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黄成根下面的历史文化城市,这里有很多往事等着认识的人来。
已经70多岁高龄的安林,就是这样一位等着三轮车为人们讲述北京城故事的老爷子。他1小时挣150元,住四合院,真正身份是“贝勒”。
每天早晨9点钟,吃过早饭后,他跨上三轮车,叮铃铃地就出车了,雷打不动地来到南锣鼓巷一个固定的车位候着。
南锣鼓巷曾是京城王公贵族居住之处。安林从小就在这居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眼看这里从贵族府邸,变成寻常人家,再从住宅居地变成商业活动中心,他经历了南锣鼓巷许多的变迁。
“京城第一车”
尽管已届高龄,安林身子骨还仍很硬朗。一头短发黑中带白,显得十分干练。
常在外风吹日晒,令得他皮肤晒得黝黑。天气一热,他就会穿着中式盘扣褂子,阔腿束口裤子。这是典型的北京老爷子的打扮。
安林原本并不是三轮车夫这一行当的人家出身。据他所说,他祖上姓氏是爱新觉罗,他们这一脉一直居住在南锣鼓巷里。老北京时候,这里一带都住着达官贵人。
若是那一朝没有覆灭,他现在应该还是一名锦衣玉食的贝勒。
1982年,安林迫于生计成为一名走街串巷的三轮车夫。如今已经过了35个年头,街坊邻里从称呼他为“小安”,也渐渐地就变成了“老安”,再到后来的安老爷子。
在北京城有个落脚处,儿女也各自成家,原本他早已可以安享晚年,可他说他还是不肯歇下来。“这是我的念想。”
安林的车讲究,别人的车都是红顶蓬,只有他的车是杏黄顶蓬。
车把上挂了5个铃铛,是旧时快要被烧完的舞狮嘴里抢出来的;铃铛中间摆个龙,也是他精心设计的摆法,叫五福捧寿;
车尾专程让老师傅给镶了一块八卦,据他讲,这能辟邪保平安。
车身的两侧,他专门放了两只貔貅。安老爷子说这东西最贪,可吞日月,这是用以告诫自己,做人做生意,都切不可太贪。
精心设计过自己的三轮车后,他的生意变得更好了。许多游客一来不问价格,就只说目的地便上了车。
安林故事讲得好,许多街坊邻里闲着都爱找他聊天,老爷子肚子里的故事确实也多,懂得多,讲什么都是头头是道。许多坐过他车的游客,下回来了还坐他车:
“锣鼓巷其实叫罗锅巷,中间高、两头低像一个罗锅,罗锅不好听,改叫锣鼓巷,元朝建成,七百多年历史了。”安林总是以这样为开场为由
坐着老爷子的车是极舒坦的,这些皇城老故事都随着他带着浓重京味儿腔调的声音娓娓道来。他仿佛一个引领者,引领听故事的人走进一段历史。
随着地点的变换,安林的故事也在随之改变。从齐白石纪念馆到中央戏剧学院,再从冯国璋故居到婉容的娘家、后门桥……
来到地安门外,他这样讲解道:
“后门桥也叫万宁桥,跟前门相对,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中轴线又叫子午线,城门都在的时候,正午十二点,阳光能从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的门缝里一溜射过去。”
“内九外七皇城四”,讲到复杂处,安林在纸上画了下来。“瞧见没,这老北京轮廓就像顶帽子。”
对于安林来说,他也只想讲好这些故事。
有时碰上带孩子吵吵闹闹的游客,他索性就让游客下了车,不讲了,钱他也不收。他只把这些故事讲给带着诚心想听的人,“讲不成就不瞎耽误功夫了。”
1995年,有一个节目组在录制节目时拍到了安林这量车,夸赞他的车为“北京第一车”,这个称呼就一直沿用至今。
“老爷子”的规矩
安林称,自己脾气比较“个”。
他的车定了价是150一小时,就不会接受降价。许多和他一起的蹬三轮的小年轻,70,100,120一个小时都能走,只有他不接受。“我值这个价”,安林说。
在南锣鼓巷,安林的车是唯二有营业许可的,其他的车夫都需要将车停在胡同深处。拥有营业许可可以说是“身份”的象征,但他的车在这里并不是生意最好的。
老爷子也不在意这些,他每天在固定时间到达固定地点,在固定的时间收工。
6月的一天,烈日暴晒之下的空气中都似乎弥漫着一股热浪。下午4点多时,有四位旅客想搭乘安林的车。他摆了摆手,叫来另一个车夫。
他说:“姑娘,我要下班了,你们坐他的车吧。”
被他叫来的车夫已经一天没开工了。他也心疼这些从外地来的孩子“上有老下有小,都靠着他们养。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不容易。”
有一次,一位客人约好了4点钟来,却等到5点才姗姗来迟。据他讲,是碰到几个熟人,聊忘了时间。安林却说什么都不肯再接了。
他说:“这人呐,不讲信誉不行。”
保安岗离安林的固定“停车位”不远,有时新来了小保安对路不熟,安林总会帮忙解答。
过来问路的游客客气地叫声大爷,安林会知无不答,比地图还详尽。可总有些不礼貌的,远远地便喊“哎,哪哪儿怎么走啊?”安林则什么也听不见。
这时更加不长眼的非要凑跟前接着问,老爷子脾气上来便回:“跟谁喊哎呢,你回家这么管你爸妈喊‘哎’吗?”
