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海3c炼金术士怎么玩看这里!陈润庭：给日常松一颗螺丝｜中国文坛精英盘点之90后小说家陈润庭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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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主编

郑云良

郑云亮，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特约评论家，《神剑》《军队文艺观察》，《贵州民族报》《小说快评》。

导读

一、评论

二、访谈录

三、创作谈：给日常松一颗螺丝

四、小说：哈莉•奎茵

作者简介

陈润庭，男，1993年生，广东澄海人。现为暨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曾获2016广东高等院校高校校园作家杯短篇小说一等奖，第39届台湾南风文学奖现代小说组第一名，作品刊于《山花》、《芙蓉》、《作品》、《香港作家》等刊。

一、评语

陈润庭的创作是对“讲故事”这一传统的反叛：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虚构和现实的倒错，也体现在他对个人和历史错综关系孜孜不倦的挖掘。身处急速流转的现时代，借镜西方后现代的文学资源，对“写作”自身保持警觉和反思，使陈润庭的小说获得了异质性和生产性。

——林培源

二、访谈录

郑润良：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感兴趣的？

陈润庭：好像没有确切的时间点，一开始也分不清“文学”的边界。忘了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我爸一次性给我定了二十多种杂志期刊，除了少数科技常识类的，绝大部分都是和文学相关，其中很多还是半月刊或旬刊。这意味着每个月我会收到三十多本杂志，每天起码得看完一本才不会浪费。那时没想太多，以为大家的课余生活都差不多。等到发现并非如此时为时已晚。

郑润良：你的处女作发表在哪里，是什么内容？

陈润庭：《游戏的终结》是在《芙蓉》发表的。这篇小说是双线结构，一边讲上班族C先生穷极无聊的一个工作日，一边讲一个作家接到接到奇怪的电话，要求他去监视另外一个写作的人。

郑润良：你最喜欢国内外的哪些作家？你觉得自己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

陈润庭：最喜欢的作家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高中偶然的机会开始接触科塔萨尔，翻来覆去把《万火归一》看了好多遍。喜欢的作家也许可以列出一串名单，但无形有形地影响着我的还是他。他让我认定了小说里没有一丝幻想的特质总是不够迷人的。

郑润良：对你来讲，写作意味着什么，你觉得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陈润庭：不太确定。有时它更近似王德威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提到的“思想的文学，行动的文学”，重视身体力行，对写作的泛政治性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沦为纸上游戏，要坚持站在自己的角度发声。但有时候我又觉得写作于我无非个人的呓语，对着一片虚空。写作无非是再次掷出一块石头，也不是为了回响。如果真要有一个目标的话，恐怕比较接近于一种“笑的文学”。也许是恶童嘲弄式的笑，也许是泪中带笑，但我感觉它应该是笑着的。

郑润良：这两年你有什么样的写作的规划？

陈润庭：想试着发现更有趣的文体。

三、创作谈

给日常松一颗螺丝

——《游戏的终结》创作谈

无论是《游戏的终结》的题目，或是小说中被监视对象胡里奥•卡特的大胡子形象，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向胡里奥•科塔萨尔致敬的作品。我还记得在键盘上敲出这篇小说第一个自然段时，我感觉到的那种眩晕。它多么熟悉，又有些久远。在我第一次阅读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时，瞬间将我击倒的也是同样的感觉。所以在一开始，我便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将这片刻的眩晕带给读者。

在小说里，一开始出场的C先生是个喜欢在手机上阅读小说的上班族。他的生活平淡而无聊，他的幻想不断被规规矩矩的现实打回。而在另一条线索上，一位苦思冥想的作家突然接到一个不速来电，对方给了他一个监视胡里奥•卡特的任务。他在监视后者的过程中，陷入自身记忆的包围，在监视日记本上开始书写自身。但这却让他最后跟丢了一直在对面楼上写作的胡里奥•卡特。除了小说的结尾之外，胡里奥•卡特一直是被观看（阅读）的对象。但在小说的结尾，我有意颠倒了书写与阅读的关系，把胡里奥•卡特认定为C先生故事的作者。

我们生而落入这个不由我们选择的世界，怀揣着被塞入怀里沉甸甸的铁块负重前行。总有一个声音对我们说，这就是唯一的现实。既然现实已经如此，我们还有必要用文学再去书写一遍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在我的阅读经历里，倒是那些想象力像雄鹰一样高飞的小说家让我着迷，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恩里克比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在这份名单上的小说家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几乎都像天真的孩童，对沉甸甸的现实与警告视而不见，不断地以文学的恶作剧冒犯着日常的无趣。

最好的方式就是给日常松一颗螺丝，让它像迟暮的巨人一样变得步履蹒跚，这时你会突然感到一阵楚门式的眩晕——也许我们的现实，不过是一串预设的结果。我在《游戏的终结》中，如此“恶意满满”地颠倒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的从属关系，甚至将读者置于某种危险的境地之中，是为了让读者体会到与我相似的眩晕。既然在小说里，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可以通过阅读与写作的方式被倒置与戏弄。那么，读到小说结尾的你一抬眼，是否觉得眼前的世界有些摇摇晃晃？究竟是世界摇晃，还是你在摇晃？这也许可以成为问题。但当务之急依旧是先给日常松一颗螺丝。这意味着，让一切可能性发生。

