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用英语怎么说看这里!《尘封档案》系列——052.秘密图纸3

第九，抓住一名涉案人员

专责小组的两位负责人融为一体，互相谈论各自领导的小组面临的尴尬局面，大家都露出了愁眉苦脸的样子。(莎士比亚)。

这时，电话响了，焦允俊从那急促的铃声中似乎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假装咳嗽，示意郝真儒接听。郝真儒接起电话，竟是专案组成立时那位领导亲自打来的，说话的口气透出一股恼火。郝真儒寻思，领导必是已经看到了专案组的书面汇报，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他已有思想准备，倒并不感到意外，于是中规中矩地说：“请领导指示！”

“立刻和焦允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放下电话，郝真儒看着焦允俊说：“听见了吧？”

焦允俊苦笑：“那么大嗓门儿，只怕聋子也该听见了。去就去吧，工作没做好是我这个组长的责任，领导发火，咱就听着呗。”

一路上，两人说着应该怎样“正确对待领导批评”，却不料这根本不是批评不批评的问题，领导透露的情况无异于晴空霹雳，不但使平时似乎啥都不当一回事的焦允俊感到震惊，就连一向遇事不慌不忙的郝真儒也瞠目结舌——

领导告诉他们，华东社会部刚刚截获了一份台湾“保密局”的密电，收件人是潜伏在沪的一个代号“老六”的特务。密电内容是：已经收到船台改进工程的数据情报，总部予以嘉奖，发给黄金十两，将于近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另附局长毛人凤在嘉奖令批复件上的手谕：望你部再接再厉，尽快收集苏俄提供之新型鱼雷艇图纸等一应技术情报。

这就是说，之前虽然截获了敌特“老六”一伙收集的“101工程”三号船台的情报，可是敌特在迅速摆脱我方侦查的同时，竟然再次下手，成功获取了已经丢失的那份情报，且顺利送达台湾。对于专案组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焦允俊呆愣在那里，早已没有了一贯满不在乎的表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在地板上找条缝钻进去，即使躲上片刻也是好的。

郝真儒定定神，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报告，这是我们——尤其是我的失职，请求上级给予严厉处分。”

领导背着双手，在焦、郝面前来回走动：“你们专案组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焦允俊来负，小焦你是组长，你是怎么抓侦查工作的？”

焦允俊不声不响。他知道，事到如今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不如干，你再说得花好稻好天花乱坠，也不如快速寻找到新的线索来得有效。这时，另一位焦允俊从未见过的领导从里间屋踱出来，那副架势，一看便知其职务不比前一位低。这位领导倒是没有急赤白脸，说的话也和焦允俊的想法一致：“好了，叫你俩过来就是通报这个情况。上级说了，像这种案子，在华东社会部的对敌斗争记录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其分量之重，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情况你们也知道了，是坏事，也是好事，这是破案工作的动力。说不如干，你们好自为之，回去仔细研究，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侦破本案。从台湾密电判断，敌特方面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刺探重点，要搞鱼雷快艇的技术情报了。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北京有指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首次以直接方式实施的军事援助，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以后老大哥对我们的援助走向。二位同志，这个任务，拜托了！”

用焦允俊事后的说法，听了后一位领导的这番话，他当即就有一种跪地谢罪的冲动。当然，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默默点头。

9月6日下午，专案组七名成员在驻地开会。先由郝真儒传达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干侦查员听着都觉得脸面无光。然后，由焦允俊主持讨论案情，着重分析一个问题，敌特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轻而易举地获取船台相关情报的？焦允俊要求大家先把可能窃取情报的每一条途径都罗列出来，然后采取排除法，最后不能排除的多半就是出现漏洞的原因了。

一番分析下来，众人认为有机会收集船台情报的应该是以下四种人员——首先是参与船台改造工程的船厂方面员工；其次是工程指挥部的全部成员，包括领导、一般成员和警卫；再次是苏联专家组的五名专家以及为专家组提供工作、生活服务的人；最后就是上述三种人之外的其他人，这个范围就不好确定了。

应该说，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够本着绝对客观科学的态度作出上述分析，在侦查工作中还是比较罕见的，毕竟连“101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老大哥派来的专家也列入嫌疑名单了。

接下来，就针对上述四方面人员涉案的可能性进行深度分析。既然涉案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收集到船台情报，那看来他根本没有什么压力，而且操作起来比较方便。这就可以确定与前两种人没有关系，因为在发觉船台机密被窃后，“101工程”指挥部再次加强纪律约束，同时，人们为防止自己被怀疑涉嫌，刻意不使自己有单独活动的机会，以便一旦再次发生意外，接受调查时可以有证明人。因此，这两类人应该都没有传送情报的可能。

第三类人员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公务员是外围人员，无法直接接触技术情报。苏联专家以及他们的中外助手的确有接触技术机密的条件，也有传送情报的便利，但是，如果之前船台的情报是他们中的某一位递送出去的话，为什么不把鱼雷快艇的情报一起递送出去呢？按说快艇的情报他们也是有条件收集的，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费这么大的工夫，还容易引起怀疑。

分析到这里，前三类人员就都给排除了。大家都有点儿犯憷，因为剩下的第四类人员范围太大，从哪里着手，大家一时没有主意。焦允俊提议，先不管那人是谁，如果能推测出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船台情报的，也许就能顺着这根线找到人。经他一提醒，大伙儿仿佛又看到了方向。郝真儒看了焦允俊一眼，突然说了句：“老焦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焦允俊笑而不语。郝真儒又拉下了脸：“这都什么时候了，老焦你还有心情卖关子！”

