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与卢浮宫 | “我在卢浮宫学到了我以为永远学不到的东西。”

5月16日，建筑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超越时代的存在。

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卢浮宫“金字塔”，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苏州博物馆……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

文/张星云

卢浮宫

贝聿铭在法国拿破仑广场建造的玻璃金字塔。将近30年过去了，现代的玻璃金字塔正在逐渐融入古老的卢浮宫，并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

卢浮宫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贝聿铭做了很多建筑设计以外的事情。面对法国的悠久文化传统、行政体系和社会舆论，他始终知道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历史与现代、艺术与政治的平衡点。

1989年的贝聿铭根本想不到，如今参观卢浮宫的游客会有这么多，工作人员需要用玻璃罩和金属栅栏把观众阻隔在《蒙娜丽莎》之外，玻璃金字塔入口前会排起那么长的等待队伍，地铁出口的罗姆人女孩会微笑着用签名纸板挡住游客视线趁机行窃，巴黎遭遇了数次恐怖袭击，手持法玛斯自动步枪的巡逻特警穿梭于与金字塔合影的人群之中，卡鲁塞尔地下商业街的商业画廊成了各国艺术家们招摇过市的“镀金”圣地，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但依然没有中文语音讲解器。

虽然说当年贝聿铭顶着种种争议完成了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提出的“大卢浮宫”计划，但实际上针对卢浮宫的改造在这近3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6年，当年参观卢浮宫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830万人。时任卢浮宫馆长亨利·卢瓦雷泰（Henry Loyrette）找到贝聿铭，希望他能设计出一种新方案来解决金字塔下方的人流拥堵问题。此时的贝聿铭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接大项目，但他还是仔细研究了入口拥堵的原因。“当初没能料想到卢浮宫会这样的成功，是否是我的一个失误呢？”贝聿铭自问。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模型前

于是，2007年贝聿铭再次来到巴黎，在卢浮宫博物馆代表弗朗索瓦丝·马尔杜斯（Fran?oise Mardrus）的陪同下，再次在卢浮宫进行实地研究，就像20多年前他刚接到卢浮宫改造项目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尔杜斯每年都会带着卢浮宫的后续改造方案，专程坐飞机去纽约，向贝聿铭做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于是，为了分流，卡鲁塞尔地下广场开设了新的副入口，单个主咨询台变成了23个服务点，纪念品商店和餐厅从玻璃金字塔的地下广场搬到了地面室外。

后来，与马尔杜斯对接的人从贝聿铭变成了贝聿铭的儿子，再后来马尔杜斯调任卢浮宫馆史部门负责人。从1989年玻璃金字塔建成至今，将近30年来，这样的联系一直持续，直至今日，卢浮宫所有的改造工程，都遵守着贝聿铭当年的工程原则。

“玻璃金字塔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建设项目。”马尔杜斯对本刊评价道。

马尔杜斯1988年从文化遗产学院毕业，作为文物保管专家进入卢浮宫工作，当时她还是个28岁的姑娘，如今已经57岁，成了一位临近退休的卢浮宫老员工。这些年，她被任为卢浮宫与贝聿铭的直接联系人，因为她经历了玻璃金字塔和新卢浮宫的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我很幸运，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博物馆管理员，竟然有了这么独特的经历。如今看来，也正是这独特的经历，影响了我这辈子的职业生涯轨迹。”

马尔杜斯还记得，贝聿铭曾对她说过，卢浮宫改造工程也是他一生的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玻璃金字塔本身，也已经成为卢浮宫历史的一部分。”马尔杜斯说道，“而贝聿铭很清楚一个博物馆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他始终知道自己应该站在什么合适的位置上。”

1989年4月1日，巴黎市民在刚刚建成的玻璃金字塔旁休息

总统纪念碑

1988年3月，当时的总统密特朗在玻璃金字塔工地里接受一场电视直播采访。此时金字塔建造已经接近尾声，所有的玻璃组件已经安装到了金属架上，建筑总体基本密封，也让金字塔内部不再接触巴黎初春阴雨天里透着的湿冷。密特朗脱下外套，双手合十，神采奕奕地向他身边的两名电视台记者描绘着将来的景色：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望过去，穿过杜勒伊花园和协和广场，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和凯旋门，一直可以看到最远端的拉德芳斯新凯旋门。

记者问道：“从卢浮宫到新凯旋门，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权力的展示，是您一个人决定的事情？”

