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说的这个人是传说中的人物。
你可能不知道他,但读过他写的书的人们,都心甘情愿奉上了膝盖。
他叫侯世达,本名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是美国著名的认知科学家、比较文学家、翻译家。在聊侯世达的研究前,不妨先讲讲他的故事。
侯世达
《侯世达小传》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心智与实在,by 王培 。略有删改。
侯世达家学深厚,幼承庭训。父亲罗伯特·霍夫斯塔特是著名物理学家,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他从小聪颖,20岁拿到数学学士学位,但博士却读得异常艰辛。花了10年时间,先后跟随4个导师,才在30岁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不要以为这个学位是拖出来的混出来的,他的博士论文发表在最著名的物理学期刊,一时成为经典论文,被引用次数上千。
就在人们以为他会子从父业,开启物理研究之路的时候,他却突然“迷失”了。既不写论文,又不找工作,索性回到父母家中,啃老两年,他后来戏称“拿了父母两年奖学金”。
父母也不管不问,任由他不靠谱。然而,就在这两年,他把之前写的一些东西重写了一遍,在1980年集结出版,当年就斩获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一夜之间爆得大名,这本书就是著名的科普神作《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简称GEB)。
图片来自豆瓣
这本书被全球广大网友封为“神书”,它的内容广泛到你真的很难界定它。人工智能、音乐、绘画、算法、哲学、认知科学、语言学、生物遗传、数理逻辑、系统控制论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
豆瓣上的评论都是这种风格……
此书一出,人们就不知道该如何给他定位了,因为他在诸多前沿领域都有自己的高见。就在人们期待他能把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进一步推向前的时候,他却再次消失于公众视线。
这不是因为他对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不感兴趣了,而是因为他对学界主流研究方向颇感失望,认为包括深度神经网络在内的算法技术,并没有理解人类心智的本质。
然而侯世达并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技术悲观论者,而是一个隐于大市的探索者,只是他的旨趣和方向如此与众不同。虽然他至今还没能拿出多少突破性的成果,但他很享受探索心智的过程,并始终把自己定位成“思考思考问题的专家”(an expert of thinking of thinking)。
有些人质疑,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大的现实应用价值。不过我很喜欢他在一次采访中的回答,侯世达说:
我宁愿当个独立思考的人,不总是站在人们注意力的最前端。
今年我们出版了侯世达所著的《我是个怪圈》中文版,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KK)评论说:
如何让大家更好地理解《集异璧》,这是侯世达创作《我是个怪圈》的初衷。
今天分享《我是个怪圈》责编李天济对这本书的解读,也许你看不懂这篇文章,但真的值得一读,值得思考。
认识我自己——人类的自我与意识之谜
文 | 李天济
我从哪里来?意识是什么?人的梦想、哀伤、观念、信仰……究竟是真实存在的,抑或仅仅是粒子的物理作用?人工智能只是聪明的机器,还是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在科学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人性与心智?
神书《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简称GEB《集异壁》)是侯世达第一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然而,他认为大多数人都误解了自己。
在美国《连线》杂志对他的采访中,他明确地表态谈论人工智能显然是忽略了人类进化的复杂性,而且是极其自私和贪婪的妄想。
《我是个怪圈》的核心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其实都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人类心智模式中符号系统的自我指涉现象,就如同哥德尔的逻辑、艾舍尔的版画和巴赫的音乐一样不断地递归,形成一种“怪圈”。
因此,自我,究其根本是一种模式。它既不是一种神秘实体,也不是一种外在行为,并且不具有绝对的私人性。
这就意味着,自我,是开源的、多重实现的,是可以在任何基质上存在的,不必非得在我们的身体或者大脑中。
同时也意味着,在你与我之间、生与死之间、灵与物之间,并不存在被断然割裂开的黑白两界——动画长片《寻梦环游记》也表达了同样的主旨。
通过这样的思考,侯世达完成了对意识之谜的探索,并留下了对因病逝世的前妻卡罗尔深深的怀念。
30年前,我不懂得心智建模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现在我懂了,因此我把精力放在前者而不是后者,我认为自己是一名认知科学家,而不是人工智能专家。
——侯世达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中文版
《我是个怪圈》中文版
罗素的噩梦
“不、不、不要!”售货员这样对年轻的侯世达说,“不能那么做,你会把摄像头搞坏的。”
这一幕发生在1970年。当时侯世达和父母正在商店购物,他们想买一台摄像机。侯世达拿起其中一台摄像机,瞄一瞄父亲,又瞄一瞄自己,最后,他调皮地想把摄像机对准电视机的屏幕。