碰上个事,他也总爱打抱不平。附近景区厕所男女不分,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常往门下一拍。安林有时碰见了,就自己躲进厕所,拿起旁边的废纸篓子往他们头上一扣。
老爷子有脾气,也有担当。他常说别人叫的一声老爷子,就要担得起老爷子这一称呼。
安林的徒弟说,他在这一带的车行里德高望重。同在一条胡同里,大家干着一样的营生,免不了会有些龃龉。
起了纠纷,请了安林过来主持,无论怎么调解大家都会服气,过错方就请大家喝一顿酒,事儿就了了,该过日子还是过日子,该竞争还是得竞争,只是得靠良性竞争,完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都应该彼此照应。
这么多年了,车行也一直没出过宰客黑客等不良行为,全靠安林主持着。老爷子讲原则,讲规矩,他既不怕强者,也不欺负弱者,大家都敬他。在他的主持下,虽是吵吵嚷嚷,也没有多少大风大浪。
入行故事
安林还年轻的时候,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当起了木匠。
虽然历史变幻,王朝覆灭,但他们这一支“皇亲”没有大富大贵,受到父亲的庇护倒也衣食无忧。
当上木匠后,安林很快就积攒起一些积蓄,娶妻生子。上有老下有小,一个月72元的工资虽然有些拮据,日子却也安逸。
80年代初,安林的母亲不幸患上食道癌,单是薪水就已经无法维持生活和母亲的医疗费用。
那时没法,他下班推着车往家里走的路上,每见到一个饭店就进去问需不需要刨菜墩的。找这个活每天一般能挣个十几二十块,但每天回到家就到晚11点了。
安林原本的梦想是当一名邮递员,可邮递员没聘上。后来他又听人介绍说蹬三轮能赚钱,他就花了足两个月薪水买了辆别人用旧了的三轮,自己喷上漆,给它打点了一遍,自己打扮的干干净净地出了车。
安林这一改行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81年北京市交通局刚出了一则规定,恢复人力三轮车的运输,方便了市民们的出行交通,也给了安林走投无路的普通人一个营生机会。
1982年夏日炎炎,安林第一次出车。他将擦得锃亮的车往西单商场门口一停,很快就有了顾客。那天下来他足足干了12个小时,挣了75块钱,还得了一个诨名叫“七张半”。
这一天的开张已经抵得上他之前一个月的工资了。他一见这份工作干得过,就把木匠的工作辞了,全力当上了三轮车夫。
没当上邮递员,却也一样是走街串巷,自由自在。
这活风吹日晒,夏天要顶着烈日,冬天要顶着寒风。很快安林的皮肤就晒得黝黑。
那时他出车比现在早。早上6点钟他就早早起床,去天安门接看完升国旗的人回家。冬天寒风凛冽,他也一样准时起早。
80年代自行车普及,市民出门都比较依赖自行车。马路上汽车少,公交也极少,更别提出租了。于是有些市民就爱搭三轮,沿路还可以看看风景,吹吹风。
有时安林也会拉去机场的乘客。有一趟从东四去机场的,安林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晰。他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连人带行李一趟三百。
他走的是水泥路,那时高速路还没修。到了三元桥上坡的时候,坡度太陡,没能蹬得动,安林就找了根粗绳,拴上车,把绳子勒在肩膀上像纤夫一样把车一点点的拉上大桥。
年轻时干完活,回到胡同,来一晚刀削面,再来一瓶二锅头,吃完又是浑身充满了力气,下午又可以精神百倍。
几年下来,他有了积蓄后,就换了现在这辆三轮。这是全北京第一辆不锈钢三轮,接着他就继续和他的“老伙计”一起,走街串巷,走到哪儿一时兴起,就给乘客讲一段当地的故事。
“老爷子”的新市井生活
时间转眼来到90年代,我国经济腾飞,北京城作为首都发展更是迅猛。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环市公路、高架桥、地铁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马路上汽车也多了起来。
原本乘客嘴里熟悉的老地名,也渐渐地开始变得陌生,磁器口、五路居这些渐渐也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某某大厦、某某小区。
随着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他也从住了一辈子的南锣鼓巷迁到了一座高楼里。可他不喜欢,“像住在监狱里”。
随着1995年什刹海开始兴起胡同游,他也回到了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接着拉起了三轮。
抽空他还去他的老房子里看了眼,那几天在门口铺红砖,腾退文物。后来他在这里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拉车累了可以歇一歇。
前两年,他也开始蹬不动三轮了,就给陪了他几十年的“老伙伴”安上了电瓶。
朋友儿女都劝他别出车了,他不肯。
虽然原本的物什儿都已经不在,但对老爷子来说,能回到原来住惯的地方,他只想每天能和人说说话,唠一唠,有一碗的刀削面,一瓶的二锅头,有人敬重,就仿佛回到了旧时走街串巷的胡同里。
安林说,他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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