四、小说

哈莉•奎茵

无论从技艺还是情感上，我都没有准备好讲哈莉•奎茵的故事。在我当某大学文学系辅导员的这几年，时常有和我关系较好的学生愿意将他们的作品分享给我。我也因此读到了许多在技巧上难以称为成熟的作品。有时，问题是一眼可以洞察的。在一个故事千万种讲法中总有一种是最好的。好的讲故事的人，所具备的就是这种挑选的天赋。现在她已经不在我身边了，那些关于她的画面却还像振动的书页一样，充满着记忆的意味，晃得我眼花。写完《哈莉•奎茵》之后，我发现最初使我难以下笔的，是我对她怀有的情感。现在我愿意将它定义为爱。这样的爱不同寻常，它包括了同情、平等的怜悯、愤怒与适当的无助，甚至还有一点嘲笑。但这情感依旧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它使我不得不写下《哈莉•奎茵》。它也规定了《哈莉•奎茵》的讲述方式（未必是最好的，毕竟我缺乏天赋）十分笨拙且毫无必要。

我和哈莉•奎茵的相识，始终是一个谜。答案也许在她手里，她的拳头从不放松，在她手中没有印着鲜红的“GOOD LUCK”的棒球棍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那是去年夏天将要结束的那几个夜晚中的一个，昼夜温差变大了，我已经习惯在背包里备上一件灰色的长袖外套。我靠在公寓的床上，把脚埋进被窝。大半个夜晚下来，才把《复活》读了五分之一不到。我阅读的速度像是在亵渎托翁，对玛丝洛娃的不幸也很漠然。遥远的俄国，永远的冰天雪地里发生的一切，在我一抬眼望见窗外盛放的石楠花时，失去了真实感。在这里，天气还太热，南方的公寓也没有壁炉，许多故事需要一点温度和闪入眼角的火光，好让我们听得入神，忘了拭泪。

我拿起手机，发现这一晚谁也没找过我。刷了刷对话框，发现在熟悉的头像之间，夹着一个陌生人。后来我知道，那是哈莉•奎茵。那时候她的头像并不是小丑女，也不是自拍；是一张充斥着符号和线条，分布排列的方式叫人难受的一张图片。

起初我只把她当成是一位夜晚的来客，就像许多故事里讲的那样，“她在午夜降临，在黎明前离开，我挽住她的裙摆，却不能阻止她归于尘埃”。我们之间的话题很广泛，从年少时候的故事，各自喜欢的音乐，读过的书，到无法接受的蔬菜以及对于奇怪气味不合常理的喜爱。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哈莉喜欢STONE ROSE(石玫瑰乐队)的音乐。就像从来读不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一样，她也讨厌西兰花。她说两者给她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控制在不近身的范围，使我们彼此都保持着为自己加分的神秘感。或许是她一开始便无意回答任何关于她本人身份的问题：你叫什么？你来自哪里？你从事什么职业？你什么时候生日？关乎她的现实，关乎她本人，这些让人安心又令人恐惧的提问，我们必然要有的信息，她一律沉默。这样的问题，我只在一开始问过：哈莉，我们是如何认识的。

她的沉默像一面墙，砖缝爬满了绿色的藤，昭显着历史从不缺席。

我想说，哈莉，我只知道你叫哈莉，可是我们的话题却像从不停止生长的纸条一样，一开始是纸条，尔后是缠绕的纸团，发出相互摩擦的声音，在地板上不停地自我繁殖，几乎要堆到我的床上来了。这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

在去年夏天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每天下班后，我在学校饭堂吃饭，然后回公寓洗了一个澡，如同往常一样舒舒服服地躺进我的床。只是我几乎放弃了阅读的习惯，放在床头柜上的《复活》再没有翻开。书签夹着的那一页，玛丝洛娃在牢狱艰苦地等待着，既没有判决，也无人搭救。对此，聂赫留多夫也束手无策，他只能说，请您再等等，用最后的耐心等等，终有一天那个人会再翻开这本书，把你救出去的。

到了晚上十点，哈莉会说，你睡吧，我要出去了。这种情况三天里会发生两次。到了周末晚上，我们提前半个小时道别。有一次我们谈到酒吧，我发现她对于酒吧很熟悉，而我则茫茫然听她介绍这城市里夜幕降临后，有多少间酒吧亮起彩灯；哪家的薯角火候准似掐着秒表，哪家的驻唱会和客人打得火热。我承认一开始我想通过这些信息猜测她的职业。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况且我也没有足够的线索。加之她的朋友圈从不发自拍，我只知道她很年轻，二十出头，熟悉各种洋酒，晚上习惯在某一家酒吧流连。

哈莉曾给我发过一张自拍，时间是某夜凌晨两点。我见到的时候已是翌日早晨。那是天气回暖的周末，阳光普照，街上大家带着无由的喜庆各自行走。照片里只有她和一个陌生男子，模糊的背景里平安银行发着黄光的24小时ATM机隐约可见，一柄黑色遮阳伞骨仿佛男子后脑勺生长出来。于是我估摸是地点是在一间酒吧的露天座位。男子看上去像是中东面孔，短鬈发，鼻梁挺直，轮廓硬朗，像我们学校的某个外教。哈莉笑着，镜头感非凡，表情好似明星与粉丝合影，眼神有些迷离，身材有肉不胖。原来哈莉是这样的，长相同我周围的南方女孩子多少有些不同。哈莉也许很高。她一定是喝多了，不然不会把照片发给我。