在那一刻,他犹豫了,猜想这么一来将会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的效果,像是一个怪圈。
这么做会有危险吗?其实并没有。但是当他询问售货员可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绝对不行。
无穷的镜像
一直以来,人们都觉得自我指涉的结构,在逻辑上是奇怪的,是应该避免的。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和怀特海在他们的《数学原理》中所做的努力:用逻辑为数学构建基础。
《数学原理》的果实在于它所提出的形式系统,但却被后来的哥德尔以“不完备性定理”所揭示出的命题的自我指涉性而彻底粉碎。
自我与怪圈
在《我是个怪圈》中,最核心的概念莫过于自我和怪圈。
自我,不是指人,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的身体,不是一个人的心理特征,也不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自我是指经验的主观性。
在这个意义上,侯世达与脑科学划清了界限,他在《我是个怪圈》中生动地为我们比喻道:
“把对自我和心智的研究局限在对大脑的研究上,这就好像是在说,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必须关注作品的纸张、尺寸、装订、墨水及其化学性质。”
怪圈是指一种以自我指涉为特征的逻辑结构。
比如在句子“这句话是假的”中,你若说它真,那这句话就是假的;你若说它假,那这句话就是真的。究其原因,在于这句话的真值不仅仅取决于它所表达的内容,同时也取决于它自指的表达形式。
类似地,在音乐和视觉艺术中,怪圈的形式无处不在。1948年,艾舍尔创作的版画《画手》(Drawing Hands)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画手》,艾舍尔
画中有两只手,一只手在画另外一只手,但反过来也被另外一只手画。
在巴赫的《音乐的奉献》中,有一段音阶无穷升高的卡农:
《音乐的奉献》曲谱,《集异璧》第949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在这段音乐中,你会感觉音阶在永远往上走,但却一点也没升高。
在《集异璧》中,侯世达对此的解释是:“在若干不同的八度音域中演奏平行的音阶,每个音符独立地加权,而且当音符上升时,权重就发生变化,让最上面一个八度逐渐减弱,而与此同时逐渐增强最下面的一个八度。”
这种在逻辑链条上不断上行,却总是能够返回自身的形式——怪圈——也适用于我们的电脑:
电脑可以复制一个文件,也同时可以复制复制文件的那个程序。同理,我们的自我亦是如此,它仿佛跳出了我们的认知、记忆、偏好和习惯,但却又被后者所描绘。就如同莫比乌斯带或者克莱因瓶一样,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莫比乌斯带
克莱因瓶
讲故事的“我”
在侯世达看来,自我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叙事自我,一种虚构。
正是这种叙事自我让我们总感觉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好像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这个自我可以指挥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读眼前这篇文章。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很像《天方夜谭》中的苏丹新娘,要夜复一夜地给苏丹讲饶有趣味的故事才能幸免一死;而我们的自我,则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讲故事,不断强化我们去相信存在着一个稳定的自我。
荒谬,但却高明
实际上,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的很多概念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非常粗略的,根本经不起“分析”。在《人类简史》中,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文明的根基在于虚构的故事”。
关于自我的故事其实亦是如此。
恐惧与梦想、希望与哀伤、观念与信仰、兴趣与疑虑、满足与嫉妒、乡愁与怜悯……这一切即便不够“真实”,但却都是我们得以理解自我和世界的概念范畴。
也许这个世界上终极的真理是以数学方程来描绘的物理过程,但我们并不习惯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
我们是宏观视野的囚徒,而宇宙的法则是在微观的尺度上运行的。
——侯世达
然而,这却恰恰是我们的高明之处。
在《我是个怪圈》中,侯世达自创了“思考力学”和“统计思维学”的概念来阐释这种高明之处:
“我们仅仅是把那些“宏观的力量”想象成了由基本物理力所引发的复杂模式的描述方式而已。正如同摩擦力、黏性、压力和温度等现象可以看作由微观成分的统计学所决定的具有高度预测性的规律现象,宗教信仰、怀乡之情等精神现象也是如此。”
这种描述层级的转换,使我们的思维和沟通增加了“可理解性”。与其用上百万个方程去描述某一种复杂而精细的肌肉运动,远远不如你直接说“我在挖鼻屎”让人容易理解。
自知与无知的平衡
虽然是虚构的宏观概念,自我并非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需要自我才能生活,也才能与他人交往。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所能控制的事态的范围;在交往中,我们需要明确自己与他人的界限。
自我,是我们大脑的卫星。
——侯世达
这是我们的自知。
然而,由于我们天生对于微观世界视而不见,所以又无法精确地把握自我,也无法控制行动的每个细节。