“这是一种非常决断的权力方式。”密特朗答道，“这里是法国历史的核心，我们旁边就是腓力二世的塔楼，他正是在这里宣布了法国的统一。另一边曾经是杜勒伊宫，它是从凯瑟琳·德·梅迪奇之后现代卢浮宫的起源。毫不夸张地说，能在这里建造新的作品，对整个法兰西精神都是一种鼓舞。我不敢妄自定义法国美学，不过我觉得自己对卢浮宫确实做了一些贡献。”

1986年10月31日，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施工现场

这段电视直播采访发生在1988年3月，密特朗的第一个7年任期行将结束，距离当年5月份的法国总统大选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卢浮宫改造项目作为密特朗首个任期最主要的政绩之一，尽管始终加快脚步，但此时仍没有完工。当时法国上下没有多少人认为密特朗可以成功连任，在临近大选之前，卢浮宫的工程也屏住了呼吸，甚至财政部从卢浮宫黎塞留馆迁出的计划也因此停滞，所有人都在等待5月份大选结果，再决定是否继续工程。

于是，1988年成了密特朗总统的关键一年，也是卢浮宫的关键一年。密特朗站在金字塔工地里，接受了这场电视直播采访，以求为自己拉得更多选票。最终他成功了，以54%的支持率获得总统连任，当然这是后话。

而在密特朗1981年成为总统时，巴黎是一个大兴土木的年代。两位前总统，蓬皮杜建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德斯坦有奥赛博物馆。如果说每位总统在任期内都为自己竖起了纪念碑，那密特朗则为自己竖起了一片纪念碑林。上任总统几天后，他就叫来了刚被任命的文化部长雅克·朗（Jack Lang），请他尽快列出一个单子，列出所有巴黎市需要建设的宏大规划。这些规划一方面需要具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回应一种文化和知识上的需求。于是，“大文化都市计划”就此展开，世界博览会、拉维莱特公园、拉德芳斯国际交流中心、音乐城、巴士底歌剧院等一系列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成立，当然也包括被称为“大卢浮宫”（Grand Louvre）的卢浮宫改造计划。

1981年9月密特朗上任总统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便宣布了卢浮宫改造计划，卢浮宫将彻底变成一座博物馆，一直以来位于卢浮宫黎塞留馆的财政部将彻底外迁出去。卢浮宫改造计划的工程极其浩大，最快也需要在至少7年之后完工，也就是说，如果密特朗希望卢浮宫改造计划顺利进行，就要有强大的信心认为自己能够在7年任期之后的总统大选中竞选连任成功。

法国总统密特朗因为这座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而喜欢上了贝聿铭的设计

为什么是贝聿铭？

1982年10月，密特朗任命埃米尔·比亚西尼（émile Biasini）负责卢浮宫改造计划负责人。建筑师人选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比亚西尼通过画家赵无极牵线，联系到了贝聿铭，并于1982年11月在巴黎拉斐尔酒店第一次见到了贝聿铭夫妇。比亚西尼还记得，当他试探性地提出改建卢浮宫项目时，他观察到贝聿铭礼貌微笑之下的惊讶。

连比亚西尼都没有料到，其实在他第一次与贝聿铭接触之前，密特朗总统早就有意让贝聿铭成为卢浮宫改造项目的建筑设计师。70年代，密特朗作为法国社会党总书记访美期间，就因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喜欢上了贝聿铭的设计，而那座博物馆使用的小型玻璃金字塔正是后来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原型。

贝聿铭此前在巴黎拉德芳斯设计方案竞标中被冷落，很清楚改建卢浮宫非常困难，因此面对如今密特朗的邀请回复道：“我年纪大了，不想再为了一个项目去搞竞标，要么直接把项目交给我，要么就让别人去参与竞标而我放弃。”这是贝聿铭职业生涯后来的习惯，他认为如果几位建筑师进行公平竞争，意味着在评选过程中业主与建筑师应尽量减少接触，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早期设计和概念设计的脱离，最初的设计也很可能在竞标的过程中被改得面目全非。

法国的法律规定，大型项目建设需要向建筑师进行招标，但为了得到贝聿铭，密特朗收紧并集中了权力。由于并不对卢浮宫古建筑进行重建，而是一次翻修工程，因此密特朗授意由卢浮宫首席建筑师乔治·迪瓦尔领导整个工程，而贝聿铭在法律层面只是一位副手，以此钻了一个法律上的空当，避开招标。