当晚我们照常聊天，她对自己凌晨给我发过的照片绝口不提。我们依旧共同拥有对称的默契，她不提的，我不问。临末了，我已经感觉到她言辞之间透露的疲惫，正准备道别。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发来一条信息，明晚有空的话，出来吧。

当然有空。

我从床上跳下来，在浴室盥洗台的镜子前端详自己。一身蓝色格子睡衣，和病人一样的双肩，两鬓头发不算长，但也该剪了。真正令我不满的是我的眼神，就连凝视自己时也显得懈怠。过去半年多，我每天站在这里，给镜中的自己刷牙、洗脸、剃须，像照顾一个父亲一样照顾自己，却从未对自己咧开嘴，露出牙根地笑过。拾掇自己的想法并未维持多久，觉得有些可笑，便睡了。隔天醒来，我还是决定到两个地铁站外的发廊理个头发。这对于我，是少有的跋涉，毕竟楼下就有便宜的理发店。

如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真实，我也无意摹仿无意义的真实。那天有些凉意，我在衬衫外边加了一件薄外套。而她还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牛仔热裤。哈莉的臀很宽，拉低了她的身高。走路时臀部一扭一扭，脚尖在盲道上点出一串笔直的散点。我跟在后边，不知道把眼光放在哪里合适，又觉得放在哪里都合适。哈莉不时回头，跟我说一些什么。风有些大，我紧赶两步和她平行，她却停下脚步。我们站在一家叫“闸门”的餐吧门前。

进去啊！

不久之后，我已经习惯展开双手去迎接她见面必备的拥抱。有一回，我陷入和哈莉第一次见面的回忆，我说她看起来那么年轻，穿着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像是我每天都要见到的女大学生。仿佛为了让我注意到她手指的纤细，她在“闸门”飞快地翻着菜单。她熟练地用土耳其语点餐，询问侍应生来自土耳其什么地方。面对后者兴奋的惊讶，她不失分寸地微笑着，称自己是学习外语的学生，但土耳其语并非专业。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份免费的土耳其果仁蜜饼和两杯土耳其红茶。她跟我说，她刚刚完成了一个角色。她跟侍应生说的都是临时编的。哈莉说，我谁也不是。我说这些的时候，她正对着路灯下一棵老树发呆，她说在灯光下，叶子被照亮了，透明的绿，很美。

那是我和哈莉第二次看电影散场之后的事情了。我们从“闸门”走出来时，已经晚上八点了。她拿出手机，查了查票，想让我跟她去看一场电影。这个细节后来我不断回忆，因为我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她早已安排好的。

我们看的是《自杀小队》，一部标准的美国大片，充满了正义的超能英雄与邪恶的斗争，但叙事和人物设定都很糟糕，这或许是这类系列片第一部共同的毛病。唯一亮点就是由玛歌特•罗比扮演的“小丑女”哈莉•奎茵。夸张的小丑妆，分扎双辫，挑染了头发，T恤和网格黑丝袜上都有破洞，有时手持一根印着“GOOD LUCK”的棒球棒。从妆容发色到衣服，不是左红右蓝便是左蓝右红。她是一块磁体，同时拥有魅力的两极。

我不时看看哈莉。她看得很入神，手抓着扶手，背部挺得笔直，好像准备随时起身离开。当阿曼达•沃勒要求死亡射手弗洛伊德•劳顿射杀被小丑接走的哈莉•奎茵时，弗洛伊德开了枪。从直升机垂下的救生绳往上爬的哈莉•奎茵被击中了！她停在那里，身体呈现出死的顺从，仿佛随时要从半空中坠落。这时，我听见哈莉的笑声，低沉又高亢，伴随持续的嘟囔，但无疑是笑声。她坐在那里，和刚才一样的姿势，只是看上去更加投入，更加紧张。她的嘴巴失神地张开着，等待笑声像癞蛤蟆从喉咙深处爬出。

突然，哈莉•奎茵从绳子上苏醒过来了！她朝着死亡射手，瑞克•弗莱格，朝着我们挥手，在空中远去，她得逞地大笑，嘲弄着阿曼达•沃勒。我转过头去，发现哈莉窝在座椅里，眼神呆滞，仿佛刚刚被震惊抽干了神采，她流着泪，睫毛上的泪珠在反光，旋即滑落暗处。她往前伸直了腿，人缩进座位里，把头倒在我的肩膀上。她的头发蹭得我的鼻子发痒。我不知道哈莉为什么哭泣，只是轻轻用手，像拥抱一个岛屿，将她抱住。

散场之后，当我谈及电影情节时，哈莉纠正了我：“不是哈莉，是Harley，Harley Quinn。”

我笑了，“Harley，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Har-ley：舌尖分两步旅行，从上腭落下，叩击牙齿，一下。Harley。”

哈莉有些茫然，她只知道萝莉。

我说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在茶餐厅里，哈莉告诉我，昨晚发给我的自拍里的老外，在酒吧意图将她灌醉。