可以说,一方面我们是自知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无知的,如果太偏向于“自知”,“我”将由于太过细节化而失去可理解性,而如果太偏向于“无知”,“我”将由于太过直觉化而失去可预测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总是存在于自知与无知的平衡之中。
关于自我的“直觉泵”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宣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启发了后人不断对于自我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异于后来的实证科学的路径,它主要依赖的是对概念的思辨和逻辑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便是“思想实验”的构建。
侯世达的老朋友,也是当今享誉世界的哲学界泰斗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还专门为如何构想各种各样的思想实验写了一本书,并在书中把那些经过周密设计、精巧谋划的场景故事称作“直觉泵”。
顾名思义,直觉泵的作用就是要激发你通过直觉而直达结论,由于其中故事场景的设定可以控制不同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直觉和推理的原则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从而达到反思的目的。
运用直觉泵的大师,迈克尔·桑德尔
彼得·辛格在演讲中运用“池塘论证”
侯世达在直觉泵的运用方面毫不逊色。
在《我是个怪圈》中处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直觉泵。比如在谈到自我同一性问题时,侯世达讨论了著名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在《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中谈到的一个思想实验,大意是说,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星球上经过数据扫描,然后被传输到另一个星球上,并在那里进行复原,从而实现远程传输。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数据在传输后,原来的那个人被销毁,则还好,但如果原来的那个人没有被销毁,那么原先星球上的那个人和在目标星球上复原的那个人,到底谁才是原来的那个人呢?
不仅如此,侯世达还改编了这个故事,加入了一个额外的因素,让故事中的那个人在传输的过程中发生了数据的失真:
假如侯世达在被传输的过程中,与在另外一个屋里同样做远程传输的帕菲特的数据发生交叉,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既是,也不是。”伴随着侯世达的这个回答,他将我们引向了关于自我和意识的最后一个隐喻。
果园里的彩蝶
和笛卡儿的自我不同,侯世达认为自我并非一种实体,它没有形状,也没有位置。与约翰·塞尔“在机器中寻找灵魂”和大卫·查尔默斯的“僵尸机器”的思想实验不同,侯世达认为我们的自我或者意识并非大脑之外的某个东西或者特性,它就是我们大脑思维运作的模式所直接产生的结果。
打个比方,以一台双缸发动机的汽车为例,你可以给它配置一个电动天窗或者一套音响系统,但你不可能给它配置一个“赛车加速度”,因为后者不是外在于发动机的某个特质——如电动天窗或者音响系统那样——它本身就是从发动机的设计中自动获得的性能。
这样一来,关于自我的奥秘,不在于其物理基质是神经元还是电子元件,而在于其结构所形成的模式。
这就使得心灵不再局限于大脑,而变成了一种开源的属性。这似乎也同时意味着让计算机拥有意识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然而,侯世达对此的态度并不“乐观”:
目前所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人工智能不是什么。——侯世达
但至少,这种观点让死亡变得不那么冷冰冰了。
事实上,也正是死亡,才激发了侯世达的思想。1993年,侯世达的妻子卡罗尔因病不幸逝世,年仅42岁。
卡罗尔生前与侯世达相爱至深,当侯世达得知她患脑瘤之后,便一直照顾她,并为她翻译了她喜爱的《马罗颂歌》,题献是:希望给孩子的妈妈带来生命力。
侯世达与卡罗尔
《我是个怪圈》英文版
在《我是个怪圈》的后半部分中,侯世达深情地回忆起自己挚爱的妻子,试图用充满哲理的、诗意的语言来梳理关于灵魂和死亡的洞见。
他说:“当日食发生时,太阳四周仍有日华,围成一圈光晕。当某人逝去时,他也在那些与他亲近之人的灵魂里留下了一抹鲜艳的余晖。随着时光流逝,这道余晖难免渐渐褪色。最终,当所有亲近之人都告别了人世,才真正迎来‘尘归尘,土归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灵魂存活的时间才得以延长,甚至永生。
以这样的方式,侯世达告诉我们,灵魂的存在不受限于某种单一的躯体或者载体,它更像是一种“云端”的存在,你我的界限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交叠在一起,形成一种连续的波普。
在《我是个怪圈》的附录中,侯世达以“果园里的彩蝶”作为最后的隐喻:
每个人的大脑就像果园里的一棵棵树,周围的彩蝶就像我们的意识和自我。虽然每一群蝴蝶都在围绕着一棵树飞舞,但很难分清哪一群蝴蝶在绕这棵树,而哪一群又是在绕那棵树。
意识是符号的舞蹈。——侯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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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YQ 责编: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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