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同杜义德枪杀李彩云的真正原因

1985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向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杜义德了解有关原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被杀事件的原委。在出示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批示、指示后，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原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杜义德终于语焉不详地说道：“李彩云是我和王树声同志错杀的。”其时，距离李彩云烈士牺牲已经快半个世纪了。

杜义德晚年著有《杜义德文集》，内中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开国中将征战厮杀的一生的回忆。然而，这部厚厚的文集中我们却丝毫也看不到他对红四方面军山头主义横行、军阀作风肆虐、公然用枪杆子审查中央路线的深层次反省。在杜义德的文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随意就把这些个错误扣在了死人张国焘身上。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红四方面军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张国焘当然要负有首要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特别是西路军高级将领的王树声、杜义德等人在张国焘横行霸道的历史状态下，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对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可惜，杜义德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但历史告诉了我们真相。

李彩云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是参加过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老战士，也是百战之余的精锐忠贞之士。据他的老战友原于海军东海舰队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李新国在《在西路军中的艰苦历程》一文中回忆，为了固守倪家营子，西路军总部决定第二次组建骑兵师，师长杜义德，政委刘庆南，参谋长李彩云。（李新国时任骑兵师作战科长）骑兵师配备的马匹十分恶劣，但是李彩云仍旧斗志昂扬的率领全师400多指战员奋勇杀敌、临难不苟。可包括李彩云在内的所有人应该都不会想到这位被“青马”（青海马步芳军阀集团简称）悬赏2000元大洋的优秀将领躲过了敌人的堵截、追杀，却在生路透出一丝曙光的时候，遭到了来自王树声、杜义德这些自己人、来自背后的黑枪，永远的长眠在这片他熟悉的土地上了。

和李彩云的经历相比，王树声显然“显赫”的多。这点我们从他的官方简历就能看出来。王树声能够迅速跻身到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除了他自身的战功以及革命的需要外，再有就是（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红四方面军提拔使用干部的准则——刻意选拔工农干部或者带有浓厚工农色彩的小知识分子。张国焘主政鄂豫皖之后，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提出了一个“四个必然”的定论，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引自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92页）。而在这个公式的背后实质原因则是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盲从、善于独立思考让张国焘不能随意的为所欲为。例如曾中生、许继慎、舒传贤、徐以新等。所以，对于这样一些背景的干部，张国焘必杀无疑。是不是张国焘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些东西呢？显然不是，张国焘的这种阴暗的举动得到了包括蔡申熙、王树声、沈泽民、陈昌浩、郑义斋、徐宝珊等人的支持，其中蔡申熙公开提倡大力排斥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随着这股妖风的横行，在红四方面军中，戴眼镜的、别钢笔的、会写字的都在必杀的范畴之内。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晚年回忆，他曾经偶然冒出一句“牛顿”的名词险些遭到张国焘的清算，幸亏徐向前机智的予以搪塞才幸免于难。1938年，毛泽东郑重指出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其错误的行为断送了红军的前途；而革命导师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毛泽东也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当然，受到提拔的一大批工农干部中也突出涌现了像许世友、徐海东等名将、猛将，也突出涌现了一大批坚定忠贞的领导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盲目的排斥、滥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政策是正确的。张国焘推行的这套办法和后来“文革”当中鼓吹知识无用实际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目的在于愚弄下属、摆弄群体，以便于一人高高在上、大权独揽。在这样的风气下，工农出身的干部天然的对张国焘一体凛尊、绝对服从，也天然的对来自其他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出现本能的排挤、打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彩云的蒙难实际也是这一政策的应有体现。