我点了一杯酒，坐在那里。十点多，他进来了，他应该第一眼就看见了我。他在离我不远的吧台点了一杯酒，过了一会儿，就坐到我这边来了。他是埃及商人，他的英语阿拉伯口音很重，发的“th”好像一口浓痰，“r”则像跳跳糖。一开始我跟他说了几句阿拉伯语。我就会那么几句了。他听了很兴奋。开始问一些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你懂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后来他假装有醉意，眼神迷离，身体渐渐朝我靠过来。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不喜欢他，他很壮，但我不喜欢他。我觉得有些危险。那时候我已经有些醉意，是真的。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想把我灌醉，再叫一辆车，在酒店前台从我的钱包里掏出我的身份证，然后把我带进房间，就像以前和他睡过的中国年轻女孩子一样。但我不想，起码是那一晚上。我想着怎么脱身。我说我们来拍一张合照吧。我把它发给你。其实，如果真出了什么事，那也没什么用。拍照的时候他几乎把我整个人都搂住。哈莉说她后来开始装醉，假装听不懂他的阿拉伯英语，她用手机软件叫了一辆的士溜走。

这只是哈莉故事的一角，她无数的夜晚织成的地毯中的一角，她游走在这座城市时一个不起眼的装饰音。有些惊险还未越界。那天晚上她将照片发给了微信里的多少个陌生人呢？是否在那一个夜里，有无数个男人床头的手机在同一刻亮起。这样的疑问看似无懈可击，却也充满了自轻自贱的不信任。在我们再次相见之前，哈莉又跟我讲了很多关于自己的故事。我们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像放肆的水龙头一样放肆和畅快，欢快地溢出洗漱台，漫过了我原先定下的门槛，甚至流过了楼道灰色的水泥台阶，冲向最后的铁门。

几个月前，正当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通过他以往批评的“推特”发出声音时，我们的哈莉仍然在安卡拉的一家酒店内瑟瑟发抖。她坐在距离酒店临街窗户最远的地板上，把酒店的床单和棉被一层层地裹在自己的身上。她右侧的床头柜上，还摆着几个刚到伊斯坦布尔时在街上买来的工艺品。她的身边还有昨晚在楼下小店买来的面包，法棍被她失控的手指抓得无比扭曲。她好像失忆了，一点也想不起当时买面包的憧憬与欢乐。她原本打算把它们当成今早的早餐。像许多的安排一样被打碎，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政变，她应该已经在安卡拉的某个街头游荡着，时不时举起手机把小视频发给国内的朋友。现在手机屏幕不时亮起，她整个人颤抖不已，只能按着手机，发送语音传递平安。凌晨两点多，密集的枪声把哈莉从异国梦中惊醒，随后数百米外的议会大厦响起几声炸弹爆炸声，从那时候起，哈莉就像木乃伊一样坐在地板上了。她盯着玻璃窗，担心它在爆炸声中随时迸裂，扎向她的眼睛。

后来她又去了伊斯坦布尔其他地方。在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那几千个形态各异的烟头，让她想起土耳其政变时她手上扭曲的面包。她承认纯真博物馆确实挺有趣的，只是对于帕慕克的小说仍然喜欢不来。帕慕克太真实了。当他把自己的作品粗暴地放到真实的阳光下时，现实的利刃完成了对古老的梦幻最后一次刺杀。

为了见朋友，她又从伊斯坦布尔飞到莫斯科。那是一个三十八岁的阿根廷语言学家，身高一米九，干瘦多毛得让人觉得他贫穷。年轻时当过工人，离过一次婚，组了一支永远不会红的乐队。哈莉给我发过他乐队作品的专辑。听起来制作经费很紧张，但是很野，很陌生。

他的名字里有南美人常用的Juan。于是哈莉在跟我们说起的时候，管他叫娟儿。娟儿来过中国，哈莉陪他去了北京、杭州、西安，最后是香港。娟儿对中国印象很好，喜欢喝最浓港式奶茶。他对什么都感到新奇。他说现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电价太贵，夜景越来越暗，不像中国。中国物价也稳定一些，不像阿根廷，一样的商品，今天卖五十比索，明早可能价格翻倍。哈莉跟我说娟儿觉得中国的麦当劳比阿根廷的好吃多了，尤其是麦辣鸡翅。美中不足的是麦当劳里没有柠檬。他在背包里用保鲜袋装了一颗切成两半的柠檬，吃鸡翅之前把柠檬汁挤在上边。哈莉说她也吃过，推荐我也试试，但我至今还没试过。

在俄罗斯的一个月里，哈莉和娟儿不像在中国那样二十四小时都黏在一起。娟儿租了一套小型公寓，有两间房间，一个小客厅。他们一人一间，互不干涉。有时候娟儿会把喜欢的女孩子带回家。哈莉在隔壁睡觉。有时候他们也在一起喝酒，在俄罗斯的斯米诺伏特加和中国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醉了之后他们也拥抱，亲吻，在沙发上瘫着，任由电视里放着听不懂的俄语电视剧。

