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时代周刊》评选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100张照片」。这100张相片所共有的特点在于，它们是我们人类经验上的转折。其中一张入选照片《艾滋之脸》的拍摄者说：“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是一张改变人们看待艾滋病的照片。”
2016年《时代周刊》评选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100张照片」。这100张相片所共有的特点在于，它们是我们人类经验上的转折。其中一张入选照片《艾滋之脸》的拍摄者说：“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是一张改变人们看待艾滋病的照片。”
1990年11月，《生活》杂志以《改变艾滋病的那张脸》为题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个名叫David Kirby的艾滋病少年病倒在床，眼神仿佛被这个世界以外的东西带走；家人围在病床边，一脸哀伤。
David Kirby死前一刻，俄亥俄州，1990年
1990年11月，《生活》杂志以《改变艾滋病的那张脸》为题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个名叫David Kirby的艾滋病患者病倒在床上，眼神仿佛被这个世界以外的东西带走；家人围在病床边，一脸哀伤。这张相片拍摄不久后，相片中的主角就去世了。当时世界已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感染艾滋病，不少人对这种当时仍算新的疾病一无所知。相片向世人的内心投下了重磅炸弹——艾滋病原来是如此可怕，除了病患陷入痛苦深渊，家人亦会承受巨大煎熬。
这张令心头挥之不去的照片，除了成为20世纪最有名的相片，亦令往后人们对艾滋病的认知产生巨大改变。20多年过去，在2016年的全球艾滋病日，《生活》杂志发表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
照片拍摄者是当年仍是新闻系的学生Therese Frare：“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在Pater Noster照料中心担任义工，那是一间照顾艾滋病患临终者的机构。从那年3月起，我开始拍照，逐渐和医院的工作人员熟悉起来，其中就有专门照看David的义工Peta。”
另一张由摄影师Therese Frare拍摄David Kirby死前的相片，他的朋友及照顾者Peta（左），爸爸和姐姐向他道别
David Kirby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80年代初，他是位活跃的同志运动者。在80年代后期，他知道自己染上HIV后自我放逐，离开家庭；在病情恶化后，他开始重新与父母联系，并问能否回家。他说，自己想死在家人的怀抱中，他的家人随即将他迎回家。
David Kirby的爸爸Bill Kirby安慰他在离留的儿子, 1990年
Frare因拍摄David Kirby临终的相片而闻名于世，但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有一位令她感受更深的人物，那就是照顾David Kirby、同样患上艾滋病的Peta：David过世的那天，我正拜访Peta。一些员工知道Peta快离去，接过Peta手头上的工作，让他可以待在David身边。Peta将我带到他那里。我站在David的房外，David的母亲出来告诉我，想我帮他们拍摄一张道别照片。我进去后安静地站在房间角落，几乎没有动，看着并拍下眼前的景象。我就知道一件微妙的事就要在我眼前展开。
「早前我问David，他介不介意我拍这些照片。他说没关系，只要它不是为个人利益就行了，直到今日，我从未从这些照片上获取任何钱财。David是位社运人士，他想让这世上的家庭和社区知道，艾滋病的破坏性是如何的大。我想他比我更知道，这些照片会变得多重要。
Therese停下来并笑着说，那时我比较像是：到底谁会看这些照片啊？
照料中心的一名护士在David Kirby死前握着他手, 1990年春天
David Kirby, 1990年
David Kirby的妈妈Kay拿着他儿子患上艾滋病前的相片
经过这二十多年，粗糙估计，Therese的这些照片透过全球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及针对这些照片而重新制作的专题，或者以它为由而生的争论话题，已有近十亿人看过。
David Kirby死前一刻由家人陪伴的相片，为Therese赢得巨大名声，当中包括纪实摄影界最高殊荣「世界新闻摄影奖」。但在两年后，当意大利时装品牌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将这张本来是黑白的相片彩色化，并制成广告后，随即惹来巨大公愤。