除开滥杀知识分子干部这一前提外，还有一个就是红四方面军固有的山头主义在作祟。陈独秀当年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后来被毛泽东多次引用足以证明党内的山头、宗派由来已久而且长期共存。不独红四方面军，红一、二方面军的派别也是层出不穷。但是，相比较而言，红四方面军更为严重一些。严重到可以自视最高、目无中央。张国焘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地步，既有他自身的缺陷、制度的缺陷，也有红四方面军土壤的烘托。红四方面军这种派系林立、山头激涌的现象不仅在红军时期大演特演，就在八十年代中还有所流露，例如红25军旧部围攻程子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王树声在这些缺点中留下的痕迹算是最重的一个。

关于红四方面军干部普遍素养比较差的例子还有很多，最为明显的就是余天云几欲殴打朱德、谩骂刘伯承的事件。朱德是红军公认的创建人之一，德高望重不说且为人宽宏，只是因为在南下问题上同张国焘有所分歧，这就在像余天云这样的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心目中成为“叛徒”、“机会主义者”，别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给张国焘调教出来的喜欢动辄给人扣上形形色色的诸如机会主义错误、右倾主义错误、日本特务、国际特务这类的帽子的手段则颇有一套本领。有人不过是给朱德在马匹上提供了一点便利，立刻遭致余天云的唾骂和殴打，有一次甚至准备对朱德老拳相向（参见《刘伯承军事生涯》）。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的李特公然给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扣上无中生有的帽子。当李特看到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蓬头垢面的走过来时，竟然对莫文骅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吗？”（参见《莫文骅将军自述》144、145页）当时红军给养困难，部队首长带头找吃的本来是寻常事，可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看来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岂非咄咄怪事？多年之后，军史研究者刘统在撰写《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一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资料也在证实这一点，即“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作战勇敢，但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引自该书214页）也就是说，简单、粗暴成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常用的一种手段，王树声何以例外？事实上，王树声、杜义德比这些个“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的将领比起来走得更远。发展到了直接枪杀同志，目无组织、目无中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李彩云为什么遭到枪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李彩云在路上发泄了对张国焘的不满。李彩云身属红一方面军红5军团，对于张国焘在草地会师途中上演的那一幕拖人拉枪的行径有所了解，他认为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怠慢”中央北上的方针，后面的有些情况完全可以更好一些。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早在俄界会议上做出了决定，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更不是什么秘密，连陈昌浩都开始松动，逐渐向中央靠拢，张国焘犯了分裂党的错误的消息日渐传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李彩云背后议论张国焘就算是犯了作风散漫的错误，也不到论死的地步。可是，就在李新国、李彩云休息的时候，王树声、杜义德的枪口指向了李彩云的背后······几声枪响之后，李彩云这位红军骑兵部队早期组建者之一、英勇的战将倒在血泊中，慌做一团的李新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据《西路军沉浮录》作者、西路军史研究者董汉河说，当时王树声、杜义德都平静无事的告诉李新国，这是枪支走火所致。（参见该书424页）一名红军将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逃难途中给“枪支走火”杀掉了，杀人者用鲁迅的话说：“都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李彩云被杀的时间，《西路军沉浮录》中记载是1937年春天以后，而根据甘肃省党史研究者提供的时间则确定为1937年6月。《西路军沉浮录》中认为当时剩余人数为11人时李彩云遇害，而甘肃党史研究者认为是9人。但是，这些纤毫的差异都无关宏旨，李彩云遇害且死于同志手中则是确认无疑。