相比于前一年在德国的夏天，哈莉还是觉得有些失望。去德国是哈莉第一次出国，但因为天气原因，飞机在荷兰降落。在那里的红灯区，哈莉第一次见到在橱窗里的妓女。她们穿着高跟鞋，遮住三点，不时变换身体重心，让人把目光注意到欧陆人种的大长腿上。她们漂亮，但不允许拍照。到达德国之前，哈莉有许多想象。那些关于远方的想象属于哈莉，哈莉也属于想象的远方；两者同时属于我们；它丰富，绚烂，却又无比单一，匮乏。而德国也确实满足了她的想象。远方唯一一次和地平线重叠，就在这里。哈莉的公寓在海德堡的郊区。她告诉我，傍晚的时候，她在超市里买了一斤红得发腻的樱桃，价格像是草地旁野生的果子，很甜。她买了菜，准备回公寓做饭。她给我看过一张照片，在与我熟悉的乡村的草野之间，有着相似的小路，不同的是小路旁插满了原木栏杆，显得很用心。唯一可以让我相信那是德国的，是照片里傍晚的天空。它像一幅渐变色的油画，总体是奇异的紫色，一点不瘆人，天然地充满了异国的柔情，神秘与傲慢。哈莉说公寓厨房的灶台很高，她要站在一张小凳上，花半个小时才能做好一顿晚餐。我总觉得那画面很好笑，但哈莉告诉我，那时候她很快乐，并且给我发送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在我们渐渐侵入彼此生活的聊天中，哈莉给我讲了越来越多的故事，我也越发信任哈莉。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聊天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现在我已经不相信她有可能把照片发给许多人，毕竟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是我唯一可以把握的。每天除了上班外，我几乎都在和哈莉聊天。准确来说，我是在听她的故事。我觉得很惭愧。相比于哈莉，我那点儿贫瘠的人生经历实在不足以用来讲故事，甚至无法把听来的故事讲得具有真实感。哈莉让我大开眼界。她几乎打开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里的世界。我实在无法确定哈莉有多少个外国朋友。有时候我看着我们学校行色匆匆的外教，都会多看两眼。也许我上前打个招呼，聊上几句，会发现我们拥有共同的哈莉。

哈莉曾说，除了高中时的初恋，她再未拥有过任何一个中国男人。她说，我也许不会结婚。又停顿了一下，“如果结婚，也一定不是同中国男人。我不喜欢中国男人。”面对我的疑问，她的答案永远都是一个：“毕竟，他们so nice。”她用她标准又独特的口语赋予了这个词汇充满距离感的含义。我甚至重新查过nice的意思，但发现它的意思早以为人熟知。

令人愉快的，吸引人的，美好的；友好的，友善的，礼貌的；有用的，好的。

这像是一个谜语，一个谜面即是谜底的谜语，一个永远无解也不求解的谜语。只需要“外国男人”和“nice”紧紧拥抱，便拥有了无穷无尽的神秘与魔力。

促成我和哈莉第二次见面的，并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在地铁口和哈莉挥别时，她从下行的自动扶梯上转过身子，朝我挥着手，大声说，我们下次见啊，下次再玩稻草人的游戏！她的样子像是喝醉了酒，看上去很快乐。但因为同办公室的老辅导员突然辞职，我们其他几位辅导员顺理成章地接手了他原先的事务，说好的下次见一直悬在空中。

哈莉仍然时不时给我发一些照片：晚上散步遇到的一只胖白猫（手在它温顺的背上）、偷拍江边小林外的一个站街的中年女人、牵着狗穿着名牌风衣的富态男、一个英文翻译错误的路牌名、高架桥和灰色的天空……数量最多的，还是那些五光十色的鸡尾酒，它们有着难以翻译的名字，做法千奇百怪，有的配方像是古代帝皇求长生不老的炼金方子，随着调酒师个人的爱好命名与调制。哈莉总能跟我说出它们拗口英文名字和翻译名，俄罗斯骡子、蜜桃玛格丽特、乱爱沙滩……并且指出每一款的基酒是什么，那点缀的植物又是什么。我永远都记不住，就像我记不住哈莉那数量庞大的外国男性友人的名字。他们只在晚上出现，带着不可怀疑的异域风情出入酒吧，将哈莉搂在怀里。

哈莉给我发的微信语音越来越多，发的语音越来越长，我却开始担心她了。有时候她在深夜里，给我发来一段带着哭腔的语音，诉说自己一天的行程与遭遇。那些行程都平淡无奇，在她看来，其中仿佛有某些引起她感到悲拗的细节，值得她平铺直叙地说出来。哈莉从来不为这类语音做出任何解释。由于发出的时间经常都是在凌晨，当我早上听到之后，我无法确认她是醉了还是清醒。哈莉开始在我们睡去之前苏醒，开始在这座城市里无尽的流浪。这样的时候仿佛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但听上去她每天几乎都在外边。我们的聊天开始变得像是留言，大段大段的语音，大段大段的文字，夹着许多图片，时间却隔着好远。我感觉像是回到了初中。那时候我和一个广西南宁的女孩子通着信，她的信封里时常会放进几颗香味珠。

在第二次见面不久，我说服哈莉到市中心医院看病。我学医的朋友告诉我，这里的精神科在全省数一数二。那时候的哈莉已经不太好了。她经常喝醉，用手指抠着自己的喉咙，痉挛着把刚刚灌下去的酒精吐了出来，然后再喝。有时候，她在语音里唱歌，尖叫。每个早上我都能听见这样的语音。

在开口之前，我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哈莉会说自己没有病，不需要看医生。当我拐着弯表达我觉得她应该去医院看看时，哈莉说，我猜到自己会被诊断成什么，但我信不过那些医生和现代的疗法。他们无非是开药，从生理上解决我的病。其实我打从心里认同哈莉的看法，但我还是继续说服她。最后，哈莉终于同意了。