于是，焦允俊说出了自己的推测——那个收集情报的主儿，估计是爬到船厂铸造车间那个停用大修的烟囱上面，借助望远镜观察，实地绘了草图。不少侦查员都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也能行？”

焦允俊说当然行，这种活儿我就干过。上海战役前我奉命对敌人在吴淞口的炮兵阵地进行侦察，要求画出草图，准确标出每一门火炮、弹药仓库以及营房的位置。我带上望远镜和绘图工具，在夜间潜入炮兵阵地附近的一家工厂，爬上水塔熬了一宿，等到天明开始绘图，又画了一整天才算完成使命。相比之下，攀上船厂那个烟囱绘图难度小多了，距离既近，观测也简单——就是一个船台嘛。

这么一说，大学生出身的谭弦马上点头：“这是现场测绘，不算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都能行。那个烟囱我上去过，不过当时天黑了，周边情况看不清楚，不知那个地方是否适合观察船台。老沙你看了吗？”

沙懋麟说：“当时谁能想到这个？我根本没留心。”

焦允俊眨着眼睛：“我倒是看了船台那个方向，不过那时没想到这个烟囱和案子另有一层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晚上的时候船台上也是灯火通明，船台结构和工人师傅干活儿的身影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有望远镜的话，应该没问题。”

郝真儒提议：“要不，去一趟船厂，再爬一次烟囱。这应该不会惊动敌特，我们可以说是为了调查王清水自杀之事再次勘查现场。”

焦允俊说：“那还得我和老沙、小谭过去，都是原班人马，熟悉情况，也不容易引起敌特的怀疑。”

继续往下讨论，专案组决定同时对另外两个方向开展调查，一是那个突然失踪的魏康思，还有就是需要通知“101工程”指挥部注意严密防范，敌特方面接下来肯定要盯着鱼雷快艇的图纸下手了，如果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不要惊动对方，专案组会顺藤摸瓜，把隐藏的敌特分子揪出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不过九月上旬的江南地区天黑得晚，焦允俊三人驾了一辆三轮摩托驶往江南造船厂，直接开到铸造车间。船厂方面尚未接到工程指挥部的通知，因此还没解除对烟囱的封闭。上到烟囱脚手架顶部，借用望远镜居高临下观察，三号船台果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焦允俊的话来说，比他几个月前爬到吴淞口水塔上观察敌军炮兵阵地的条件要好得多。

次日，即9月7日上午，焦允俊跟江南造船厂军管组取得联系，从厂保卫处抽调人手协助调查。厂保卫处挑选了五名成员，听候专案组调遣。焦允俊给他们开了个短会，没透露真实目的，而是说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王清水案件需要进行复查，所以惊动诸位同志，请大家大力协助，争取尽快把案情搞清楚。然后，由侦查员沙懋麟向与会人员交代需要了解的情况：在王清水案件发生前一段时间内，是否有人经常在烟囱周围转悠？

散会后，那几位立刻行动。下午两点开碰头会时，已经有七条线索报告给焦允俊，其中一条引起了三位侦查员的注意——

抗战胜利，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后，对船厂的车间、工段进行了重新组合，撤换了一些日本侵略者任命的行政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安插了一批官方人员，其中有一个名叫黄纯合的“三青团”骨干分子。现在，这个姓黄的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江南造船所，易名为江南造船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应立刻调离重要岗位，黄纯合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当了一名翻砂工。这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一名干事，没干过一天体力活儿，这回让他干重工业行业中出了名的苦力活儿，自是颇有怨言，次日便不来上班了，还放出话说，老子辞工还不行吗？他哪里知道，像他这种有历史问题的主儿，官方怎会就这么便宜了他？辞工后的第三天，一封落款为江南造船厂军管组的挂号信寄到了黄家，信中警告：乖乖回厂去干翻砂工，通过劳动改造旧思想，否则即行逮捕！

黄纯合无奈，只好遵命。像他这种以前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主儿，到了一线岗位自然没有人答理他，再说活儿太累，空闲时间他赶紧休息还来不及。两个月下来，他有些习惯干这种苦力了，再说风声渐紧，工余时间他不敢躺下休息，跟大伙儿坐在一起又觉得无聊难堪，就到车间院子、门口去转悠。所以，当保卫处人员下车间调查可疑情况时，许多工人都提到了此人。

当天晚上，黄纯合在下班途中被捕，立刻押解专案组驻地讯问，同时指派侦查员前往其住所搜查，搜出军用望远镜一副，据其家属说是黄最近拿回家的。那边，黄纯合起初不承认涉案，待到望远镜拿过去，便缴械投降了，承认其受他人指使，攀上已经搭起了脚手架的烟囱顶部，用望远镜观察三号船台的情况。他以前干过三年船台管理员，对该船台比较熟悉，画出了船台草图，并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下了相应数据。第二天，他按照指令前往八埭头“沪东状元楼”与一个男子会面。他拿去的草图在对方眼里属于幼儿涂鸦，那人拿出一个本子，对照黄的数据又画了一幅，然后给了黄八十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加上前两天接受指使时人家给的二十万元定金，这茬活儿的全部报酬是一百万元。

侦查员问了那人的相貌特征，跟刘小狗所说的那个在永安公司三楼被他们窃走皮包的男子完全相符。黄纯合并不认识此人，是指使他测绘船台的那位——“恒缘堂”管事魏康思通知他去八埭头“沪东状元楼”交接草图的。以前他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当干事时，经人介绍与魏交了朋友。黄纯合喜欢拈花惹草寻花问柳，但干得又拖泥带水，经常惹出麻烦，都是魏康思帮他搞定的。这次魏康思找到他要求他提供帮助时，尽管他知道这事比较危险，还是一口答应。当时，魏康思给了他二十万元定金和一架美制军用望远镜，看他拿着望远镜那副爱不释手的样子，说干完这桩活儿后，这架望远镜就是你的了。