由罗马天主教教廷（觉得新制广告看上去像是模仿圣母悼子）到艾滋病关注组织（觉得广告以艾滋病患者的死来赚钱行为可耻）都齐声谴责有关做法，多个组织齐呼吁杯葛广告，指广告冒犯、不道德。而Elle、Vogue、Marie Claire这些顶尖时装杂志，更是拒绝刊登广告。在杯葛浪潮声中，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更呼吁「阻止这失心疯的做法，就是用我们的现金去投票」。
当年的广告
David Kirby的妈妈Kay说，Benetton想使用相片时，家人并无任何顾虑：「人人都认为广告离谱，但同时大家都对我们家庭或者是David一无所知。我的儿子辛辛苦苦地撑到最后一刻。我们想，这是时候让人们看到艾滋病的真相，如果Benetton可以帮忙的话，那很好，这个广告对我们来说，亦是人们最后一次可以看到David曾经存在于我们当中的证明。」
David Kirby在1990年4月以32岁之龄去世。Therese的拍摄焦点，亦随之转移在David看护Peta身上。
Peta在照料中心照顾垂死的David Kirby
比起和David相处的时间，Therese和Peta的相处时间要长得多。Therese以David临终的相片赢得世间称颂，但对Therese来说，Peta的故事却是更加复杂深刻、令人心碎。Therese拍摄了Peta两年，直到1992年冬天，Peta亦因艾滋病而去逝。
「Peta是个了不起的人」在20多年后的今天，忆述起Peta时仍令Therese呜咽，他总是离不开二分一的束缚：他一半是印度安血统、一半是白人血统，在Pater Noster里他是照护人员，也是被照顾者。他既男既女，游走于男女性别之间，他是我见过最不可思议的人——但也是个非常、非常坚强的人。
在United Colour of Benetton登出David Kirby的广告引来国际社会猛烈抨击后，Benetton捐出一笔金钱给照料中心，当中一部份用来翻新设施，供Peta及其他病人使用。相中为Peta躺在中心的一张沙发上。
对摄影师Therese Frare来说，Peta是她所遇过的人中最特别的一位：在我们的友谊中有很多快乐的时光。
在1991年7月，Therese Frare和Peta去了南达加卡州的一个自然保育区来一个小旅行
1991年7月，旅途上
Peta，1991年
Peta最终亦因HIV感染成艾滋病需要躺床，相片是1992年于照料中心
照料中心，1991
Peta最终亦因HIV感染成艾滋病需要躺床，1992年的Peta已变得明显消瘦，Peta此前照顾过David Kirby，他的父母亦因此照顾Peta。David的妈妈Kay Kirby说：「我想清楚了。在David垂死时Peta曾照顾过他，当Peta的时辰来到——我们都知道这刻终会到来——我们将会照顾他，毫无疑问。」
Kay Kirby为Peta注射药物，1992年
「有一段时间，我是歇尽所能去照顾Peta，这并不简单，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常在那边。但我先生在周末亦会到来，我们在短暂的时光尽了最大努力照料他。 」
在那段时间，David的父母将Peta当作自己亲生儿子照顾。Kay忆述Peta的状况在1991年底开始转差：「是个不易照顾的病人。他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帮忙）以及何时需要。」
「我的先生和我，对David在生时在家乡小医院被对待的方式感到难过。医生和护士在他身边时，总是穿上手套和全身袍，派餐时派餐者总是站到远远，甚至不让他拿餐牌。我们当时就告诉自己，我们要帮助其他同样有艾滋病的人，不要再受这些苦，我们也不要让Peta遇上这种事。」
Bill Kirby和Peta，1992年
Peta临终的一刻，1992年
Peta去世后，Therese拍摄艾滋病患亦告一段落，她之后在报章工作了12年，之后再到研究院进修。她说，拍摄艾滋病患从来就很困难。在Pater Noster照料中心时，她就知道自已做的东西很重要——最起码对她来说。当时她想也没想过相片会登上《生活》杂志、赢得奖项、甚至揭起巨大争议：「到最后，David的一张相片成为世间最广泛流传的一张，但拍摄Peta、Kirbys一家以及Pater Noster的一切，却令我深刻得多。但这些都已经被散失，被遗忘了。」
「在Benetton广告的事件闹大后，我觉得自己亦撕裂成一块块碎片。但Bill Kirby当时和我说我永不会忘记的一句：「听好，Benetton并没有利用我们或榨压我们。是我们利用了它们。因它们你的相片才会被全世界看到，这正是David的遗愿。」
在Benetton广告事件告一段落后，Therese先后在包括纽约时报等的各大媒体工作。Pater Noster疗养中心的义务总监Barb Cordle说，Therese的作品，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件关注艾滋病运动更能软化人们的心：「看着这些相片，你无办法厌恨一个有艾滋病的人。你不能。」
David Kirby的父母, 1992年
（来源：Fot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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