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健龙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9月进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力学教师班。曾任长沙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国家公路养护技术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公路学会副主席。道路工程领域长期的技术和工程实践,解决了我国南方湿热地区膨胀土等不良土质边坡的稳定和加固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提出了设计寿命不断延长的耐久性沥青路面的理论框架、结构体系和设计准则,建立了沥青路面的国家设计方法,为我国公路交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学术专著5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特别奖1项,一等奖8项,其他奖项10余项。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不甘心少年辍学,在夜校努力学习弥补遗憾
我没有上高中,因为我父亲,在乡镇当税务局长,反对文革时期的武斗,当时成了所谓的“917”,也被抓了。而且我初中也没读过什么书。
我的家乡在湖南邵东。
我是1966年9月进入初中第一学期的,当时文革如火如荼,全国学生到处串联。
当时不知道从哪里来,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出发了。
我们从邵东一路走到湘潭,再到长沙。我写信让家人送十块钱。父母不同意,催我回去。毕竟,这种“一前一后”的活动是徒劳无功的。
青年郑健龙
回到家之后,还是不甘心。每天我妈都被我烦,给我5块钱。但是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要4.4毛钱,买了票我身上只有6毛钱。
没办法。我一直伸腿走路。幸好沿途有“红卫兵接待站”。到井冈山前走了六天。
刚在井冈山呆了一个星期,中央发文,说不允许搞“大串联”,要求红卫兵“回老家就地革命”。于是我就坐火车去武汉爷爷家过年了。
“达系列”回家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初中新生“回老家搞革命”,回小学半年,1967年9月做了第二次作业。
1970年1月,我们被分配到邵东县五一中学(现两个城镇的第二中学)上初中,直到毕业。
初中毕业的时候16岁。当时只有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子女可以继续读书,我父亲的“问题”当然不在其中。
毕业后,我无事可做,不想回老家,就直接从学校搬到县城的一个同学家。我们三个男生“承包”了一个挖防守空洞的工作,我们没日没夜的挖防守空洞。
我爸妈一两个月没见我了。听说我在挖防御空洞,马上带我回家。当然,我的工作没有得到任何钱。
“给他找点事做。”看到我如此焦躁不安,身为医生的母亲焦急地对父亲说。于是1970年3月,我被送到公社综合厂学习,却学会了裁缝!
现在,我还可以踩着缝纫机,用针线把蝴蝶结左右剪开,做衬衫。
当我想学习和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不愿意成为一名裁缝。三个月后,我跳起来找另一份工作。
当时负责这一块的公社是一个叫孙的副乡长,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累坏了。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建一条‘三线’。要不要和民兵一起去新华修铁路?”我满口答应,这是男人应该做的。
当时“三线”建设是为了“战备”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项目很多。
从娄底新华到怀化之江,再到邵东军用机场,整整一年半。我搬到了铁路、机场抢修工地,挖夯宣传,变得依附于“交通”。
1971年底,我被招入邵东汽车修理厂,成为一名热处理工人。
我一报到,工厂就派我去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培训。“第二纺织机械”是当时著名的国有企业,辉煌时期职工五千多人。《第二纺织机械》不仅让我学习热处理,还让我做实验室测试,同时做两个不同工种的工作。
我初中文化差加上“注水”肯定不够,就报了厂内的“721职工大学”上晚自习。我记得一周三晚,一次两节课。
我报了代数,三角学,几何,初中物理,高中物理等等,所以几乎每晚都在看书。
不愿意没有希望的高考,敢写起来
我是在1977年10月得知恢复高考的。那时候我已经是湖南交通学校的中学老师了。我要求学校上大学,学校不同意。
我是一名工人,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说来话长。
培训结束后,我回到邵东汽车修理厂,那里的热处理设备没有做好,我被分配到了翻砂车间。
那真是件苦差事。烫金属飞溅,经常飞向我。我没有抱怨。我咬牙坚持。“这个小伙子不错。”老师就是这么说我的。
1973年,湖南部分高校开始选拔“优秀工农兵”。我们厂上中专是有名额的,但是省里要求两个人考。我和一个复员军人是厂子推荐的参考。
其实工厂的初衷是让我“陪考”,没想到成绩反而更好。后来刚给我加了一个招生名额,让我进了湖南交通学校,复员军人去了邮电学校。
我们班是复学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我是学动力机械的。
好久没去正规学校了。入学后,我真的很努力学习。每一科都很优秀,尤其是机械制图,画面非常漂亮。
就这样,读了两年,学校让我提前半年毕业留在学校当老师,还没等同学毕业就拿工资了。
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后,1976年1月,学校送我去Xi安公路学院深造,转到了74级的道路施工专业。
学校那么专注的培养我,我却没有完成深造,我提出考大学。当时湖南交通学校是师资严重不足的学校,学校领导有一万个理由不批准。
我没有因为想读太多而放弃。
我记不清去的是省教委还是国家教委还是教育部,就敢写信问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考上大学。信发出一段时间后,没有回音。
直到我记忆犹新的12月5日,我收到了青岛学校的来信:“我可以高考了”。这四个字让我欣喜若狂,赶紧赶回长沙复习备考。