魏康思没有说这是为哪方面干的活儿，以及为什么要干这桩活儿，黄纯合也没有问。他以前在社会局当干事时，日常工作就是跟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厮混，从中了解情况，因此他是懂得这一行的规矩的。两天后，他完成了草图，交货领钱，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哪知，几天之后又接到魏康思的电话，要求他再搞一次相同的测绘。

黄纯合并非特务出身，没有接受过特务这一行的训练，技能自不必提，心理素质更差，这种活儿干一次已经心惊肉跳，再干一次，那不是要吓破胆了？当下拒绝。魏康思把赏金提高到一百五十万元，他还是摇头。这下魏康思恼火了，他可是在宋斯义跟前拍了胸脯的，于是就威胁说，你之前已经干过一次，这次如若不干，人家会把前头你干过的那次密告共产党。黄纯合无奈，不得已答应再干一次。只是那份底稿已经销毁了，他的记性又不大好，只好溜个空子又上了一次烟囱顶。

船台机密泄露的情况总算调查清楚了，可是，两名涉案敌特分子却未能抓获。“恒缘堂”管事魏康思早已失踪，另一个与黄纯合在“沪东状元楼”见面的案犯，银货两讫后一拍两散、各奔东西，黄纯合根本不知道对方的任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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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秋夜密谋

回过头来，再说“六室”主任、代号“老六”的宋斯义。

这几天，宋斯义的神经绷得有点儿紧，主要是因为魏康思的不辞而别。尽管他收到了魏康思失踪前给他的那封信，但作为一个老特工，凭经验，他不得不对某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有所准备，比如，魏康思会不会已经被秘密逮捕，这封信实际上是受反特人员指使而写，为的是稳住“六室”，暗中查明全部情况后再来个一网打尽？出于这种考虑，宋斯义当即以出差为名离开他所经营的店铺，躲在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关注是否有可疑迹象出现。两天下来，一切正常，他绷紧的神经这才放松下来，回到了自己的店铺。

这天晚上，他收到了台湾密电，就是被我方密码专家破译出的那份使专案组感到惭愧的电报。宋斯义受到了表彰，心中却并无半点儿轻松，因为密电同时又在催促他“再接再厉”，尽快执行下一步的使命。其实，宋斯义也好，台湾“保密局”总部也好，双方都清楚，从整体上来说，“六室”搞到的船台图固然是有用处的，但如果能搞到新型鱼雷快艇的全套图纸，那船台图就完全是可有可无之物。

宋斯义当初之所以决定先收集船台情报，那是一个姿态，表明“六室”已经开始行动。另外，还因为魏康思跟上海解放前江南造船所的管理员黄纯合关系不错，黄有收集船台情报的便利条件。一句话，这桩活儿干起来容易，不干白不干。于是，“老六”就下达了命令。

本来，这桩活儿完成之后，中共方面根本难以察觉，哪知手下那个叫龚阿康的特工在转送情报时，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情报给弄丢了。宋斯义事后回想，也怪自己心急了点儿，因为料想此事已经是板上钉钉，就把消息提前报告台湾了，没想到出了差错，只好冒险让黄纯合再辛苦一趟。

宋斯义原以为这样操作可以耗费若干时间，指望运气好的话，上司会突然来一道电令，让他终止该项目的执行。这种情况在他以前的特务生涯中时有发生，至于原因，作为基层执行者当然是不知道的，而且在“保密局”的档案里也查不到记载。可是，好运气没有等到，却等来了催命符。紧接着，杰克也寄来密函，说自己已经知晓台湾总部的电令，对此表示“非常关注”。如此，宋斯义就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进行了。

可是，如何搞到项目图纸呢？这不是演电影，为了情节好看，可以违反特务工作的规矩，召集一干部属躲在饭店包房或者哪所破庙里开会商讨、群策群力。像“六室”这样一个潜伏特务小组，按规定组员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组长与组员之间也是能不见面就不见面，必须见面的话，时间也是越短越好。所以，执行重要使命时，决策只有组长自己来做，没人给他出主意。

潜伏特务的头目可不是那么好当的，组织上物色头目人选时，对于其决策能力必须认真考虑，否则，选人失当就会酿成大祸。宋斯义此刻就面临着如何决策的问题。他一向小心谨慎，此刻更是如履薄冰。最初，他想跟杰克见个面，听听中情局方面的高见。可是，他按照尤丽娅给他的联络地址发去密函后，等了两天，对方才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外滩外白渡桥靠近苏州河一侧的第六根栏杆上留下暗号，那是一个叉叉，表示否定提议。

如此，宋斯义就只能靠自己了。他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反复考虑，认为搞到整套图纸的难度实在是太大，几乎没有可能。那就只好考虑收集零部件图纸了。那些判读、研究该项目机密的专家既然可以由改造后的船台推测准备建造的鱼雷快艇的吨位，也完全可以根据零部件图纸由局部推测全局，比如，由固定螺旋桨的螺栓可以推测螺旋桨的规格进而估测快艇的航速，由鱼雷发射管法兰图纸可以推测鱼雷的技术数据，等等。

