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后勤军事政工情报无所不能，高级将领中难得的全面人才
邝任农将军一生的工作涉及颇广，刘少奇夸赞他“部队、民航、军政、后勤，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出色”，是“能干的人才”。邝任农曾任团长，师、军、军团供给部部长，军分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交通部副部长兼中国民航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等职。他长期担任军队后勤工作，掌管着大量物资，却以艰苦朴素闻名；在民航岗位上工作了18年，是新中国任期最长的民航局局长。2014年，邝任农将军的遗孀牛秀珍主动腾退住房的高风亮节，在全国传为佳话。
艰苦朴素的“粮草官”
邝任农是江西省寻乌县人，1910年2月出生于雁洋村。受进步思想引导，1927年邝任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寻乌做农民运动工作。1928年3月，邝任农参加了寻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的父亲、堂叔和堂弟被杀害。怀着仇恨，邝任农发誓要以不怕掉脑袋的精神革命到底，推翻反动统治，解放穷苦农民。他四处打听消息，积极联系隐蔽下来的几个起义农民，组建起一支短枪队，白天休息侦察，晚上袭击缴获，逐渐发展起来。
1928年10月5日，中共寻乌县委成立，邝任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建立起来后，短枪队得到快速发展，先后整编为游击第21纵队、赣南红军第21纵队、红4军第50团、县赤卫总队。1930年11月，邝任农率部分队伍编入红35军，并担任军需处处长，成为红军“粮草官”。
对于红军来说，“粮草官”最难当。当时正值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大规模“围剿”，要在国民党封锁的物资匮乏地区“养活”大量军队着实不易。在准备第二次反“围剿”时，红35军奉命移防东固休整。当地已经有红1、红3军团主力，加上反动武装经济封锁，造成军民缺粮少菜、没油没盐，给养十分困难。邝任农看着官兵衣服单薄、武器落后，干着急没有办法。
1931年5月，红军在15天内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粮肉、罐头，部队补给一下子充足起来。邝任农从鲜明的对比中，切身体会到毛泽东“以战养战”思想的深刻内涵和作用。
邝任农的思路逐渐清晰，在工作中越来越注重把握后勤与作战之间的关系，不仅率领供给部门筹粮、缴获、抢运，还积极地参加战斗。他历任红军独立第3师供给处处长、红21军供给部部长、红14团供给处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腿部、头部多次受伤，有效地保障了红35军的后勤供给。
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出现，红军胜仗越打越少，军需供应也越来越吃紧。看着部队不时断粮断盐，邝任农带头减少自己的口粮，宁肯少吃粮食、多吃野菜。他还总结出“早、勤、多”三原则，即：“早下手，腿勤快，多益善”，在艰难的军事、经济环境中尽力做好后勤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邝任农先后在红5师供给部、红3军团供给部军需科工作。他总是事事想在先、处处跑在前，在高度流动的状态下，坚持突出重点与照顾全面相结合，重点保障任务重的团、担任尖刀的部队；同时，做好随军保障，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力争避免补给不足而造成非战斗减员。
他不仅对工作认真，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1935年3月，高强度的行军、工作导致邝任农积劳成疾。供给部的官兵看他身体虚弱，就拿缴获的宣威火腿给他改善伙食。没想到，邝任农非但没有接受，反而批评道：我们供给部人手里掌握的钱财物，是用来供给部队消灭敌人的，不是近水楼台，供自己享用的。
做物资供给工作，贵在处处留心、筹划缜密。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召开。时任红13团供给处处长的邝任农，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步骤等推断，红军不久就要东渡黄河。于是，他率部开始不声不响地做起准备工作。东渡黄河战略行动确定后，红13团由于准备充分，筹备木材、铁钉、造船、备粮等工作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有效保障了东征作战。
1936年5月，邝任农任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陕北民贫地瘠，后勤供给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刚到陕北之时，红1军团官兵穿不上棉衣，因伤寒住院者多达上千人。西征结束后，红军转入休整。邝任农抓住宝贵的时机，深刻思考了供给工作的经验教训，并从工作思路和人才培养上下力改善后勤工作。
