进退并非完全依据政见的异同，加之当政者施以纵横捭阖之权谋运用，责任内阁制度下的权力制衡演变为个人的名位之争与派系之间的政治分赃。汪在经历了两辞两就的政治风波后，由当初的“助力”最终沦落为“牺牲”品，以反对独裁政治相标榜，结果却“纵然不是养成独裁，也是掩护独裁”。这不仅是汪精卫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整个国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