据宋斯义对舰艇、飞机、装甲车等军工产品制造工艺流程的了解，眼下中共正在研制的那款鱼雷快艇，只有船体是在三号船台就地制造，其他零部件都会分门别类分散到江南造船厂下属的各个车间生产，制造好后运送船台安装。虽然收集整套图纸找不到门路，但收集零部件图纸还是可以想想办法。于是，他就将行动定位于收集零部件情报上，能够收集多少算多少。

接下来，就是寻找从江南造船厂获取零部件图纸的渠道。这时，宋斯义多少有点儿后悔，之前收集船台情报之举显然得不偿失——先是传递情报时出差错，引起了警方注意；为了不留后患，不得不对“一跤头”关易笙下手，使警方循着摩托车的线索发现了魏康思的嫌疑；继而神通广大的魏康思失踪，断了“六室”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最后，江南造船厂里那个叫黄纯合的员工失去了利用价值，本来是可以利用他继续收集零部件情报的，却因之前收集船台情报之举把他暴露了……

早知道会是这样一种局面，当初就是有人把船台情报白送上门也不能要啊！不过，眼下再怎么后悔也没用了，只好振作精神，设法寻找收集情报的途径。宋斯义思量再三，决定分头约见五名属下，让他们分别寻找社会关系，只要终端能够通到江南造船厂的，都可以考虑。至于是否可用、怎样使用，等五名属下把人选报上来经他评估后再说。

9月8日，就在宋斯义准备发出跟下属接头的暗号时，忽然收到尤丽娅的信息，约他傍晚去静安寺那边的“鸿兴饭馆”见面。宋斯义于是打消了念头，寻思跟那洋女子见过面后再说。这次约见，应该不会是取消行动计划——台湾总部不会通过杰克这条线下达这种指令。估计是杰克那边找到了获取“101工程”情报的途径，需要“六室”去实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谢天谢地了，不但可以免去自己的辛劳，而且一旦出了差错，台湾总部也不至于严厉追究“六室”的失职之责。

位于静安寺的“鸿兴饭馆”是一家两上两下三开间门面的本帮菜馆，生意一年四季永远不旺不淡，经营得如此平稳的馆子在当时的上海滩并不多见。宋斯义当晚六点过后到达该饭馆时，尤丽娅已经先来了，选了角落里的一副厢式座头，正在点菜。看见宋斯义进入店堂，她放下菜谱，叫了一声“Darling”，起身迎上前来，众目睽睽之下给了宋斯义一个拥抱。在宋斯义看来，这显然大为不妥，但他只有响应，否则就更惹人注意了。

这天傍晚秋雨滂沱，饭馆顾客不多，一半座位空着。尤丽娅选的位置在店堂深处角落里，邻座无人，正好适合两人浅饮低谈。在旁人眼里，这二位就是一对情侣，其实两人谈的却是间谍勾当。宋斯义猜得没错，尤丽娅此番约见，果然是找到了一条收集项目情报的捷径！

尤丽娅那年二十六岁，本是俄裔犹太人。不过，她出生在中国，尽管长就一副洋女人容貌，但她的中国话说得比俄语还要流利。说到尤丽娅的身世，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中国北方的著名城市——大连。

如今的大连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烟稀少，直到1885年清政府下令在今大连湾北岸建造海港栈桥、筑炮台并组建水雷营，方才成为一个小镇，当地人唤为“青泥洼”。1897年，沙俄强行将军舰开进旅顺口，随之派人到大连湾和青泥洼勘察，决定在青泥洼开港建市。1899年8月1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关于建立自由港的敕令，将青泥洼改称达里尼（俄语“远方”之意）。1905年1月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代沙俄侵占青泥洼，2月，将达里尼市改为大连市。这段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方才结束。

1903年，尤丽娅的父亲刚满十八岁，作为见习医士被沙俄政府派往达里尼的驻军医院。在那里，他与一位驻军中校的女儿相恋，因遭女方家庭反对，两人遂决定私奔。他们先是去了天津，后又前往上海，在法租界霞飞路开了一家西餐馆。这对俄裔犹太夫妇一共生了三个子女，尤丽娅是他们最小的女儿。

尤丽娅生长在上海，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同时又通晓俄语、英语，法语、德语也能应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租界，其父母兄姐均被关进了外国难民集中营。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尤丽娅则因为认了一对日裔美国夫妇为干爹干妈而幸免。这对日裔美国夫妇的真实身份是美国海军情报部的间谍，当时，他们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开着一家西医诊所，这家诊所同时又是美国海军情报部在上海的三个情报中转站之一。夫妇俩决定认尤丽娅为干女儿，实际上是为了将其培养成为一名地下报务员。但报务员计划因故流产，夫妇俩就给尤丽娅办了一个日本国籍，以此为掩护做地下交通工作。

抗战胜利后，干爹干妈返回美国，临走时给尤丽娅留下了一笔钱钞，故而尤丽娅和兄长（她的父母和姐姐均死于集中营）能够把西餐馆重新开张。特工夫妇回到美国后，退出当时已经划归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的特务小组，以经商谋生。根据规定，他们在离开情报机构时，把所有的关系人都留给了战略情报局，其中就包括尤丽娅。

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霞飞路“格雷西菜社”的女老板尤丽娅在接待一位美国顾客时，忽然被对方嘴里轻声嘟哝出的一句话惊呆了。这句话是用英语说的，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在那个漆黑一团的夜晚，我被一个美丽的梦所谋杀。”

这是那对特工夫妇回国前留给尤丽娅的暗语。他们嘱咐尤丽娅，如果哪天有人（不管是什么人）在任何场合向你说出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和我们一样从事秘密工作的同行有事找你帮忙了，你应当用英语回答对方：“哦，我祈望这样的梦永远不要来临！”