1977年湖南高考是那一年的12月17日和18日。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12月10号了,没有太多时间准备考试。
我只好去找同事的复习资料,匆匆看了一下。我没有任何准备就走进了考场。
幸运的是,我在夜校和中专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数学和物理都很好,但最差的是语文。
我记得很清楚,语文的第一个题目是汉语拼音。“我们的目标必须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实现。”其实我只知道“我”“得”“目的”这几个字的拼音,但平时爱看书,毛主席语录背了不少。即使有猜测,我其实也是一下子全猜对了,大大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所以语文考试可能不会太差。
我还是不知道我的高考成绩。
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华中理工大学的液压传动专业,因为我在读中学和读书的时候对它很感兴趣。
我在Xi安公路学院读书的时候,是从湖南的一个老乡那里学的这门课。我画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挂图,据说还保存在学校里。
考完试,别人来看录取通知书,我没有。后来听说是因为年纪大了,没法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其实我当时才24岁。
后来被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力学教师班录取为走读生(据说扩招了)。
那天学校接待处的师傅说有我的一封信,我看了一下,最后收下了。原来是中南矿冶学院(以下简称“矿冶”),就在长沙。
当时学校也给我安排了一年的课。好在“矿冶”和工作单位在一个城市。
于是大学第一年,我既是学生又是老师——上午是长沙河西的学生,下午逛了逛长沙,来到河东当老师。每周有两个下午和四节课。当时交通没有现在方便。往返一趟花了我四五个小时。
不愿学习打断,等待再战
大学四年,成绩一直不错。毕业的时候成功考上了研究生。但是因为那几年是带薪学习,工作的学校急需师资,我就回到了中专母校——当时升到了长沙交通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学习。
1982年底,长沙交通大学来了一位新领导,规定不准他在岗位上学习!
那个寒假,我闭门备课,上了一门学校老师都不想上的课——塑性力学。
一年多后,一位新的领导来到长沙交通大学。新领导与以往做法相反,鼓励年轻人考研。
我的读研梦又复活了。这一次,我“决心考”,宁愿不拿工资。
那是1984年,我考上了湖南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导师是钟教授。我特别感谢钟先生。就是因为他的严格要求,我才两年研究生毕业。
不愿意有一个艰难的旅程,吃得很苦,很欺负人
我上中专的时候提前半年毕业,本科的时候教书,考研提前一年。后来读了博士,当了十几年大学校长,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有幸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学们经常问我,你觉得成长的几十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今天是怎么得到这些的?
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是勤奋和执着,很简单。
也许是因为在我最想学习的年纪被迫辍学,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总觉得自己很蠢,青春都在校外。研究生毕业时我32岁。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要求自己比别人更努力,更努力。
记得研究生毕业没多久,就加入了著名教授张启森的课题组,七五期间国家组织的三个重点研究项目,我们做了五年。
当时学校只有20多台电脑,我们项目的计算工作量很大。经常等到深夜没人用电脑的时候,然后在机房里同时操作20多台电脑。
那就是因为这个勤奋,我申请了1993年那个时候最难申请的比利时博士后基金。基金的大力支持,创造了当时留学的奇迹。
第二种体验,不是做事挑三拣四,而是爱一行,专一行。不能说不喜欢。
任何事情,只要你努力,认真去做,总会有回报的。
当工人的时候,先是让我做热处理,然后让我学着做化验,最后做翻砂。据说这些工作跨度很大,又难又容易,有些人特别吃亏,比如翻沙,但我没有讲任何价格,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主动报了夜校——没有这一步,我也能考上大学。做代工就是抱怨自己懒。工厂能推荐我读中专吗?
我学过力学,力学,道路工程。这些专业虽然差别很大,但是在以后的实际应用中可以整合,不同的学科可以不断给我新的思路和启发。
第三种体验是“吃得像个恶霸”。
别人看到我笑,就问我这辈子难吗?当然,困难太多了。
比如我们获得了国家膨胀土治理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我们不说科研上的关键问题怎么解决,也不说像农民工一样搬到各种工地。只是为了得到施工方的配合,我们费尽心思。还有我们国家工程实验室。当时交通部跟发改委谈了三年才同意有10个名额,但是这10个名额都不是我们的。
我们去了省里,交通部,发改委。当然,我们也在不断练习内功。最终,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我们赢得了这个国家平台。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错,学习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
衷心希望年轻一代在国家富强、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不断优化的新时代,珍惜美好时光,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国家、社会和家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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