一方面，为提高后勤人员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单打一”思想，他邀请聂荣臻为大家讲授哲学基本常识；另一方面，区分会计、出纳、司务长、管理员、服装、军械器材等不同业务，连续办了10期学习班。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到供给部检查时，赞不绝口：这很好，办得很好。
经过学习培训，红1军团从连到师都配备了懂后勤的干部，全军团的后勤工作得到有效提升。10月下旬，红1军团在参加山城堡战役前，指战员们就全部拿到了暖和的棉衣。一次，邝任农看到彭德怀棉衣的棉絮已经板结不保暖，便为他量体裁衣，做了一套里外三新的棉衣。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共御国难，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8月，邝任农担任八路军第115师供给处处长。部队奔赴抗日战场，军需物资、弹药需求既数量庞大又品种多样，能不能搞好供给，保障打好抗日第一枪，不单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出不得纰漏、容不得马虎。
◆邝任农
根据与国民党的抗战协议，邝任农率队前往太原领取第二战区划拨的弹药。到达指定仓库领取枪支弹药时，邝任农一眼望去，辨别出全是土法制作的劣质装备，当即拒绝领取并向上级汇报。经过再次与国民党紧急谈判，才领到了制式装备，保证了作战需要。
10月中旬，邝任农前往西安筹措军需物资。他先用一周时间把布匹、棉花、军毯、鞋帽以及漂染、缝制成衣的行情摸准，然后认真遴选商贩加工订制。两个月时间内，7000套棉衣、4000双棉鞋和5000条毛毯等物资，一批批运往第115师驻地，满足了部队过冬急需，进一步激发了官兵士气。从1938年1月起，第115师连续发起马冢山、蒲县、石口、柳林等十余次较大的战斗，歼灭日军4000余人，极大鼓舞了山西军民胜利信心。
山东敌后军政双赢
1939年2月，第115师主力开赴山东战场，邝任农担任留守处主任，积极扩兵、修械、筹备夏服及开办合作社，支援前方，稳定后方。7月，邝任农到达山东，被任命为山东纵队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受领了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鲁南，指蒙山以南、陇海路以北、津浦路以东、沂沐河以西地区，连接苏北、鲁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这里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当地地主、土匪拥有大量私人武装，传称“司令”多达72个，割据一方，鱼肉百姓。八路军刚进入鲁南时，一些反动地主关闭村寨，殴打、抢劫甚至暗杀我工作人员，工作极难开展。罗荣桓曾评价：“鲁南地区落后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是极严重的现象。”
邝任农紧抓一个“战”字，以军事胜利为突破口，震慑孤立敌人、增强群众信心，逐渐打开了鲁南的局面。
首先是“以战扩军”，大力发展武装。从9月开始，邝任农率第3军分区先后组建起峄县、运河、沂河3个支队和陇海第1、第2大队，并配合第115师主力攻克郯城、码头、重坊等地。1940年2月，第3军分区配合第115师主力进行白彦争夺战，邝任农指挥地方武装在临沂至徐州之间破坏公路、拔除据点。4月，在针对8000余日伪军的反“扫荡”中，邝任农指挥部队采取灵活的战术原则，对日军逼强击弱、务求全歼；对国民党顽军实施有限打击，力求军政双赢，与主力内外配合，至5月胜利粉碎“扫荡”，并打退了王洪九顽军的进犯。第3军分区还利用临近铁路的优势，组建铁道游击队，采取火车脱钩办法，截获日军运输的武器、油料、布匹等物资，既打击了敌人，又补充了自己。
其次是以战促建，改善部队素质。通过一系列作战，邝任农发现部队中存在着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急需解决的不良倾向。10月初，他根据罗荣桓提出的建设模范军队的指示，号召创建模范支队，以带动全分区部队。邝任农在政治锻炼、群众工作、内部团结、战斗作风、革命立场等方面，对模范支队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活动很快见到了成效，各支队纷纷争创模范，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同月中旬，部队再次向日军发起攻击，一举攻占了车旺、卞庄等据点。
◆抗战时期邝任农(前排左三)与萧华、陈光、杨勇、朱瑞、王秉璋在鲁南。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鲁南抗日根据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罗荣桓给予充分肯定。10月25日，鲁南军区成立，邝任农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鲁南军区的成立，引起日伪顽的恐慌，也引来变本加厉的进攻，一度处于困难状况。但正在此时，第115师却将邝任农调离了鲁南军区，另外安排任务。临阵换将，一方面是对鲁南军区前期建设的扎实基础有信心；另一方面，罗荣桓对邝任农十分赏识，准备将更加艰巨、更加紧迫的任务交由他担负。