密特朗给予了他绝对的特权，但贝聿铭深知法国政府行政和办事风格，他需要帮手。此外卢浮宫整体改造项目，不仅包括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还有金字塔下方的地下空间、博物馆各个展馆的入口、地下商业街、与杜勒伊花园的连接、与地铁出站口的连接、为游客服务的各项基础设施。贝聿铭负责卢浮宫金字塔设计方案外，诸多其他项目的设计需要法方建筑设计师的参与。

他请比亚西尼为他推荐一名法国建筑师，要年轻，也要了解法国的行政体系。于是米歇尔·马卡利（Michel Macary）成了贝聿铭的副手。马卡利后来不仅在工程中起到了全盘协调的作用，同时还设计了地下商场和停车场等部分。这名年轻的法国建筑师就此成长，后来他自己的设计作品法兰西大球场同样成为巴黎的标志之一。

“尽管心情十分激动，但我并没有马上接受这个项目，而是请求密特朗总统给我四个月的时间去仔细探索一下。卢浮宫的历史和法兰西的历史紧密相连。我需要好好地对此进行了解和研究。从12世纪到现在，一个个统治者来来去去，不断拆拆建建，卢浮宫可以说是法国人的纪念碑。”贝聿铭后来在回忆中提道，“我起初以为，向密特朗申请这四个月的时间会遭到拒绝，甚至让他改选他人。因为时间比较急，他确实有不少压力，急于做出一些成就来。”时间对密特朗来说非常紧张，他1981年上台，任期7年，而当时已经1983年了。

于是，1982年到1983年底，贝聿铭多次来到巴黎，对卢浮宫进行了细致研究。他整天泡在卢浮宫和图书馆里，沉浸在法国历史中，只带着一名向导，在卢浮宫的各个展厅和走廊里低调地考察。当时的卢浮宫馆长米歇尔·拉克洛特（Michel Laclotte）的办公室朝向骑兵凯旋门花园，好几次，他看到贝聿铭“独自一人在那里散步、观察、丈量”。

“对于法国人来说，卢浮宫不仅仅是拥有绝品收藏的博物馆，更是他们历史甚至日常生活的核心。凯瑟琳·德·梅迪奇、亨利二世、亨利四世、路易十六都是法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可是我对他们并不熟悉。”贝聿铭决定放下建筑师的身份，以一名景观设计师的角度来观察。

他在寻找古老皇宫与大型博物馆的一种融合方式。那段日子，贝聿铭除了在市内，也去巴黎郊区的沃－勒－维贡特府邸花园和凡尔赛宫后花园溜达，他喜欢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tre）的花园设计。他认为勒诺特尔的作品有着某种“现代性”，后者对空间和几何图形的把握，跳出了当时巴洛克时期的复杂，表达了一种超越一般园林设计的共通性。后来贝聿铭在1989年《大卢浮宫》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给我最大启发的莫过于勒诺特尔。金字塔的律动来自整个建筑的几何性，而这种几何性正是根植于法国文化的。”

实地研究一直在持续，但玻璃金字塔的设计思路一直埋藏于贝聿铭脑子里，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甚至到了1983年6月，考察完毕的贝聿铭在爱丽舍宫向密特朗介绍设计初稿时，也只是向密特朗强调“光线”的重要性，以及必须有“一个透明的玻璃覆盖物”，只字未提金字塔。《费加罗报》（Le Figaro）那年7月6日的文章，也只是说会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层，用来接待公众，还有一个扶梯通向这个地下层，其余一概不知。

即便如此，听过初稿介绍的密特朗给出的结论是：“必须马上签合同，必须造成既定事实，让大家没有办法找理由后退。”他很清楚，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否则人们就会对整个新卢浮宫项目产生质疑。当年11月，见到金字塔设计计划的密特朗将其视为自己必须亲手抓的项目，并宣布：“1986年必须完成玻璃金字塔的第一期工程。”

“在权力的运用中，这样的不可回头性是非常重要的，有太多的规划被推迟、减缩或放弃。”当时的文化部长雅克·朗向本刊忆道，“我当过两次文化部长，我充分了解时间的重要性，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快速行动。”

快速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将建筑方案提请历史建筑高级委员会通过。

1989年3月29日，贝聿铭（左三）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右）等要员一同参加金字塔建成开门仪式