这其实就是特工的接头暗号。尤丽娅以前不过是按照干爹干妈的吩咐，为他们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并非正式特工，也没接受过正规的特务训练。但这次一接上头，就意味着她正式建立和特务机构的关系了。

和她接头的就是杰克先生。他奉中情局之命前来上海，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把尤丽娅发展为中情局特工。当时国共大战的态势已经明了，大陆必将全部落入中共之手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如此，中情局就得赶紧布置在中国大陆的潜伏特务，上海乃是最先需要安排的，而尤丽娅这样的条件，是非常符合中情局需要的。

当时，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人员大致上分为三类，一是像尤丽娅的上司杰克先生那样的专职特工，属于中情局的正式雇员；另一种是长期雇员，相当于合同制员工，按月领取薪饷和活动津贴，合同到期或失去价值之后随时可能解聘；还有就是临时雇佣，比如因某桩使命的需要被雇佣，使命完成即解除雇佣关系。

尤丽娅属于第二类性质的特务，每月可以获得一百美元的固定薪饷，如果有任务，另发津贴和活动经费。杰克对她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关照说你以前是怎么帮你干爹干妈干活儿的，现在也怎么做就是了，不同的是以前是干爹干妈要你做，现在是我要你做。那一次，杰克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百老汇大厦（即如今的上海大厦），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尤丽娅每天到百老汇大厦待上半天，由杰克向她传授情报特工的基础知识。

就这样，尤丽娅成了美国中情局的雇佣特工。在此后半年多时间里，杰克没有跟她见过面，也没有向她下达过任何指令，只是按月给她汇来薪饷。直到1949年7月下旬的一个炎热之夜，尤丽娅的餐馆即将打烊的时候，杰克突然出现了，邀请尤丽娅去附近一家咖啡馆吃冷饮。双方见面也就不过二十分钟，杰克向她交代了准备与台湾方面在上海的潜伏特务联手窃取中共“101工程”情报的使命。

虽然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两个多月，尤丽娅却已经感到新政权跟以前大为不同，在这种环境下，再像抗战时帮干爹干妈那样做传递情报之类的秘密工作，恐怕更不安全，但她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可能是中情局与台湾“保密局”的工作理念不同（也因为中共对这两类特工的处置方式不同。对于前者，一旦抓获，大多是关押几年然后驱逐出境；对后者可就没这么客气了，尤其是当时那个政治环境，像宋斯义这种级别的特工头目，十有八九是要枪决的），上司向下属交代使命的方式也不同。“六室”头目宋斯义一边要下属干这干那，同时对使命内容本身则是能瞒就瞒，必须要交代的，也是说三分留两分，老是担心下属被捕后招供泄密。杰克对尤丽娅这个下属却是另一种方式，他把所有能透露的内容一次性告诉尤丽娅，让她多想想怎样才能圆满完成这项使命。因此，尤丽娅对这项使命的内容是完全清楚的。她的性格中有大大咧咧的成分，听过后把使命浓缩成“搞到鱼雷快艇的图纸就是”，至于怎样着手去搞，那不是她的活儿，她根本懒得去想。

“六室”头目宋斯义看不惯尤丽娅的大大咧咧，认为她不是一块干特工的料。而杰克的想法似乎不同，他对尤丽娅的使用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指派她做的事儿，一是以“玛丽阿姨”的名义去跟阿四头打交道，从小孩子嘴里探听到上家刘小狗，再通知“老六”去取回皮包（尽管没有成功，但跟尤丽娅没关系，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二是让她去对“一跤头”关易笙下毒。从特务行业的分工来说，这桩活儿其实已经不是情报特工的范围，本该分派给行动特工去干。可杰克手下没有行动特工，只有让尤丽娅去客串一把。尤丽娅大大咧咧的性格再次发挥了作用，没费多大劲儿，成功解决了“一跤头”；然后，就是第三项使命了，也就是这次她和宋斯义见面时要交代的内容——

第三项使命实施的基础得力于中情局遍布全球无孔不入的情报触角。杰克接到一份不知中情局从何处获取的情报，称苏联援华“101工程”专家组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名叫马念姝的翻译，其父早年与尤丽娅的父亲是同学兼发小。对于杰克来说，这不是设法窃取“101工程”情报的最佳机会吗？杰克寻思，这个尤丽娅，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竟还是一员福将。眼下要窃取“101工程”情报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无法打入工程指挥部内部，不得已只能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获取零碎情报，那不但费时费力，成功率也很低。况且，由于涉及面广，特别容易被中共反特人员识破，一不留神就会全盘皆输。现在有马念姝这个空子钻，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杰克马上告知尤丽娅这个情况。要说这个二十六岁的犹太姑娘还真不是一块特工的料，听说此事后，高兴得竟然不是有这么一个从天而降的绝佳机会，而是找到了父辈的世交，当下连说“这世界太小了”。

杰克皱着眉头，向尤丽娅介绍了马念姝的情况——

尤丽娅父亲的老家在斯韦尔德洛夫斯克州叶卡捷琳堡，与马念姝的老爸马图谢耶维奇同龄，两人既是邻居又是同班同学，关系一向不错。后来，尤丽娅的父亲被当地一所速成医士学校选去，两年后毕业，去了达里尼市。马图谢耶维奇则进了铁路学校，毕业后以技术员的身份去了“东清铁路”——该铁路在日俄战争后被称为“中东铁路”，指沙俄在清末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

马图谢耶维奇在哈尔滨定居，与中国姑娘关柔姝相恋结婚。十月革命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组建情报组织，已是铁路工程师的马图谢耶维奇被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几年后被任命为哈尔滨地区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关柔姝也被丈夫发展为情报员。