邝任农先是担任第115师情报处处长，罗荣桓向他布置任务：必须摸清敌人底细，用智慧去打，这样仗不仅能打胜，而且战士也可以少流血，少牺牲。但是，鲁南地区形势恶化严重，1941年12月，邝任农又被任命为鲁南军区政治委员。他重回岗位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持续巩固抗日根据地，于是紧急加强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军民联防、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全面加强党、政、军、民等工作，终于使斗争局面有所好转。
1942年3月，鉴于山东抗战存在的被动局面，第115师任命邝任农为师部巡视员，以掌握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改良战略决策。邝任农化装成农民、商人或日伪特工，走遍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详细了解建设形势和矛盾问题，并向罗荣桓作了调查报告。他认为造成被动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上把统战工作看得高于一切，发展起来的群众武装、游击队，不是编入八路军，而是补充到了“抗协”的抗敌自卫军。抗战力量得不到党组织的集中统一指挥，分散、薄弱，形不成“拳头”。这一结论，得到了罗荣桓的认可。
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及问题摸清之后，邝任农再次被任命为情报处处长，并且一上任就立下头功。10月，他率情报处成功截获“济南日军第十二军参谋本部105号作战计划”，日军将对滨海地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扫荡”。第115师根据这份情报，充分准备、主动出击，在滨海、沂蒙、鲁南、清河等地歼灭日伪军千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
1943年6月下旬，邝任农从情报中获悉，国民党顽军李仙洲部有可能接替同情抗日的国民党军于学忠部，在山东驻防。他敏锐捕捉到于学忠、李仙洲两部素有不和的细节，决定来个见缝插针、先入为主，趁于学忠部撤防间隙，抓紧抢占其阵地。罗荣桓听取邝任农的想法后，高兴地举了举手中的情报：“我们可以不流战士的一滴血就可以占领到好大一片地区。”
邝任农做情报工作越来越顺手，积极带领情报处未雨绸缪、先敌一步。日军准备改变战法，情报处第一时间向上级提交了《慎防敌采取“捕捉奔袭”、“分路合击 ”的新战术》；讨伐顽军吴化文战役前，情报处将吴化文部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详细资料送到军区首长的案头，被赞为“精确的侦察”。紧跟战争的发展，邝任农提出“三结合”“两服务”的“大情报”观念，即：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相结合，战区情报与外埠情报相结合，战役情报与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相结合；情报服务于战略计划，服务于战役决策。“大情报”模式贴合抗战进程需求，有力保障了山东战略反攻的顺利展开。
1945年8月，邝任农担任鲁中军区副司令员，率军向日军发起最后一击，先后攻克临朐、临沂等地。站在临沂城头，展望鲁南大地，邝任农深情地鞠躬，悼念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烈士。
解放战争中的“多面手”
邝任农善于紧跟形势任务的转变顺利转换角色，完成时势紧需的任务。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每逢重大的战略转折期或任务转换点，上级总会把最具挑战性、复杂性的任务交给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军进犯解放区，内战阴影笼罩全国。经过多方努力，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并派代表在各地建立执行小组，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的情况。邝任农奉命担任济南执行小组的中共方面代表，与蛮横阴险的国民党代表徐叙五、美国代表雷克斗智斗勇。
3月中旬，执行小组就伪军处理问题进行谈判。国民党代表企图将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邝任农坚决反对，强烈要求收缴武器、立即解散。双方毫不退步，谈判陷入僵局。邝任农灵机一动，提出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受尽日伪军折磨的群众，纷纷以亲身经历控诉日伪军的暴行，迫使美国、国民党代表只好同意遣散伪军。下旬，为急于抢占胶东半岛，国民党多次提出要修通胶济铁路，均遭到邝任农严词否决。国民党军官甚至持枪闯入邝任农住处进行威胁，但邝任农据理力争、丝毫不让，最终让来者词穷而退。国民党开始使用更加阴险的手段，在山东频繁攻击中共代表，殴打枣庄执行组的甘重斗，杀害高密执行组的辛冠吾，抢走济南执行组的电台。邝任农在艰险的环境中无所畏惧，义正言辞地谴责国民党的可耻行径。