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

在卢浮宫金字塔各个版本的故事里，1984年1月23日举行的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Commission Supérieur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会议，永远是故事的最高潮。

在后来法国电视台ARTE出资，由弗雷德里克·孔潘（Frédéric Compain）指导拍摄的纪录片《卢浮宫：金字塔之战》（Louvre：la bataille de la pyramide）中，贝聿铭面对镜头也曾回忆起那次会议，虽然只言片语，但始终保持着微笑。在黑框圆眼镜里，他的眼睛因为微笑眯成了一对半圆形，几句话说完，他会用微笑来填补访谈间隙的空白，一种亚洲人的微笑，礼貌又真诚。

在这场会议中，贝聿铭本人来介绍他的建筑方案和模型。他面对的是一大批保管员出身的专家，和他们所代表的保守意见。

贝聿铭的报告是他和团队几个月来准备的论据。金字塔将“只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层的表面露出部分，这个地下层的设立是根据卢浮宫博物馆的根本需要以及不动原建筑的原则而定的”。金字塔是整个建筑最终的、可看见的部分。“整个建筑是一个被‘埋在地下’的建筑，金字塔就像是他的穹顶。这个地下建筑的建造遵从一种不可反驳的内在逻辑：将卢浮宫两边的楼联成一个高密度的整体，为它提供以前严重缺少的接待、技术管理和学术研究的空间。假如这一严重匮乏的现象不得到解决，卢浮宫渐渐就会沦为一个1908年前的墓穴。”

玻璃金字塔内部的旋转楼梯给空间带来了变化与动感

所以，仅仅收回财政部占用的黎塞留馆空间将无法解决博物馆的“深层需求”，包括仓库、资料中心、餐馆、接待。必须有新的空间。也就是说往下挖，给这个有两个大庭院的长方形建筑群体一个重心，将其转变为一个高密度的建筑，相互之间有着交叉的联系。按贝聿铭的说法，卢浮宫需要一颗“心脏”。而且，“这颗心脏需要光。金字塔最重要的不是它特殊的形态，而是它将光线带入了地下的两层空间。同时，作为主入口，游人可以通过它进入卢浮宫周围的三个馆”。在此，修复中世纪的古城堡和圆楼，以及建一座玻璃金字塔，是“同一种逻辑的两个极。它们相互补充。回忆它的根，是为了在未来走得更远”。

揣着这样一份完整的报告，1984年1月23日，贝聿铭走进了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安排的会议室。

整个会议十分吵闹，氛围充满了敌意。乔治·布瓦松（Georges Poisson）在其所著的《卢浮宫大纪实》（La grande histoire du Louvre）中重现了当时的场景。介绍会全场关灯，67岁的贝聿铭用幻灯片的方式一张一张地介绍他的设计方案。后来雅克·朗分析称：“也许这是一个战术上的失误，因为有些人利用黑暗表达他们的不满，甚至到了没有礼貌的地步。”

黑暗中，委员会成员们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当幻灯片播放完，全场重新亮灯之后，会场炸开了锅。委员们疯狂地批评着贝聿铭的设计，不懂法语的贝聿铭并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但他身旁的女翻译却已经含着泪水哽咽着没有再翻译下去。“我们这里可不是大马士革！”“你为什么要到巴黎来毁掉我们的建筑遗产？”“不可理喻！”委员们把贝聿铭的设计比作“一个巨大的破玩意”。而当贝聿铭告诉委员会金字塔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闪亮的钻石一般光芒四射，委员会回答：“不，贝先生。它看上去一定很丑，或者像很便宜的假钻石。”

贝聿铭后来回忆道：“那是一次可怕的会议。好在我懂的法语有限。当时如果我听懂了他们讲些什么，我一定会离开的……他们并不要求我解释方案，而是一个一个地攻击我，而且都是一些名人，是建筑学院、美术学院里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人……为我翻译的那位女士很想为我抵挡那些充满羞辱的抨击，委员会当时就想把这个工程置于死地，他们差点就成功了。”

再回到1月23日那天，委员会成员们的讨论和批评还在继续，没有停止，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到了下午1点多，委员会成员们一个个起身离开房间，去吃午饭。委员会成员们相互交头接耳：“我们该怎么投票？”到了此时，雅克·朗主管遗产的助理让·皮埃尔·魏斯（Jean Pierre Weiss）才突然意识到，委员会的章程中没有规定对所有项目计划必须进行投票。“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对这个设计方案都发表了长时间的意见，大家也都非常诚实地研究了这份报告。”魏斯此时耍了一个小聪明，对委员会成员们表示，需要对贝聿铭介绍的金字塔方案投票，也另外需要对卢浮宫改造的整体方案投票。