哈莉不懂怎么挂号。她说自己很少生病。我们在门诊大厅的人和病菌里穿行，跌跌撞撞拿到了号。精神科前台的男大夫看起来孔武有力，他的口音奇怪，头发好像碰不得的钢针，根根向上。他递给哈莉几张纸，让她做完交到前台来，然后等着叫号。哈莉趴在桌子上，像个小学生一样一题一题地填着，最后恭恭敬敬地把心理测试问卷交回前台。

她看上去还好，黑眼珠滴溜溜地转着，一直看着四周的人。这儿的人爱盯着其他人看，眼神充满了好奇和防备。我们不知道谁是病人，谁是陪同的家属。有一些能从眼神中分清的，就释然了。更多的是混成一团。大厅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像哈莉一样，看上去有些疲倦，又亢奋地打量别人。我也不例外。我们低着头，靠得很近，说着悄悄话，哈莉说她看出了几个病人，我说我比较拙，看谁都一样。

这时候，一个红衣女人在前台突然大喊起来，她身边一个男人正熟练地捂着她的嘴，把她往诊室里拉去。她把手举得高高的，整个人像是鼓满了风的帆船，看上去十分紧张。她嘴里大喊着，我们都应该尊重老人！让他们先走！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希望啊！各位！各位！你们听……我和哈莉看着她的声音在走廊尽头缓缓熄灭，又对视了一眼，笑了笑。我说，你总不会这样吧？哈莉假装严肃地点点头。

我们哈哈大笑。

在等候间另一头，墙壁上挂着一块LED屏，上边滚动着所有注定的人的名字。每当一个新名字出现，一个机械的女声旋即响起：“请23号李丽珍到精神科1号诊室。”精字尤其尖锐刺耳，让我十分不快。

哈莉进去后，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我们拿着单到收费处排队。我问她怎么那么快？她说了一句，流水线作业。她知道在我想象里，应该有一位医生细心倾听，问诊起码没有半个小时不会结束。我看到哈莉的药单上病因写着精神障碍，打头的是几类看不懂的药物，通俗一些的只有一款百忧解。医生说，先吃一个星期，再来复诊。

我们在医院门口拥抱，分别。哈莉走下地铁，而我则步行回公寓。那一天我几乎什么正事都没干。周末例行的拖地和整理也懒了，捧着快蒙尘的《复活》躺在床上看了一天。偶尔抬头看看窗外，感觉自己人生愈发消沉，仿佛自己快不会动弹了。窗外的市中心医院旧门诊大楼被许多蓝白马赛克瓷砖外墙的居民楼包围着，楼顶的红十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聂赫留多夫随着玛丝洛娃的脚步，踏上流亡的旅程。他的真心与忏悔玛丝洛娃并不接受，于是这种宝贵的情感也必然跟随他们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我已经预感到在后半部分愈加浓厚的宗教氛围将持续到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页。

晚饭过后，我跟哈莉打了五分钟电话，询问她吃完了药之后的情况。她说现在状态还好，没有发作，也没觉得药有什么效用。我叮嘱她要按时吃药，从现在开始按时作息。挂了电话后，我在房间里打开简易健身器材，做了六组规定动作，汗水湿透了我的背心。我躺在房间地板上，喘着粗气。

我和哈莉第二次约会也是看电影，哈莉说自己心情不好。我们约在一家名叫“墓目”的私人电影院。在前台买了一份套餐，我们端着爆米花和可乐来到自己的房间。我们挑了一会儿，哈莉说想看《迷失东京》。我以前看过这部电影。我说，好。

可能是单独相处的缘故，哈莉看起来很放松，但也经常走神。她甚至在中途睡着了，隔了一会儿又让斯嘉丽•约翰逊演的夏洛特说话声叫醒了。她正了正身子，手抓着我的手臂把自己往上拉，但仍睡眼稀松。

看完电影后，我提议说不如在沿着江边走走，哈莉不置可否。

她看上去疲倦又烦躁，由着惯性向前走着，步伐很重，带着孩子式的刻意，仿佛地砖可以撒气。她时不时停下脚步，面向江边驻足。我听见后边没跟上，转过头。她站在路灯下，脸上表情木然，双手垂着，从江面吹来的风把她的长发向后吹去，又像雪一样落在肩膀。

突然，我好像看见哈莉抿了抿嘴，还笑了一下。后来我常常回想这个瞬间，哈莉好像大彻大悟了一样。膝盖抽动了一下，人一软，朝着灯柱的一旁瘫下。头重重地撞在黑色的铁灯柱上，发出沉重如丧钟一般的巨响。我冲过将她扶起，大声地喊着哈莉，周围的人围了起来。哈莉的眼睛半睁着，身子又软又香，好像一只蝴蝶。周围有人让我掐她的人中。我的手指刚刚碰到她深深的人中，还没掐下去，哈莉就好像睡醒一般睁开了双眼。她先是看了看周围，又看了看我，伸出手想抓住我的肩膀，但从胸膛滑了下去。我扶起了她，让她在灯座下靠着。过了一会儿，她胸脯的起伏开始有节奏而平缓，眼睛也有了一些光彩。

此时围观者大多散去了，但仍有过往的行人好奇驻足。有一位老大爷叫我打120。哈莉虚弱地摆摆手说不用。她对着我一笑，说很不好意思，她没事。哈莉让我扶她起来。我们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我问她这是怎么了。哈莉也不说，只说是个毛病。发作起来有时候什么也不想要了，像现在这样晕厥的，还是第一次。