朱德这样评价过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朱德说：“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总之，一切都以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指张国焘），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杀掉了，或者被赶走了。······”（引自《朱德传》352页）张国焘用“肃反”这一极端工具和手段压服党内、军内不同意见者，用保卫局刺探人心由来已久。但是，这并不是张国焘的专利，在张国焘之前，毛泽东也使用过，以至于酿就了“富田事变”；在张国焘之后，更有毛泽东把“肃反”直接上升到“文革”这种浩劫。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给批臭了，就单独的把这种现象的发明权、使用权都按在张国焘的名下。这种全身散发着封建思想的臭气的“肃反”恶习让党内蒙冤者数以万千记，多年以来累及的冤假错案不知凡几。就王树声自己而言，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妹妹就和徐向前的妻子一道给张国焘当作改组派杀掉了。但是，王树声同样也是张国焘在“肃反”运动中的受益者，没有许继慎、周维炯这些能征惯战的名将的倒下，也不会有他王树声在1934年便坐上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资历。这么说不过是在陈述一段历史，而无意贬低王树声本人的军事成就和战功。因为就是战功和军事能力也需要机会的等待和来临。张国焘一方面用杀伐的手段遏制了反对者的前行，一方面又用委以重任的办法笼络了人心。他利用工农出身的干部的质朴、听话、没有文化等特点在红四方面军中不断强化个人威望，让崇拜张国焘的风气日益蔓延。王树声等人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掏出了他们的手枪指向李彩云的。然而，这不过是大的背景，还有一个小的背景，也许这就是牵扯到具体的个人修为的问题或者个人品质的长短问题了。

这里我们举一个徐以新的例子出来：徐以新算是“28个半”中的一员，可是在红四方面军中，徐以新却对张国焘不大买帐。用陈昌浩批判徐以新的话说就是：“你（徐以新）是仅次于曾中生在红军中反对张主席（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徐以新最后没有落到许继慎、曾中生的下场不是他命大，而是张国焘碍于此人的来头有些复杂，再加上陈昌浩和徐以新本来就是同学，也不主张极端处理徐以新。陈昌浩逼着徐以新向张琴秋学习写悔过书，可徐以新转而写了一封劝告信给张国焘、陈昌浩，气得张国焘把徐以新原有的一点可怜的自由都给剥夺了。在红四方面军中能够坚决和张国焘的错误坚持斗争的人当中，恰恰是那些个被张国焘诬蔑为“地主富农出身的动摇分子”的知识分子干部居多，而那些个“大老粗”自称对革命最忠诚的工农干部多数则匍匐在张国焘的脚下，甚至在张国焘落败之际还要给张国焘唱上那么一曲挽歌。前者如王树声枪杀李彩云，后者如红大拖枪叛逃事件。所以，古人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不妨在远追历史，像南宋末年有几个武装将领能像文天祥那样？而在南明朝野正牌的武将队伍中又有谁可以和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这三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三忠”并列“忠烈”呢？老百姓俗话说：“出水才见两腿泥”，这句话用在王树声等人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李彩云被杀还有一层因素裹在里面，那就是李彩云是红5军团的人。红5军团脱胎于宁都起义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对于这支队伍的起义，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和器重，但是，董振堂作为军团长却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恶遇。红四方面军谩骂红5军是“戴眼镜说漂亮话的反革命、假革命”，因为反对张国焘而受到非人待遇的我党地下工作“前三杰”之一的胡底（另外二人是钱壮飞、李克农）来到红5军寻求保护，董振堂、欧阳毅同意接收，引起张国焘的不满，随后先行抓走胡底以后秘密杀害。张国焘为了控制红5军，调任亲信黄超来担任红5军政委，架空董振堂。在分裂会议上，董振堂、欧阳毅始终拒绝出席，从而激怒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些人，这些人对红5军的痛恨由此形成。1937年1月，高台战役吃紧，董振堂准备突围，报告临泽的政委黄超，黄超却写来意见说：“高台是军事重点，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这种意见等于直接陷董振堂于死地。董振堂战死后，头颅被马步芳等人砍下，这个消息后来传到延安，不少干部战士了解董振堂的都难过不已、痛哭流涕，以至于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原红5军团旧部还有人动手去打张国焘。所以，以红5军团中反张的情绪很容易激起王树声、杜义德的恶感。此外，像董振堂这些起义将领虽然已经跟定共产党，但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眼里，他们还是“苗性未退”，时刻都加以戒备。类似的情况就是旷继勋在川陕根据地的遇害，杜义德在交代枪杀李彩云时还满不在乎的胡说什么“是当时怕李彩云和敌人联系”，可见董振堂红5军团这些人的出身在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力鼓吹“工农至上”的环境中受到暗算几乎是一定的。