最终，在雅克·朗向密特朗递交的报告中，评审结果被整理为：委员会一共49名成员，18人无条件赞成，13人坚决反对，大约17人对整体方案同意，只是对金字塔的建造持保留意见。雅克·朗还在报告中安慰密特朗说：“这是一个我们得到的最好结果。因为这个委员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新建筑的，要知道，他们驳回了以往各届政府的所有建筑方案。”

艰难赢得法国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的许可仅仅是第一步。

从内部空间仰望玻璃金字塔

舆论之战

当天晚上，《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就提出了质疑，整版文章题为《新卢浮宫已经出现丑闻》。让·杜图尔（Jean Dutourd）在他编者按中以“可怜的法国！”为题。第二天，《法兰西晚报》发表了金字塔模型的首张照片，而在此之前，按理说不允许任何信息泄露，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的会议也都不是公开的。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右派报纸《费加罗报》使用的标题皆是《不可理喻》《巨大的错误》《这又不是大商场》。接下来两天，《自由巴黎人》则以《令人惊讶的中国金字塔》为题，让·杜图尔在《法兰西晚报》甚至发表了《呼吁暴动》。

代表法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媒体《世界报》（Le Monde）则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告知它的读者。在一篇温和的文章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分析：“整个建筑属于极简主义风格，追求一种最好被人忽视，却又无可置疑的存在。贝聿铭的设计方案明确标明了博物馆的入口，而且解决了至今一直没能解决的通行问题。”但就在这篇文章旁边，还有一篇艺术评论专栏作者安德烈·费尔米热尔（André Fermigier）的评论文章，题为《死人之家》（La maison des morts）。“他们将卢浮宫的回廊庭院变成迪斯尼后院。”费尔米热尔强烈抨击贝聿铭设计的地下空间，“这太好玩了，这一细节，再加上金字塔本身具有的象征性，很好地向人暗示，一个博物馆，尤其是卢浮宫，只能是一座死人之家。”

没过多久，费尔米热尔便被一向文风严谨的《世界报》炒了鱿鱼。一年之后，他加入了卢浮宫翻新协会。该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米歇尔·居伊（Michel Guy），在蓬皮杜总统时期曾作为其亲信组织法国文化节日活动，德斯坦总统时期他还曾担任文化部长。而此时他组织起了规模强大的非政府组织卢浮宫翻新协会，专门呼吁反对卢浮宫改建计划，并出版了合著书籍，名为《巴黎的困惑，新卢浮宫的巨大幻影》（Paris mystifié，la grande illusion du Grand Louvre），为该书作序的是法国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新小说派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以及人类学家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也加入了卢浮宫翻新协会。

也是在同时，卢浮宫方面进行了回击。《世界报》在1985年2月出版了一份关于新卢浮宫的专刊，其中难得地见到贝聿铭言辞犀利地捍卫自己的设计理念。“人们将此事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说了许多并不确切的事情。这样做不太光明正大。坦率地说，我愿意与任何一个提出其他解决办法的人去比较，但没有人提出来……在美国的话，我会参与辩论，我会回应。但在法国，我不能，因为我是一个被邀请的外国人。但很可能在美国不会有这样一场辩论。我来自中国，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它有令人自豪的过去，但那是过去。法国人非常眷恋过去。我经常遇到一些人跟我讲起路易十四，仿佛他们昨天才刚刚见过……假如说我仅仅是个美国人，也许我很难适应。但由于我属于两种对立的文化，两个极，而法国又在中间，我可以理解。”

这个漫长的辩论过程，使得玻璃金字塔不再仅仅是巴黎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当然，这种争议在法国由来已久，从埃菲尔铁塔到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公众舆论始终以尖锐而出名。时任卢浮宫馆长米歇尔·拉克洛特很豁达，他认为无论争议多么激烈，都是健康的。“即便法国人民常常对情况不够了解，甚至带有恶意，但舆论对此的关注，证明法国人民对文化感兴趣。”

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成为熄灭争论的重要人物，他既是当时的反对党领袖，又是巴黎市长，所以直接与卢浮宫改造有关。