九一八事变后，马图谢耶维奇、关柔姝夫妇根据上级指示，与东北的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中共地下人员协助苏方收集情报，马图谢耶维奇主持的地下组织则为中共方面提供经费、武器方面的帮助。1933年，马图谢耶维奇、关柔姝夫妇因叛徒出卖被捕，中共和苏联方面联手营救无效，一个星期后，这对夫妇就遇害了。当时，不过八岁的马念姝亦受到日本关东军特高课的追捕，由中共地下人员将其转移至哈尔滨郊区，不久又撤往苏联境内，给予烈士眷属待遇。

在这之前，马念姝使用的是其父为他取的苏联名字。到苏联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念姝——把其父姓氏“马图谢耶维奇”中文音译的第一个“马”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同时又念念不忘母亲。抗战胜利后，二十六岁的中学英语教师马念姝回到哈尔滨，把自己的国籍登记为中国。当时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立刻将马念姝招聘为翻译，红军撤回后，马念姝留在哈尔滨，重新干他的英语教师行当。

这次，苏联向中共（当时尚未建国）派遣“101工程”专家组，审议中共方面为苏联专家提供的中方随员名单时，其中一位具体经办人员正好是当年驻哈尔滨苏联红军交际处的军官，他想起了马念姝，经与苏方驻哈尔滨办事处联系，了解了马念姝目前的情况，便向中共方面推荐。于是，马念姝就成了苏联专家组的一名生活译员。

老大哥也实行“内外有别”的方针，专家组有关技术方面的译员，都是从苏联带来的，生活、警卫、联络方面的译员，则由中共配备。尽管马念姝是日常生活方面的翻译，但小伙子虑事细致、做事踏实、沉默寡言，再加上那口标准的俄语，使苏联人大为欣赏。

杰克的主意是，通过尤丽娅与马念姝的这种特殊关系，设法跟马念姝结交，然后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将马念姝拉下水，使其为“六室”工作，窃取“101工程”的技术机密。按照老规矩，杰克把这事交代清楚后，就不再露面，让尤丽娅以他的名义去跟“六室”主任宋斯义联系。

当下，宋斯义听尤丽娅如此这般一说，寻思这活儿有了中情局的铺垫，往下干就方便了。具体怎么做，当然还得仔细谋划。于是他问尤丽娅，你们打算通过什么方式跟马念姝搭上关系？尤丽娅的回答让他有点儿哭笑不得：“这个杰克先生没说，我呢，只管执行命令，预谋策划一类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干过，肯定也不会去干。所以，这事应该怎么做，还得靠你们。你们策划稳当了，我就向杰克先生报告，只要他说行，我就照着办。”

宋斯义苦笑着摇摇头，这帮中情局的人还真是省心。没办法，那就策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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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一网打尽

专案组七名侦查员这几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干人盯着“一跤头”关易笙中毒案件不放，一共对三百多人进行了调查，竟是一无所获。

这种情况，使一向稳重的郝真儒也沉不住气了。这天在专案组的支委会上，三位支部委员说到案情时，郝真儒忍不住火大：“我就不相信，关易笙中毒这么大一桩事儿，案犯竟然能够做得不显山不露水！肯定会有线索留下的，只是我们的工作还不够细致。”

郝真儒说完，另一个支委支富德表示赞同，说咱们再想想办法吧。这时，焦允俊却在一旁抽着烟不声不响，另两人在说什么，仿佛一个字也没听见。郝真儒等了一会儿，不见焦允俊有什么反应，便问道：“老焦，你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焦允俊搔了几下头皮说：“我在想，是不是别在‘一跤头’这棵树上吊死。”

“你的意思是说放弃这条线索？”

焦允俊说：“关易笙这个案子，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放弃并不可惜。至于另外寻找新的线索，那叫‘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线索有这么好寻的话，咱们这班弟兄何至于给折腾得如此辛苦呢？全组七人，发烧的三个，牙痛的两个，连你老郝也在天天吃枇杷膏、甘草露防咳嗽。所以，只有放弃‘一跤头’中毒这条线索了，咱们改侦为防吧。”

什么叫“改侦为防”呢？焦允俊解释说，从那份被我方截获的电报判断，敌特眼下肯定正在动怎样窃取“101工程”图纸的脑筋，而且其迫切心情可能不亚于专案组寻找破案线索。敌人会采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这个不好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01工程”是在江南造船厂进行，那不管采用什么法子，最后都离不开江南造船厂这个终端。这个“离不开”可能是指人，也可能是指地点。所谓“改侦为防”，就是要牢牢守住终端不出问题，篱笆扎得紧不怕野狗钻嘛。

郝真儒、支富德都是内行，焦允俊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那二位自然能够领悟。紧接着，专案组开了个全体会议，决定全力协助“101工程”指挥部的安全防范工作。针对有些侦查员对此思路的不理解，焦允俊说，咱们的这种防范实际上就是以守为攻。敌特既然要收集情报，那就必然要向“101工程”靠近，不是靠近实体，就是靠近跟“101工程”相关的人。敌特分子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妖魔鬼怪，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活动时就得有踪迹，如果咱们的防范工作做得细致再细致，就有可能发现敌特留下的蛛丝马迹，那就是线索啊！

这番话说得大伙儿频频点头，郝真儒称赞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老焦同志了得！”

焦允俊冲他拱手：“我一听理论就头痛，咱还是说实在的吧。破案这条路，怎么也得往下走，我的直觉，这样走是走得通的！”