6月，国民党当局结束战争准备，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邝任农愤然离开执行组，回鲁中军区复任副司令员，在战场上与反动势力做斗争。此时，鲁中军区部队主力已离开鲁中赴外线作战。邝任农和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坚持内线斗争。他指示各军分区重点抓好三项工作：扩兵训练，升补主力；发展民兵支前；配合主力作战，收复失地，牵制与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在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巧妙插入国民党军空隙，重点歼灭偏僻地区的小股敌人，积少成多，积小胜为大胜，用了约4个月的时间，就全部收复了鲁中军区失地。
1947年2月，国民党军发起“鲁南会战”，企图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将计就计，准备发起莱芜战役，战场就在鲁中。邝任农等人率领鲁中军民积极筹划军区兵力配备、发动群众等战前准备。莱芜战役打响后，鲁中军区在胶济铁路沿线采取伏击战、地雷战等方法，有效阻止、迟滞了国民党军增援；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战时后勤保障，数万名青壮年奔赴战场，踊跃支前。至2月23日，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5.6万人的重大胜利。
3月，国民党军转变战略，集结45万大军对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至4月上旬开始向鲁中地区稳步推进。华东野战军隐忍待机，于5月抓住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发起孟良崮战役。邝任农等人不仅指挥军区部队配合主力参战，调动、围歼敌人，还最大限度动员群众支援。战役期间，鲁中群众热情高涨，20万人冒着枪弹支援作战；粮食捐完了，就把家里的口粮、埋在地下的粮食甚至种子全部捐出来供应前线。孟良崮战役，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最精锐的美械第74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鲁中会战”计划，极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召开会议，确定了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1948年，华东斗争形势好转，进攻矛头指向了大城市，接管城市工作开始提上日程。7月，邝任农离开鲁中军区，赴华东局城市接管委员会做接管济南的预备工作。9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29日，邝任农任济南特别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3个月后，济南市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1949年4月，邝任农赶赴上海，迅速组织完成了长兴岛的接管工作。
6月，邝任农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整个野战军的后勤工作。第三野战军即将进军福建，北方的部队进入南方，吃穿、作战、医疗卫生有很大不同，后勤工作的筹划转型尤为重要。邝任农向各兵团后勤部门明确，要从粮食、鞋子、雨具等具体问题上关心战士，多准备药品，尤其是治疗伤风感冒、痢疾的特效药，福建人民生活困苦，要做好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
7月，野战军大军冒着酷暑，徒步南下。邝任农预料的情况果然发生了，疟疾、痢疾、肠炎等在部队肆虐，第7、第10兵团一个月非战斗减员近万人。邝任农心急如焚，紧急组织调拨药品、粮食，逐渐缓解了问题，保证了野战军作战计划的继续实施。第三野战军剑指东南，一路解放了福建、浙江大陆及舟山群岛，将国民党军赶出了东南地区。
1950年4月，野战军、兵团两级撤销，邝任农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8月，任军区党委常委。
率领中国民航飞向世界
1955年6月，邝任农调任中国民航局局长。此时，刚刚发生了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航仅开通了国内航线和邻国几条航线，不能飞远程国际航线。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准备参加在万隆举办的亚非会议，也只能借助印度至香港的飞机，将其临时改为专机使用。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起飞后不久突然爆炸，机上乘客全部遇难。周恩来总理因临时改变行程，未能登机。事后调查，原来是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
中央决定，为打破西方政治、外交、经济封锁，要尽快发展民航，飞出国门。毛泽东曾亲自为CV-240型XT-610 号飞机命名并题字，刘少奇也为空军和民航题词：“强大的人民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人民空军与民航事业”。邝任农看到这些，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带领民航事业突飞猛进。
◆1996年，邝任农在波音747模拟驾驶舱识别飞行仪表和驾驶仪。