贝聿铭在埃米尔·比亚西尼的陪同下到巴黎市政厅向希拉克介绍了整个方案。“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这一重建方案达到了完美。”听完之后，希拉克并没有明确表态，“无疑，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解决方案，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希拉克希望得到更多信息。为了验证可行性，他提出，希望能够在卢浮宫广场上放置一个与实体同等比例的模型，采用光缆搭建，而非比亚西尼最早提出的采用激光。

1985年5月1日，一台高达70米的巨大起重机，将一个同等比例的金字塔光缆结构模型从上空吊下，放置在了卢浮宫的拿破仑庭院中。希拉克来了，而贝聿铭因航班误点没能准时达到模型架设现场。现场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样怎么能行？”“这样看着还不错。”希拉克没有说一句话，围着工地绕了一圈，然后对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表示，此时他才意识到它的比例很完美。从那一刻起，反对之声逐渐减少。贝聿铭后来总结道：“金字塔这一仗持续了约18个月，希拉克对实体模型的接受是关键中的关键，是一个转折点。”

论战结束了，设计方案通过了，而接下来的实际施工则是另一场战争。

无色玻璃

玻璃金字塔的建造有着极大的难度。贝聿铭要求玻璃必须是安全系数极高的、完全平面的、完全透明的，以便从金字塔内部仰望卢浮宫外部建筑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形，也不会因为玻璃而变色。他尊重法国的手工业传统，将制造工作交给了圣戈班公司（Saint-Gobain）。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法国企业，最早的作坊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出现了。但所有专家都知道，完全透明、无色的玻璃是不存在的。贝聿铭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不愿意放弃这一想法。“两块玻璃板的叠加尚且是绿色的，金字塔是一个四面体，四块玻璃板叠加时，颜色就变成了像啤酒瓶一样的暗绿色。如果用这种玻璃，和原建筑的蜜色不搭配，整个卢浮宫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这样肯定不行。那样一来，我也就会在法国背上千古骂名了。”贝聿铭后来说道。

他是一个固执的人。在圣戈班公司开了一次会之后，法国工程师们以为已经说服了贝聿铭，告诉他那计划是完全的理想化，不可能实现。但是几天之后，贝聿铭手里拿了一块玻璃，向法国工程师们展示。它是完全透明的，由德国人制造，用于喷气式飞机，但只在很小面积使用时才拥有极高耐用性。贝聿铭礼貌地请圣戈班公司的工程师们研究一下这块玻璃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他与工程师的关系一度变得非常紧张。

贝聿铭很聪明，此时的他，经历过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的汇报会和与媒体的大论战，已经掌握游刃有余地面对法国人的办法。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他跑去找密特朗告状。

贝聿铭：“有没有白色玻璃？”密特朗：“什么白色玻璃？透明玻璃吗？有啊，为什么不用呢？”贝聿铭：“圣戈班不肯做。”圣戈班的总裁马上插嘴道：“如果你们要造1000个这样的金字塔，我们给做，但你们就造一个，没门儿。”密特朗只说了一个字：“做！”事情就解决了。

为了制造出令贝聿铭满意的玻璃，圣戈班公司重新启用了一个古老的作坊，并采用了一种古老的制造手法。1985年5月，这家公司的领导自豪地向媒体宣布，他们的技术人员“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改变玻璃的色彩，去掉一切铁含量，从而获得了一种理想的透明度”。最终圣戈班公司做出了一种几乎完全无色的玻璃，而且可以在大面积使用时十分牢固。

金字塔的石板地面和混凝土天花板也同样讲究，贝聿铭要求使用与他在华盛顿的博物馆一模一样的特殊混凝土。他在这些细节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就好比是在凡尔赛宫铺木地板”。就像对圣戈班公司的态度和方法一样，贝聿铭如法炮制，没有人敢不服从总统的意志，也很少有企业在卢浮宫工程中挣到了钱。

“如今看来，贝聿铭对建设的高要求，尤其是他对建设玻璃金字塔的玻璃材料的高要求，不仅直接地为诸多法国建筑领域的工作者提供了工作机会，其实间接地拉高了当时法国建筑领域的整体技术水平，这种影响作用了几代法国建筑工作者。”弗朗索瓦丝·马尔杜斯对本刊评价道。

