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人 丘吉尔靠当战地记者成名

在古巴小试牛刀

1895年10月，年轻的英国骑兵中尉温斯顿·丘吉尔和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利用假期，到正在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古巴去体验生活。临行时，丘吉尔同伦敦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同意了，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

11月下旬，丘吉尔到达古巴。在这里，他目睹了西班牙军队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

在古巴期间，丘吉尔为《每日纪事报》撰写了5篇战地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英国读者对大洋彼岸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浓厚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此后，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另外，古巴炎热的气候使丘吉尔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并开始抽上了雪茄。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和《萨伏罗拉》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英军第四骠骑兵团调驻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这段“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日子里，丘吉尔大量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书籍，思想变得深邃。第二年春，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到了。他很快回到印度，在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丘吉尔的母亲也与伦敦《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为该报写战地报道。

在报道中，丘吉尔用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同时有意回避了一些事实。他在报道中没有报道英军受挫溃退的情况，更没有提及落入英军手中的起义者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

由于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可能对英军在印度的行动说三道四引起上司的不满，伦敦《每日电讯报》在发表丘吉尔的报道时并没有署丘吉尔的真名。这种做法与丘吉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愿望背道而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一种想法，打算在《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出书。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让人们知道了丘吉尔的大名，但也使英国军方对这位胆敢对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的年轻军官存有戒心，丘吉尔因而没有获准参加新的军事行动。在蛰居的岁月里，丘吉尔假托地中海上一个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写出了一部名叫《萨伏罗拉》的影射小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丘吉尔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河上的战争》

1881年，苏丹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在1885年喀土穆战役中，起义军击毙了曾经加入“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为了给戈登复仇，英国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1896年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

丘吉尔给《晨邮报》写稿，一个月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将在苏丹撰写的战地报道结集出版。对于丘吉尔来说，钱是次要的，他看中的是这些著作将成为他在政治领域和选民中赢得的资本。

对政治的热望和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丘吉尔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军队里永远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1899年3月，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

1899年10月，丘吉尔的第三部战地报道集《河上的战争》出版。由于丘吉尔此时已不再是军人，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对指挥这场战争的基奇纳将军的不满。

年少气盛的丘吉尔在著作中的论述引来了英国官方的愤怒。多年后，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在此书再版时对上述批评作了大量删减。

从布尔人监狱中成功逃脱使丘吉尔成了大英雄

由于南非战事吃紧，《河上的战争》出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1899年9月，预感到英国政府同南非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丘吉尔同《晨邮报》商定，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在纳塔尔前线，丘吉尔与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因装甲列车出轨被布尔人俘虏。

丘吉尔与同伴相约越狱，但只有丘吉尔一人成功。布尔人贴出了布告通缉丘吉尔，这位未来首相的身价是25英镑。

丘吉尔逃脱后被一位当地居民藏在矿井中许多天，后来又装扮成搬运工人，在装运羊毛的车厢里颠簸了16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英国领事馆。不久，丘吉尔乘海轮前往印度。

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回的报道对英国的殖民政策批评有加，英国陆军部因而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的禁令。丘吉尔后来只能被编入英军在“开普殖民地”招募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军饷的助理副官，但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从南非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开始埋头整理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并以此为基础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其中，《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写丘吉尔自己在装甲列车遭受伏击到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高度评价，在短短4个月中就发售了1.5万册。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加上以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从1900年11月起，丘吉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财产已达1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进行投资。有了这些靠撰写文章、出版书籍和巡回演讲积累起来的这些资产，丘吉尔终于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