李彩云遇害一事，李新国作为目击者曾经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过，却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影响了王树声、杜义德和他的关系。这点在董汉河的《西路军沉浮录》中说的很清楚。李新国的回忆西路军的文章关键部分始终不提这段往事，直到1980年在和董汉河说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还心有余悸的告诉董说：“不要公开发表，更不要外传。”王树声、杜义德两人对随意枪杀李彩云更是三缄其口，而一向以所谓的公正示人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等人也是一律不谈，李彩云这位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烈士的家属在解放后居然长期不知道烈士的去向。据《甘肃经济日报》记载：“李彩云将军沉冤半个世纪后，1985年中共甘肃省党史委的同志在征集研究西路军史料时被发现。甘肃省委、省军区、张掖地委、临洮县委党史部门十分重视，把李彩云作为甘肃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并积极调查核实后，向中央提交了为李彩云平反的报告。李彩云的亲属也多次向中央领导呈诉。中央军委十分重视这起冤案，立即组织调查，先后找了17位老红军了解情况，查阅西路军史资料，终于拨开了历史的浓雾，弄清了事实真相。李彩云当年的战友、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李新国将军等为平反提供了珍贵的材料。1992年5月初，李先念主席亲自作了批示后，5月13日和7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追认李彩云为革命烈士，并向李彩云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通知书》和《革命烈士证书》。新华社、《人民日报》、《共产党员》、《党的建设》等报刊都刊登了追认李彩云为革命烈士的消息和他的革命业绩，秦基伟、伍修权、黄火青等十六位中央、省委领导同志题词，对李彩云烈士光辉的革命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深切的怀念。李彩云烈士的传略被编入《中华著名烈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红军长征大典》等书。2001年6月，中共临洮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岳麓山烈士陵园修建了李彩云烈士纪念碑。”就在这份报纸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内容：“1990年9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征》，按照拍摄内容的需要，中央电视台军事部长征摄制组、编导郭岭梅女士著名诗人郭小川女儿 邀请李彩云烈士的嗣子李景春、侄儿李瑞麟、临洮县委副书记于彦鹏去北京与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会面。杜义德深有感触的说，李彩云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是热爱共产党的。李彩云同志的冤案迟迟没有平反澄清，这是我一生惟一做错的一件事，今天我写了‘怀念李彩云同志，实事求是’，就是为李彩云同志平反。座谈后，杜老为原县委副书记于彦鹏题写了‘长征万岁’，在李彩云亲属带的书上题写了‘李彩云同志永垂不朽’，并合影留念。”这说明杜义德本人也侧面的对他多年前犯下的这个错误（实际上远不止错误）已经有了些许认识，这种认识或许有悔罪性质的，或许也是敷衍性质的，这也难以深究了。用一位西路军老战士的话说：“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帐。”可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枪杀李彩云主谋王树声及其家属只言片语的关于李彩云事件的回顾以及忏悔，不知道王树声临死之际是否意识到在他枪下也同样倒着一位革命烈士的身躯？

王树声诚然不失为我国的一位军事家，也不失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更不失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将。但是，这些都无助于他历史上这个极大的污点。他在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来源的情况下、只不过凭借个人的好恶动用极端手段将革命同志立毙枪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不经审判、不经定性甚至连张国焘的“肃反”走走过场都不如直接就背后打黑枪的做法居然出自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之手，难道不发人深省吗？现在有些人喋喋不休的记忆着王树声的战功，动不动就把这些东西排列上来做一展览，成就固然要提，那么错误呢？罪恶呢？如果用他的成就来掩盖他的黑暗，我们怎么坦然面对李彩云烈士和类似烈士一样遭遇的人们呢？怎么坦然面对历史的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