“我知道是它。”

是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能够感觉到。没事的时候好好的，只是很难开心。”

那夜，哈莉伏在我的肩膀上，开始跟我说起她最后一个故事。

那天晚上，娟儿和他的朋友出去玩了。那时候的莫斯科还没有开始降温，但已经要穿两件长袖了。我睡到傍晚，醒来发现娟儿已经出去了，房子里空无一人。我突然很难过，想吐一样的难过。我觉得自己很孤单，来到这里，以前想来的，现在不想了。我在这里。我起床，沿着河走到市里去。那里有酒吧，我坐在吧台上发愣。有一个老头过来跟我说搭讪，他说自己是冰岛人。他看上去神志不太正常。我们喝着金汤力，他一杯一杯地请我，从一个破烂的衣兜里掏出钱，像下注一样拍在吧台上，推给酒保。我那时候很醉了，但心里还是难受。我想吐，不是因为醉了。就是想吐。老头还在说要给我找工作，如果我愿意到冰岛去的话。我找了个借口从高脚椅上滑下来，走出了酒吧。我的胃里像火烧一样难受，食道和喉咙却好像是冷的。我到酒吧的便利店里，买了一瓶伏特加，瓶子高高的，最便宜的那种。我拧开了瓶盖，沿着回公寓的方向走，一面咕咚咕咚地拿酒灌着自己。大概走了一半的路程吧。我有些累了，就在河边坐下。那天晚上月亮发着冷光，很圆，把河水映得波光粼粼。也许那两个人，在城里已经盯上了我。他们是两个俄罗斯老男人，看起来很穷。他们见我坐在河边，于是一左一右地在我身边坐下。

他们好心好意地劝我，不要喝太多。我说我心情不好。他们就问为什么。过了一会儿，见我不言语。他们开始拉着我的手臂，一边对我说着俄语，想把我拉起来。我那时候没什么力气了，意识还算清醒。我用俄语跟他们说我要坐在这里，一面掏出手机，用他们听不懂的西语跟娟儿求救，我把我的位置发给了他。他们把我的酒瓶夺下了，拿在手里，可能是怕我用瓶子打他们。

他们冲着我说着什么，两个人一人一边，一发力，把我提起来，往城里的方向走。他们是要把我捡回家。我把食指中指伸进喉咙，用力抠那里最柔软的肉，哇地一声吐了出来，秽物溅在他们的裤子鞋子上。他们迟疑一下，把我放开，伸手抬脚骂着去甩秽物。我像被抽空的玩偶般向前一跪，几乎要扑进我的呕吐物里。这时候我才听见自己的哭声。

娟儿从城里沿着河一路赶来。那两个人看到他立马明白了一切。他们冲过去想给娟儿来一下，然后夺路而逃。娟儿跟他们扭在一起，他比他们强壮，几拳把他们打跑了。但他也不敢追，那时我还在地上呢。

他把我抱着带回家，给我洗澡，换了衣服，倒了一杯茶给我喝。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两个老男人把娟儿的苹果手机顺走了。手机放在裤兜里，可能是扭打的时候，被他们拿走了。我突然觉得很难过。不是因为钱的原因。那种难过是因为无力，辛辛苦苦盖起的积木模型一下哗啦啦全倒了。我只是很失望，讨厌自己，对自己没有办法。那时候我已不再哭。我知道娟儿很穷，他也不容易，他是为了我。我也很穷。我说，我把手机给你吧，我回国再买。他说，好。过了两天，我就把机票改签，提前回国了。

吃了药的哈莉说自己作息正常，代价是无比嗜睡。我们每天依然会说说话，话题庞杂浅薄，游弋在指尖的无意识之上。仿佛只是为了自证存在，感受对方的存在，我们才这样聊下去。哈莉也许变得有些默然。有时我把目光从屏幕移开，发着呆的时候，会想到哈莉也许也沉默了。至少她的故事藏在她的心里，没了不得不讲的躁动。我想她，哈莉，她变得沉静了，也许在窗户的另外一面，呆呆望着，把有限的目光投向无尽的虚空。我不知道哈莉在哪里，窗户外，像无数座山一样静默的高楼群里，或在它们荫庇的一座公园的跷跷板上，在这城市明暗无常的一角里，也许就有我的哈莉。

那一天我有些感冒，头晕，听声音好像被隔了一层纱。我吃了药，晚上八点多便睡着了。十二点醒来，症状略微减轻，我起床撒了一泡尿。回到房间时，床头柜上充着电的手机在黑暗里发着绿光。

“快来救我！”

下边是一个地址。

我披着外套冲出房间。在楼下打车时，我又看了看手机，哈莉还没有回复我的信息。我跟师傅说尽快。我坐在的士的后座，街边七色灯光璀璨，轮番打在车窗玻璃上，继而上移消失。我的心里升腾一种奇妙的感觉。药物还在发挥着效用，我知道事发突然，紧急且危险。但我很难感觉到紧张了，整个人软绵绵的，带着一种奇怪的倦怠与安心，对于任何危险都满不在乎。我总感觉的士会一直开下去，在这条无止境的路上一直开下去。当的士驶上跨江大桥时，我仿佛来到了城市的中心，在车窗玻璃上，我看见自己虚假的笑脸。

