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约｜听王蒙讲中华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同华

中国人无论经历过怎样的磨难、苦厄，我们从未在苦日子面前丧失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中国的力量所在。图为9月12日央视播出的《典籍里的中国》第九期《道德经》剧照。（资料图片）

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了王蒙的《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在书中，王蒙对中华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进行了凝练总结，见解独到、娓娓道来，体现出文化大家的担当与情怀，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华文化看待时势世事，一直有着高远辽阔的眼光，用古人的话说“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中华文化在继往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开来的文化动力，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华文化的积极性？

王蒙：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积极有为、经世致用。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现实观照。

我们的文化虽然并不直接回答“地球从哪来”，“生命从哪来”等许多关于创世等问题，但它会让人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为中国人提倡勤劳，反对懒惰；提倡学习，不提倡舒服主义。

但是，世界各国对此不尽相同。我在德国、印度、中非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渔夫在湖边打鱼，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在睡觉。由于湖里鱼太多，渔夫忙不过来，他就想请年轻人帮忙，并承诺支付一笔费用，足够他去周游世界，过上幸福生活。但是年轻人拒绝说，睡觉就是幸福，周游世界并不让我觉得幸福。

这是许多国家提倡的“享受主义”。但是，中华文化却敦促我们要厚德载物，要努力学习，要勤劳向上，这是积极性之一。

另外，我们都熟悉《论语》中有一句话，更能表达中国人的积极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意思是说一件事，你即使做不到，但你认为应该做，那就去做，即使要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也就是说，你希望成为一个仁者，既是爱别人的人，又是被别人所爱的人，那你就一定要“仁爱”。因为“仁爱”是中国人的天性，它对我们的善良、仁义、敢于承担责任等特性，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华文化的积极性还体现在经世致用上。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孔子讲起。孔子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更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但是孔子在评价自己的时候非常谦虚，甚至是带有“自嘲”：“我种田不如老农，种菜不如老圃。如果非要问我有什么特长，那就是赶车了。”

这句话恰恰说明了孔子为什么能成为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内圣外王，不掌握任何权力，以自身为典范，挽救社会的风气。孔子想要力挽狂澜，使中国回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一”的阶段。他言传身教，不仅将道理讲给人们，还以身作则告诉人们饭该怎么吃，什么是孝顺……

曾有人问孔子，父母老了，子女及时赡养，让他们衣食无忧，平安到死，这是不是孝顺？

孔子说，那要看孩子们对父母是不是真的敬爱，是不是从心里喜欢，还是说一想到他们就当成是生活的负担。如果每个月只是扔钱给父母，那还不如不孝顺。你养一个动物，一样可以将其喂饱。

孟子也曾讲过孔子的故事。孔子得鲁国国君礼遇，有一次主持祭祀时，发现祭品中的肉食不新鲜，勃然大怒，连祭祀的帽子都没摘，就辞官离开鲁国。许多人对此不解，都说孔子是圣人，他的脾气那么急，圣人是这样的吗？

孟子解释道，孔子在鲁国三年，虽说国君礼遇有加，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未在此得到推行。他不能就此沦陷、失去自我，必须离开鲁国。但国君对他如此好，他不能去激化矛盾，就必须要找一个借口离开。这才有了祭祀大典上发怒的场景。

孔子宁愿让老百姓埋怨自己脾气暴躁，也要用这样的办法保护与君王的关系。

他的一生，就是在找一个能实验仁政、王道，以教化为主的地方，实现政治理想，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以此为标准，做得恰到好处。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给予高度评价。伏尔泰之所以觉得孔子伟大，就是因为孔子的学说经世致用，他将许多复杂的事情，凝练得十分简单通达。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性问题，但孔子用人间的事，证明人间的道，只是将其论证为“如果你不愿意别人对你这样，你就不要对别人这样”。

这种看似的简单，实则是一种高度凝练与概括，是文化经年累月积淀下来的面对世界、社会、生活的一种积极有为的智慧。

世界扰扰攘攘、纷争不息、摩擦不断，更加凸显出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

记者：您曾经讲过，我们谈传统文化，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变和创新性的发展，这对于拥有古老文化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伟大的过程，其结果将成为推动中国迅猛发展的推进剂。我们今天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特有的、可资利用的政治文化理念？