郝真儒听着一愣，喃喃自语：“直觉？这好像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吧？”

9月11日，焦允俊、郝真儒去江南造船厂拜访“101工程”指挥部主管政工、保卫工作的聂政委。聂政委说我早盼着你们了，你们再不来，我就要打电话请了。上级领导指示，让指挥部跟你们专案组保持密切联系，指望你们给“101工程”保驾护航啊！

原来，“101工程”指挥部自从接连发生两次相同的窃密事件后，上级领导震怒，聂政委受到了严厉批评，还给了一个行政处分。他跟指挥长纪莘臻交换意见后，召开了指挥部党委会议，对今后的保密工作制订了制度性的规定。当然，这种规定属于原则性的大纲，具体实施还得制订细则。这时候，聂政委就想到了焦允俊，因为焦允俊等侦查员实践经验丰富，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焦允俊说首长您还真找对人了，接着就把截获敌方密电之事给聂政委说了说，同时介绍了专案组“改侦为防”的思路。聂政委接受了焦允俊的建议，暂且不谈制订细则事宜，而是对眼下防范敌特渗透的具体方案交换了意见，定下了几项除加强三号船台的安保级别之外必须立刻实施的措施——

一是对分派到全厂各车间、工段加工的零部件，由指挥部保卫人员跟踪关注，并且要辟出专门空间安置加工“101工程”零部件的机床设备和人员，保持与外界隔离，没有指挥部发的通行证，任何人（包括厂方领导、军管组成员）都不准入内。另外，所有车间、工段参与“101工程”零部件加工制造的员工，每天须记台账——即对自己进入车间起直到离开为止的工作情况予以记录，下班时由两个证明人签字作证。

二是“101工程”指挥部中的中方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其他辅助人员，都有接触核心机密的机会，这些同志被挑选参与该工程，政治上应该都是可靠的，也接受过保密纪律教育，且早就实施了一整套制度性的防泄密措施，一般说来不会发生问题。当然，这仅仅着眼于“一般”，如果敌特采取非一般手段，那就需要提防了。敌特行动前不会告诉我方，因此应该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当敌人随时都可能下手。有鉴于此，就必须强化保密制度的严格执行，加派保卫人员。领导同志更要带头执行铁律，凡是接触过机密的同志，从指挥长纪莘臻开始，离开工作地点时都须主动让保卫人员搜身并检查随身携带的皮包。

最后就是苏联专家组。从理论上来说，不能排除他们中有人泄密的可能。专家一共有五名，听上去人不多，但过来的却是一个四十多人的团队，有政工人员、保卫人员、生活随员以及专家的助手和译员。尽管专家组也有保密制度，但还是那句话，不能排除敌特对这支队伍的渗透。焦允俊对聂政委说了他的换位思考思维，乍看上去，专家组是最难渗透的一块坚石，可万一坚石上有一个细微的裂缝，那是最难提防的。

聂政委同意焦允俊的观点，马上跟专家组负责保卫工作的安德烈少校进行沟通。安德烈少校对中方的提议非常重视，经专家组讨论决定，今后每周三天跟中方专门代表联系，互相通报情况，磋商相关问题。

中方代表最合适的人选，自然就是专案组长焦允俊了。这在焦允俊的意料之中，但他没料到竟然由此撞到了好运，跟安德烈少校第一次见面就发现了线索！

9月14日，焦允俊按照约定前往苏联专家组下榻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跟安德烈见面。他知道苏联朋友喜欢高度酒，找郝真儒软磨硬泡，好不容易要来些经费，买了两瓶好酒作为礼品带了去——专案组的钱是郝真儒管着的，要他掏钱时，这老兄眉峰紧锁，想拒绝却又找不到理由，反被焦允俊说是“铁公鸡”。

这天郝真儒正好去市局参加一个业务会议，他事先跟焦允俊约好，会议结束后把摩托车开到礼查饭店门口，顺带把焦允俊捎回专案组驻地。上午十点多会议结束，郝真儒赶到饭店门口时，只见焦允俊正独自站在饭店大门一侧，专心看着墙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广告。郝真儒招呼了一声，焦允俊似乎是看得入了神，竟没有反应。郝真儒走上前去定睛一看，这些小广告的内容五花八门，吃喝玩乐无所不包。使郝真儒不解的是，这种小广告在当时的上海滩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为何却吸引了焦允俊呢？

凭焦允俊的那份机警，当然已经知道郝真儒站在身后了，他指点着墙上众多小广告中的一份，头也不回地轻声道：“这份可能有戏！”

那是一份西餐馆的广告，上面说本店专做俄罗斯菜肴，地道正宗，价廉物美，伏特加打八折，云云。郝真儒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刚要开口询问，焦允俊却已转身直奔摩托车的方向。两人上了车，焦允俊也真沉得住气，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解释。到了专案组驻地，焦允俊把郝真儒扯进他那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办公室，先把跟安德烈沟通的情况作了一下介绍。

苏联在政治保卫方面起步很早，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专门开办了政治保卫学校培训这方面的人才，中共也曾派人去接受培训，如陈赓、顾顺章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二战以后，苏联的政保制度日趋完善。此次专家组的保卫组长安德烈少校毕业于捷尔任斯基政治保卫学院，具有丰富的政保经验。因此，专家组来华后从未出现过泄密苗头。

焦允俊和安德烈见面后，听对方侃侃道来，暗忖老大哥确实有一套，相比之下咱们还真是自叹弗如。两人谈完工作，安德烈提议喝一杯，就打开一瓶焦允俊带去的白酒，什么菜也不就，倒在杯子里像喝茶那样边喝边聊些生活中的趣事。有一件事安德烈说得轻巧，焦允俊听着，却不由得心里一紧。