的士在酒吧步行街外的十字路口停下。钻出车门时一阵冷风让我胃里一阵翻滚。我裹紧了外套往前走，有一瞬间我误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在城市其他地方都已沉睡，而这里的街上行走着无数精心打扮的人们。有的是超人，蝙蝠侠；有的是神奇女侠；还有不知火舞，更多的是我叫不出名字的角色。他们画着夸张的妆容，在脸上和身体各处涂抹血腥暴露的伤口和血污。他们得意洋洋地走着，互相敬酒，好像英雄归来的狂欢盛典；有的互相搀扶，好似光荣的战士负伤还乡。街上走着的，十有七八是外国男女，连亚裔面孔都很少看到。我按着手机地图的指示，一步步靠近哈莉给的地点。在转过一个街角时，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国女孩看了我一眼，眼神像是看一个无法归类的生物。她穿着大露背的红色礼服，身材姣好，像一团火一样从我身边闪过。我突然想到，这是万圣节之夜。

我见到哈莉的时候，她正端着一杯鸡尾酒一饮而尽。在我进入酒吧的第一眼，我就认出了哈莉，哈莉•奎茵。她在吧台灯光的照耀下光彩动人，她的双辫挑染成红蓝二色，眼影夸张精致，一个完美的小丑妆容；T恤紧绷着的胸部硕大完美，她随意地翘着二郎腿，网格丝袜包裹她丰满的大腿。她甚至带着那根“GOOD LUCK”的棒球棒。她把它放在吧台上，但右手握着。她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野蛮和危险，却又比任何女人都要性感和可爱，她充满未知，俏皮，不可估量。她几乎就是哈莉•奎茵。

哈莉看到我在她身边坐下，她咧开嘴，小丑妆让她的嘴更大了。哈莉发出了一阵尖锐的笑声。但女主唱的高音盖过了哈莉的笑声。在酒吧边角有有一面向内凹陷的墙壁，黑色的幕布之前半空吊着人的残肢模型，但看上去一点也不恐怖。驻唱乐队的四个人挤在那里演奏，身材高大的贝斯手几乎贴着墙壁站立。在舞台的左侧，一个写着灰狗的英文的灯箱发着紫红色的光。灯箱下方卡座的每个人的脸上被映出一种迷醉而欢乐的神色。舞台的另一侧，则是长长的原木吧台。两个酒保在吧台内，穿着黑色马甲，站在一柜子酒的前面。吧台前除了我和哈莉，只有一个中国老头，看上去已经醉了，呆坐着，眼睛盯着吧台里黄灿灿的几百种酒不放。

哈莉想给我一个拥抱，但却把头扑在我的肚子上。我多少有些受了愚弄的愤懑。我扶住了她，以免她摔到地板上。我问她刚刚碰到什么危险了。哈莉显然是喝醉了，她警觉地抄起棒球棒抓在手里，然后把另外一只手放在唇边，发出长长的嘘声。

我说，哈莉，走吧，我送你回去。哈莉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她把头靠过来，我的鼻子被她的头发那一次性染发的气味弄得痒痒的。她指着灯箱右边卡座一个跟中国女生搭讪的光头外国男人，哈莉说他刚刚过来，他想和我睡觉。哈莉说，他其实挺好的，但是今晚我不想和任何人睡觉。我的酒都是自己点的。我坐在这里，我喝酒，喝我自己点的酒，可是我不开心啊，可是我开心啊，你知道吗？我不开心啊。

我已经无暇去思考哈莉为什么吃了药之后还会跑到这里来。我只想着怎么把她哄着带回去。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哈莉还在嘟囔着“我不开心”，她渐渐把头低下来，我盯着她两边头发的分界线，问她怎么了。哈莉缓缓地抬起头，像一个罪人一样。哈莉在哭，透明真实的泪水从她的眼角滑落，不一会儿把眼妆晕得一塌糊涂。哈莉瘪着嘴，但哈莉•奎茵妆容的小丑嘴还在笑，锐利的嘴角上扬，肆无忌惮地大笑，这让哈莉看上去遥远又苍白，好像随时将死去。她有色的眼泪滑到T恤上，染成一块斑斓的色块。哈莉哭着问我，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不要，可是我已经是现在这样。她看上去像个送上门却没人接收的礼物，她把自己精心包装，突然不甘心成为一个礼物，又把自己拆封。可怜极了。我把哈莉拥在怀里，像哈莉•奎茵所深爱的小丑先生一样拥抱她，虽然我对此并不熟悉。我感到疲惫，那些原本隔着一层膜传来的声音，渐渐如潮水般退到夜的深处去了。现在，我们不再说话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哈莉。她不再给我发微信，对我的信息也不再回复。直到有一天早上， 我从一个难以复述的梦里醒来，才发现哈莉已经把我的微信删除了。她的电话号码也成了空号。很久之后，我终于确认哈莉从我的生活里，永远消失了。哈莉的出现与消失，并没有带给我任何言之成文的实质改变。只是，我依然想念哈莉。在时间永无休止的冲刷之下，遗忘或许是万物最后的命运。关于哈莉的一切也正在失去本有的鲜活的色彩，将成为生动的标本。只是在记忆无可挽回地趋于破碎，终将走入晦暗的时刻，我还能记得那天晚上，哈莉在酒吧门口用棒球棒疯狂地捶打一个街边的垃圾桶时的样子。午夜的哈莉，狠狠地，击打着自己沉默的敌人，击打着我的心灵，一下，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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