王蒙：这个话题，我们可以选取几个关键词做导读式的分析：以德治国，中庸之道，尚一尚同，天下为公。

先说以德治国。中华文化有着鲜明而浓厚的“尚德”特征。“尚德”是指天下没有什么事比道德更重要。《论语·为政》里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也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些，都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

就像当初周文王尊敬老人，提倡礼乐，做事彬彬有礼，从不滥用暴力。他高尚的德行，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最后周文王取得了胜利，打败了暴虐的纣王。

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用强权作为行政手段，配合严酷刑法作为管理规范，这样老百姓虽然免于犯错，但却并不知晓什么是可耻的行为。

比如说，一个人知道偷钱就会被处剁手之刑，他虽不会去偷钱，但他并不知晓偷钱的行为是可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道德作为指引，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举止，人们有了羞耻之心，懂得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后，就会自觉遵守规矩。

我们回头可以看到，传统社会中以德治国的理念形成了对权力系统的文化监督和道德监督，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点，西方跟我们差别非常大。

关于中庸之道。我认为，中庸之道的“中”，要读四声，是指准确无误，射箭打十环。“庸”，绝非平庸之意，而是指正常的，不搞极端。远在西方成为现代国家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大国在运行。传统政治理论中的中庸之道，就是支撑其运行的稳定根基和保障之一。

《论语》里说“过犹不及”，就是指已经做得很厉害了，不要更厉害了，要懂得适可而止。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就是在说越是没有知识、文化和教养的小人，就越容易搞极端和破坏。所谓的“中庸之道”，就是让人们掌握自己做人做事的斤两和分寸。庄子的说法不叫中庸，而是叫“道枢”，就是要变成道的枢纽，也就是圆心。处于圆心了，自然就稳稳当当，这都是中庸之道。

尚一尚同。现在世界上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有这个概念——通了之后要同，通就是同，同就是通。道通为一，尚一尚同，因为中华文化追求一元论，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

中华文化主张天下定于一，天得一以清。这里的“一”有几个含义。第一层含义，一与多的统一。中文里有个词叫“一切”，“一”是统一，“切”是指各个部分，用“一”来统一“多”，用“多”来矫正、丰富“一”，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精深之处。

第二层含义，天人合一。我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逻辑。孔子认为，天道让你善、德、孝、悌；孟子认为，天道让你对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老子认为，好人就像婴儿一样单纯、诚恳、不耍阴谋诡计……

他们用人的美好、道德来证明天意的存在，用天意证明你必须讲道德，如若违背天道，就会大祸临头。他们也用天道来说明权力的合法性，古人认为你的德行比其他人强，你就应该执掌权力，这就是“天人合一”。

最后就是天下为公。我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最突出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对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十分坚定。这是中华文化具有的崇高理想信念。尤其是在今天，世界扰扰攘攘、纷争不息、摩擦不断，更加凸显出天下为公的伟大价值。

我们要提出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国命题、中国语言、中国解释

记者：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这是一个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认真解题的答卷。从您多年观察、学习和实践来分析，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回答这一重大课题。

王蒙：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涵养着、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历久不衰，饱经忧患，深入人心。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这些精神都与现代性相通，也考验、培育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消化能力、应变性与抗逆能力、自省性与自我调整能力。

我们处于21世纪，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拓展与发掘我们的精神资源，在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弘扬发展传统文化，而不是以古颂古、为学而学。我们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研究设计，我认为双创的关键在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对接。

推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正面思考与理论，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理解与珍惜，对时代特色与全球化的理解与积极运用，对文化爱国主义的调动与完善，尤其是要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珍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的传统与现代、中国特色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胸怀的结合。

我们要在全球化时期珍惜、完善、提倡中华风度与中华生活方式，我们的风度与方式在于仁厚、谦和、淡定、平衡、中庸、适度，同时也需要了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的这一面。我们要提出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国命题、中国语言、中国解释，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与世界先进文化有一次精彩的交融。

实践反复证明，中华文化显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显示出完全能够与时俱进，开时代风气之先，同时又保持自己文化的性格、特色、身份、魅力。这让我们对中华文化充满了信心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