在金字塔地面工程大体结束之后，人们在工地上组织了一次烤全羊晚宴，邀请了所有参与的工人们，一晚上吃了30多只羊。当晚酒足饭饱，下意识地，人们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段历史。轻松的气氛中，大家甚至开了个玩笑，将羊骨头原地掩埋，埋在了混凝土的地面之下，并期待着引发未来的考古学家们的猜测：难道20世纪末的巴黎，还举行了一场祭祀仪式？

1989年3月29日，在雅克·朗和比亚西尼的陪同下，进入第二总统任期的密特朗为金字塔和正下方的拿破仑大厅剪彩。三人站在一排，走进玻璃金字塔，顺着旋转楼梯缓缓走下，神采奕奕。人们为贝聿铭鼓掌，全世界的媒体都为他的作品叫好。第二天，公众蜂拥而至，以前的争议和羞辱被人遗忘了。

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随后的故事就顺利了很多。同年财政部彻底搬走，黎塞留馆的整改工程正式开始。贝聿铭将不同的设计工作分给不同的合作伙伴，并充满创意地将大量雕塑作品放进了原来财政部的几个主要庭院内，为庭院加盖了玻璃棚。就这样，1993年11月，改建后的黎塞留馆和卡鲁塞尔地下商业街完成，卢浮宫改造工程完工。

一所曾经的皇宫，完完整整地变成了一座博物馆。除了卢浮宫博物馆外，还有卢浮宫学院、装饰艺术博物馆、公共教育部门，以及供人们休息的花园等，卢浮宫成为市中心的一个综合性教育公共空间。

卢浮宫的改造计划不仅是对博物馆的改造，也是城市建设的改造。贝聿铭特别清楚这一点，很好地融入了这一语境之下。他不仅保留了卢浮宫的历史遗址，也突出了卢浮宫身处市中心的交通枢纽功能。巴黎城市的历史核心便是塞纳河畔，身处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改造，也符合既现代又尊重文化遗产的巴黎城市建设精神。

“建筑这门艺术是需要时间的，会唤醒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带有一种比较神秘的独特性，很难提前预知，而它是否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神秘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它究竟会以何种方式融入到它所处的环境之中。”雅克·朗说道。

卢浮宫改造是贝聿铭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1988年玻璃金字塔项目即将完成的时候，他正忙于离开PCF建筑事务所，并开办了自己的“贝聿铭建筑事务所”。那个阶段，他接下来的几乎所有项目都被视为一次“发现之旅”。

“我在卢浮宫学到了我以为永远学不到的东西。”贝聿铭后来说。而后，他以法国为起点，开启了他的文化之旅。“其实，从1990年开始，我就对造型没有任何兴趣了。创造另类精彩的建筑造型不再是我所寻求的挑战了。最近我对于不同文明产生了兴趣。由于我的背景，我对中国文化和美国历史略知一二，除此之外知之甚少。虽然我走遍世间，但长久以来我对于这些地方其实了解并不多。”他后来去了日本、故乡中国，甚至波斯湾沿岸，他从各个国家中提取该国的历史精髓，用于他的作品之中。

卢浮宫改造也是法国那一特殊时代的产物。曾长期担任法国公共建设工程监理国家代表的杰拉尔·里加杜（Gérard Rigaudeau）对本刊表示，如今法国很难再看到大型公共建筑建设项目了。“对于总统来说，相比于设立计划，为新公共建筑剪彩更有吸引力。蓬皮杜主导建设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由下任总统德斯坦剪彩，德斯坦提议改造的奥赛博物馆是由其下任密特朗主持开幕。密特朗成功连任总统，两届任期加起来14年，才得以使他可以为自己主导的卢浮宫金字塔、密特朗国家图书馆、拉德芳斯大拱门等公共建筑项目剪彩。而如今除了法国整体经济状况不振以外，5年总统任期也使得没有人愿意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建设大型公共设施。”

无论如何，在当年经历了争议、坚持、泪水、信任、权力、和解的玻璃金字塔，早已融入了巴黎。将近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巴黎循着游客的人流，踏进景点边的任何一家旅游纪念品店，摆在《蒙娜丽莎》和埃菲尔铁塔明信片旁边的，一定会是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明信片。

（参考资料：《新卢浮宫之战：卢浮宫浴火重生记》，雅克·朗著；《L’Invention du Grand Louvre》，贝聿铭、émile Biasini等著；《La grande histoire du Louvre》，Georges Poisson著；《贝聿铭全集》，菲利普·朱迪狄欧等编；《Louvre : la bataille de la pyramide》，Frédéric Compain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