邝任农到任后，先做了两件事以打牢基础：一是调查研究、查找问题，一是改善业务管理体制。民航系统较为复杂，为了尽快掌握情况，邝任农常常到工作一线，参与飞行队、机务外场和后勤保障工作。邝任农虽对民航专业是外行，但却善于用丰富的工作经验来研究管理。他观察发现，工作人员对飞行的预先准备和事后讲评不够重视，不利于工作的改进和提高。他以打仗为例向部属讲明这两个阶段的重要性：只有坚持仗前准备、仗后总结，才会有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否则稀里糊涂吃了亏、打了败仗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据此，民航局规定：严格执行等级制度，责任落实到人；严格主官督促检查制度，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1955年，邝任农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50年代，中国仅开通了南到越南河内、缅甸仰光，东到朝鲜平壤，北到苏联某些城市的少数国际航线。随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更多更远的国际航线亟待开辟。周恩来曾感慨：“什么时候我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并多次指示中国民航，“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民航体制也几经调整，邝任农在1959年任交通部副部长兼中国民航局局长，1962年任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
因此，在改善国内业务的同时，邝任农的目光始终紧盯着国外。1963年初，他主持召开民航总局党委会议，研究建设上海、广州两个国际机场的紧急任务，并要求各单位抢时间、争速度，在次年5月1日正式通航。他语重心长地动员大家：这是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粉碎国际霸权主义封锁的政治斗争。
在总体筹划上，邝任农把握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辟东南亚、西亚、非洲的航线。国务院认为民航总局的这一方针，既积极主动又实事求是。同时，邝任农率队先后访问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多方协商，签订通航协定。到1965年初，中国民航总局开辟了以周边国家为主的10条国际航线，“飞出去”的条件基本成熟。
5月，应南亚的巴基斯坦和东非的坦桑尼亚邀请，周恩来总理决定，乘坐中国自己的民航专机出访。周恩来专门约邝任农一起研究民航首次国际远航的有关事宜。周恩来亲切地说：“要认识你们工作的重要，要有雄心壮志，要给毛主席争光，要给祖国争光。”
6月1日至10日，民航208号专机载着周恩来总理，稳稳地飞行44361公里、80多个小时，在国外机场起落12次，顺利完成了远航任务。回国后，周恩来给予了充分肯定：“民航第一次飞非洲”，“组织得很好，准备得很充分，任务完成得很好”。 7月，民航总局又执行了邓小平访问罗马尼亚的任务。中国民航载着中国人民和平的愿望和真挚的情感飞向了世界。
◆1971 年5 月30日，中越民航运输协定在北京重新签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席签字仪式。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和越南驻华大使吴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航系统受到冲击和破坏，邝任农心中十分着急。1969年10月，他主持召开民航总局党委会议，提出把民航总局划归解放军建制，以最大限度保持民航的稳定和秩序化生产，减小损失。11月20日，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中国民航总局正式划归空军。
为实现周总理“飞出去”的战略目标，邝任农忘我工作着，至70年代初，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法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均开通了飞往上海或广州的航班，莫斯科、东京、巴黎、地拉那等4条航线也积极准备通航。1973年6月，考虑到邝任农的身体情况，中央决定免去他民航总局局长职务，安排他回空军工作。
邝任农回空军工作后分管后勤、军务和外事工作。1975年，因年龄原因，邝任农退居“二线”，担任空军顾问。1978年2月，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3月，离职休养。2003年4月25日，邝任农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邝任农将军的遗孀牛秀珍主动腾退生活了46年的空军大院的房子，搬到干休所。老人的高风亮节在全国全军引起强烈反响。在新家里，牛秀珍按照原来住房的格局，摆放着老旧的家具和沙发，动情地说：“睹物思人，就是图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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