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别人身上的魔鬼怎么破，你需要知道这些有用的心理学（27）-好人为什么会变成恶魔？

从这个演讲开始，我们将进入第四个模块，即人与社会的关系。

我把这一模块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将分析为什么社会是心理的最终归属，也就是我在这个专栏开头提到的四大公理之一，以及我们如何在社会的巨大影响中保持独立。

第二部分我将探讨社会阶层这个话题交给你，打破阶层固化的前进路径。

最后一部分我将与你一起寻找在社会文明的演化中自己的价值与归属。

其实在这一模块的任何一个话题，在大学里都可以成为一整个学期的课程，但是通过窥其一角，我希望能带你领略心理学的广阔。

要真正洞悉人的行为与动机，心理学必须要和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等多个学科进行深度的交叉，这既是心理学研究挑战大的原因，也是它的了不起之处。

我们先从社会规范开始了解人的社会属性。在日常生活中呢，你会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在电梯里大家都是面对电梯门站立保持安静，即使你和你的朋友在等电梯的时候兴高采烈的谈话，一进电梯门之后，你们俩就会停止说话，面向电梯门站立。

当然了，如果电梯里只有你们两个人，你们也许还会继续刚才的谈话，也许还会面对面，但不会是一个面对电梯门，而另外一个背对电梯门。在电梯的任何地方没有贴着警示写着：你不能说话，你必须面对电梯门站立。

但是，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按照这种不成文的规矩来行事，类似的整齐划一的行为模式在社会上比比皆是。比如说，在公交车上你会给老弱病残孕主动让座；比如逢年过节，如果你收到祝福的微信，你会发祝福信息回去；比如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对红灯，你也会停下来等待。

这是为什么？

从个人的层面上讲，这些行为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从社会的层面上讲，这些行为是遵循社会规范的表现。

所谓社会规范就是在一种文化下，所有成员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行为标准。

在很多时候社会规范都是内隐的，而非外显的。比如这电梯里面并没有贴上应该如何乘坐电梯的指示，这个时候我们对社会规范的学习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模仿别人的行为做完全一样的举动，这在心理学上称为从众。第二种是根据权威人士的指示来做出相应的行为来这种成为服从。

在大多数社会情景下，有些人的确比另外一些人更有权威，他们有权利告诉其他人应该怎样做事才符合规矩。

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那么在课堂这个场景之下呢，我就有权告诉我的学生，他们上课的时候应该坐下来，应当保持安静。我有权规定如果学生想发言，那么他必须先举手，在得到我的允许之后才能说话。但是我的权威仅限于课堂，当我来到一个电影院看电影，我就不再是权威了，放映厅门口的检票的小伙子他就变成了权威。

权威是应当受到场景限制的，可是一旦我们将从众与服从权威，拓展到所有的社会情景之中，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在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总理宣布，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被抓捕至以色列，将移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埃希曼执行了将600万犹太人运输到集中营，并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命令。

在审判过程中，公众看见的艾希曼却是一个冷静、体面而且有教养的普通人，他甚至很胆小，在视察集中营的时候看到血污和尸体就要作呕。埃希曼在法庭上宣称他的一生都遵循康德的道德律令，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他再三强调他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到了传动的作用，他说我是一名军人，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艾希曼的回答震撼了参加审判的每一个人，人们期望的是一个极其邪恶罪大恶极的杀人恶魔。但是在艾希曼身上，人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没有坚定纳粹信仰或者灭绝犹太人邪恶动机的普通人。

为什么一个如此普通的人会做出这样邪恶的行为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独裁政府的胁迫。但是与这个观点相背的是，在二战时期绝大多数的集中营看守者都是自愿报名的，而不是被胁迫参与屠杀犹太人。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民众的愚蠢，可是艾希曼声称他自己熟读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而且很多纳粹将领都饱读诗书，甚至能够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所以愚蠢这个理由也说不通。

既然艾希曼的恶并不是来自高层的胁迫，也不是来自他自身的愚昧或者变态心理，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他成为了一个屠杀了上百万犹太人的柜子手呢？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教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1971年进行了一场模拟监狱实验，正是这个实验让人见识到了好人变成恶魔的惊人转变。

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并且征集了24名大学生志愿者加入了为期两周的实验。这批大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随后他们被随机分成了两组，一组大学生扮演监狱中的“囚犯”的角色，而另外一组则扮演“看守”的角色。

为了让实验更加真实，囚犯的姓名被数字所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还戴上脚镣手铐。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实验甚至动用了加州警方，让他们把一部分扮演囚犯的人从家里逮捕，给他们戴上手铐和牛皮纸头套，押进斯坦福的地下监狱。

扮演看守的学生们则穿起了警服，戴上墨镜，拥有一切真实预警所拥有的权利。

之所以如此真实，就是为了让大学生可以真正进入囚犯和看守的角色。

一开始津巴多教授认为自己的模拟监狱实验只是平淡无奇的两个星期，毕竟参与实验的人都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但是，在第一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模拟监狱中的情况就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验被迫叫停。

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这一周里，以往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斯坦福大学蜕变成了两群人：

扮演看守的学生们挥舞警棍，肆意侮辱一周前还是自己同学的囚犯，其中有近1/3的看守表现出了虐待狂的倾向。

而那些个扮演囚犯的学生们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不少人开始出现心理上的应急障碍了，也就是由异常的环境和心理反应所导致的精神障碍。

你肯定会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原本心理健康的看守，一步步堕落成恶魔了呢？而另外那批学生又是如何被迫地接受了自己囚犯的角色？

在传统的善恶观中，坏人之所以恶，是他的性格，他过去的经历，他的信仰，甚至是他的基因等等因素所导致的。

但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清楚无误地展示，人的行为并非全由性格经历所支配，左右着人的善恶的，还有社会情景，以及塑造情景的系统性力量。

卡夫卡曾经说，你不必是真正的罪犯，看守你的人，也不用是真正的狱卒，只要你被看守了时间一久，你就会忘记自由，相信自己是囚犯，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

津巴多教授将这个现象命名为路西法效应。

解释一下路西法是米尔顿《失乐园》中上帝最宠爱的大天使，上帝的恩宠让路西法日渐骄横，产生想与上帝平起平坐的想法了。于是，他带领了一些天使叛变，失败之后坠落到地狱，变成了撒旦。

路西法效应就是指善恶之间只有一条细红线，好人也会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而作恶。

参与审判艾希曼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宣称人人都是路西法，都有成为恶魔的潜质，因为我们在社会规范面前缺乏思考，他把这种潜质称为平凡者。

阿伦特认为许多邪恶来自于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思考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

这样的人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他们缺乏思考或者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恶的本能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

我们手中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思考的能力。

在第十四讲我引入了“专念”这种思维方式。它让我们不停的问自己，除了理所当然的规范，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诘问自己也好，与自己对话也好，这些思考使得我们获得良知，重新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邪恶系统中的一环。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通过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我带你看到了好人也可以变成恶魔。

在特定的社会情景和系统性力量之下，每一个正常人都有可能沦为作恶者，能够抵制这种平凡之恶的是我们自己思考的能力。

不过，你也不要高估自己。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个会思考的芦苇，随时都会淹没在社会的天气预报。在这滔天巨浪中，善良的另外一面并非邪恶，而是冷漠，这就是我下一讲的主题，由责任分散的导致的，集体冷漠。

这一文结束之前，我想请你思考一下，你的身边有没有出现过路西法效应的情况？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哪些社会情景？在这个情景中你自己成为了，或者差点成为了作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