昨天是专家组动力专家尼古拉的四十岁生日，生活秘书瓦扬斯基向安德烈建议，去外面吃一顿为尼古拉庆生。安德烈同意了，叫上两个保卫人员，陪同尼古拉等专家以及几位生活随员出去吃了顿俄罗斯风味的晚餐。这并不算趣事，有趣的是，一同前往的中方译员马念姝意外结识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世交朋友。

这就是“六室”主任宋斯义的杰作了——利用尤丽娅在霞飞路经营“格雷西菜社”之便，设法把苏联专家吸引过去用餐（作为生活译员的马念姝多半是要陪同的）。事先，让尤丽娅强化餐厅的俄罗斯风格，找出许多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老照片，其中就包括尤丽娅的老爸年轻时与马念姝之父的合影，放大后张挂于店堂内。而“六室”则负责把苏联专家组吸引到“格雷西菜社”来。

对于宋斯义来说，这属于小菜一碟，他马上想到了发小广告。这就不必麻烦尤丽娅了，由他派人去霞飞路拍摄了“格雷西菜社”的门面照片和几样招牌菜式，当然还有苏联人一看就激动的伏特加。小广告印制好后，又让下属雇人去苏联专家组下榻的礼查饭店门口发放并张贴。

也是巧，苏联专家组的生活秘书正准备为专家尼古拉庆生，那天在饭店门口等候接送专家上班的轿车时，无意间看见了墙上的小广告，于是知道了霞飞路上有家“格雷西菜社”专营俄罗斯菜肴。向礼查饭店的厨师了解下来，说霞飞路上有不少西餐馆，其中“格雷西菜社”的声誉不错。慎重起见，生活秘书还特地去了一趟吃了顿饭，觉得的确很正宗，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

不出宋斯义所料，译员马念姝果然陪同专家们前往霞飞路。这个混血小伙儿发现店堂里张挂着的照片中，有几张竟然曾在家里的照相簿里见过，十分诧异，便请出了女老板尤丽娅，双方聊下来，自是惊喜。一起赴宴的苏方人士也为马念姝感到高兴，纷纷向他祝贺。喜欢张扬的尤丽娅因事先宋斯义的提醒，没敢过分发挥，因此安保专家安德烈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

焦允俊听安德烈说了此事，心里就有点儿不踏实。告辞后在礼查饭店门口等车时，闲得无聊，就跟向他递送小广告的人随口聊了几句，还看了墙上贴着的广告。看到“格雷西菜社”那张广告时，马上想起了安德烈所说的趣事，寻思这是不是过于巧合了？

郝真儒听焦允俊如此这般一说，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但在接下来的全组会议上，焦允俊却提出，如若按照常规做法对尤丽娅和“格雷西菜社”进行调查的话，费时过长，万一这是敌特实施的障眼法，想借此转移侦查视线趁机下手窃取“101工程”机密，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因此，眼下要把常规调查先放一放，单做一件事——从市公安局调取外籍人士尤丽娅的照片，让虹镇老街那个九岁男童秦永锦辨认，看这个尤丽娅是否就是曾请他喝早茶的“玛丽阿姨”。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一致赞同焦允俊的提议，那就赶紧行动吧。辨认结果，阿四头一眼就认出了尤丽娅。

往下，专案组又有意见分歧，有人主张马上抓捕尤丽娅，追查敌特组织，有人主张先进行秘密监视。郝真儒没有发表意见，问焦允俊是什么观点。焦允俊说：“敌特此举意在获取‘101工程’的图纸，何不将计就计，做通马念姝的工作，让他跟尤丽娅接触。我方可以趁机摸清尤丽娅跟哪些人有联系，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郝真儒说：“这个办法不错，但马念姝虽是中国国籍，却是苏方雇佣的译员，此事得跟苏方协调。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争取领导的支持。”

因此事涉及中苏关系，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非常慎重，于是层层请示。三天后，北京传来消息：可行。

专案组被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曲折折腾得已经不敢过于乐观，好在，前期的弯路不是白走的，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专案组走一步想三步，接下来的行动还算比较顺利。

安德烈代表苏联专家组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和协助”，马念姝的工作也是一做就通，同意配合专案组跟尤丽娅交往。往下不过半个月时间，尤丽娅“顺利”收买了马念姝，马念姝则把专案组精心准备的“绝密图纸”交给尤丽娅。紧接着，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调了四十名侦查员，配备数种交通工具，还通过市电话局对“格雷西菜社”的电话做了手脚，秘密监视尤丽娅的一举一动，终于摸清了“六室”的情况。

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华东局社会部的指令，专案组在上百名军警的配合下，实施统一行动，将“六室”宋斯义等六名特务（魏康思在逃）以及中情局女特务尤丽娅抓获，杰克在之前半月已去香港，侥幸逃脱。

七天后，根据上级命令，宋斯义、尤丽娅等七名案犯被押解北京，后来如何处置，不得而知。据专案组获知的非正式消息，宋斯义等三人因现行与历史罪行被判处死刑；尤丽娅在关押中自尽；其余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949年10月20日，华东局社会部领导设宴为专案组七名侦查员庆功，同时宣布了上级决定：专案组作为华东局社会部一个常设小组继续存在，易名为“华东特案组”，专门负责侦查华东地区的大案要案。

从这时起至1953年底，华东特案组在华东诸省市的社会大舞台上频频亮相，侦破了多起影响重大的政治、刑事案件。（完）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