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寻找浙江抗战记忆·致敬老兵①

中共特工策反60多名密探 是中国唯一打入日本宪兵队的谍战组

前言:70年前,烽火连天神州碎,一寸河山一寸血。一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使这个近代饱受外侮的古老民族跻身世界四强之列。

胜利丰碑之下,有领袖的智慧和爱国将军们的运筹,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默默无名士兵们的血肉、志力和精魂。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正是有了他们,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70年后,浴血烽火的青年已是耄耋老者。然而他们的经历,却是抗战史册中最鲜明的画卷;他们的追忆,是最贴近真实和最个人化的历史还原。

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浙江在线寻找和访问了多名亲历浙江正面和敌后抗日战场的勇士,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再现那场决定民族命运转折的伟大抗争。英雄者,国之干,勇士不死,其魂长存。

丁公量

浙江在线上海5月13日讯无论是《潜伏》里的余则成还是《五号特工组》里的马云飞,谍战剧里“深入虎穴,行走刀尖”的特工英雄们总会得到大家的由衷敬仰。

可实际上,潜入魔窟与鬼子谍战的英雄们不只出现在影视剧里,浙江在线记者就采访到一个比“五号特工组”更厉害的谍报小组,它就是抗战期间中国唯一一支打入日本宪兵队内部的“400特工组”。

“400特工组“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众多谍报小组之一。特工组的7名英雄不仅像余则成一样在魔窟里游刃有余,搜集出大量的日军情报,甚至还策反了60多名日本密探,连日本宪兵队的军官都亲自写信给“400特工组”的指挥官丁公量,在送上电台和武器的同时,希望能向新四军投降。

时至今日,抗战胜利70周年。浙江在线记者特意寻访这段历史,“400特工组“的7名英雄已先后过世,只有丁公量老先生依然健在,已经95岁高龄的他依然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在上海华东医院的老干部病房里,他把记者带回那段行走在刀尖上的岁月。

91岁的文化名人马相伯与9岁丁公量的合影两人年龄加起来刚好100岁

14岁小鬼毅然抗日

皖南事变被俘差点没命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上宣告成立。3个月后,在100多公里外的舟山定海县,丁公量出生,“我是与党同龄的人”。

丁家是舟山的名门望族。他的爷爷在清朝当过县官,父亲不仅是辛亥革命后定海的第一任县长,还是复旦大学创始人、著名教育家马相伯的学生。

那么,出生于官宦之家的丁老是怎么走向抗日之路呢?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我14岁那年,是舟山中学的童子军中队长,1935年我作为浙江的代表团成员,去南京参加全国1万多名童子军的大检阅活动,我们在旗语比赛获得了第一”,丁老说。

他当时遇到了流亡到南京的东北学生代表,“一个东北学生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舟山的,然后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舟山同胞,共救我3000万东北同胞’的留言,接着两人泪如雨下,抱头痛哭”!

这件事在丁公量心里播下了抗日火种。1936年上半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救国会。丁老说,“也就是从这刻起我参加了革命”。1938年,他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从日伪严密控制的上海,巧妙接应700多名爱国志士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94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丁公量和600多名未能成功突围的新四军战士一起被国民党军俘获,并被秘密关进了臭名昭著的江西上饶集中营。丁公量被关在了敌人重点看守的第3队囚室,遭受了严刑拷打,但是他没有屈服。

期间,集中营的秘密党支部决定举行暴动越狱,具体计划则由丁公量等人负责。

可暴动前一天,“由于叛徒告密,敌特猜测我和汪海粟是领头的,就进行了毒打,准备枪毙,可就在行刑前夕,我们艰难地用皮带铜扣撬开了铁镣上的插销,后来又千方百计骗看守士兵去杂货铺买东西,我们才有机会逃脱牢笼”,丁老讲到这里,语速有点慢,脸色变得凝重,“我整个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就是这一段”。

逃出上饶集中营

被派浙东组建“400特工组”

逃出上饶集中营后,经过一番曲折,丁老在1942年夏天重新回到苏北的新四军军部。当年12月,又被组织派到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浙东这个地方紧靠上海、杭州、宁波三个大城市,又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为了搞到日寇的情报,浙东游击纵队在敌伪眼皮底下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最值得一提就是“400特工组”。

“我当时不叫丁公量,因为很崇拜粟裕,我就化名粟后,意思是‘步粟裕之后尘’”。丁公量担任了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主要负责对敌伪军的工作,400特工组就是他直接领导的。

而谁能想到,这个远比今天所有谍战片都惊险的特工组,竟是偶然成立的。丁老拿起桌前的小茶壶,轻轻抿了一口,开始讲述下面的故事。

1943年上半年,化名朱人达的老党员周迪道被捕,他当时是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是在余姚陆埠筹款时被一个伪乡长出卖后被捕的,日军先把他押解到余姚的日军警备部,后又送到宁波的日本宪兵队。

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的三层洋房。洋房地处宁波市中心,宪兵队进驻后,内外岗哨密布,地下室设有牢房,配备各种刑具,小楼一度成了魔窟和地狱。

日本宪兵队大队长名叫大场敬次,30多岁。宪兵队内设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其中思想课专门推行“大东亚共荣”和平思想,思想课课长叫铃木政一,二十八九岁,会说中国话,喜怒不形于色。

“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关押了周迪道一段时间后,故意放了他,要求他成为日军的密探,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实际上暗中监视他的行动”,丁老说。

于是,周迪道暗中传递消息给组织,希望能同意他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想法。

“组织上同意后,他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另外几名被捕的同志一起,在宪兵队内部成立了‘反间谍小组’。他的代号是401,担任反间谍小组组长”,丁公量自己就是这个小组的上级指挥官,当时只有21岁。

400小组的直接负责人乐群同志

这个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组员:402周列平,403马鹤九,404王福舟,406莫奇,407张黎、408陈婕。早期有一名通讯联络员叫张炎,后来,代号为400的联络员乐群担任小组负责人后,后来该小组就改称400小组了。

丁老说,400小组除了这些核心人员外,还发展了10名左右的外围人员。“不过,我一定要再次强调,乐群同志是400小组的党支部书记和直接负责人,她的功劳绝不能被忘记”。

“敲竹杠”、“逛窑子”

魔窟里“假汉奸”干掉“真汉奸”

“周迪道等同志将计就计成功打入日本宪兵队内部之后,又一件事让他们犯了难”,丁老说到这里,笑着让记者猜是什么事。

原来是经费短缺的问题,周迪道传信给丁公量,获取情报和搞活动都要钱,可他们却缺乏经费,“组织上能不能拨一点过来啊?”

“我当时就笑了,我告诉他们,你们跟组织要什么经费?组织没跟你们要钱就不错了”,丁公量在回信中指示小组,“你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们的身份是‘汉奸’,是汉奸就要有个汉奸的样子,缺钱可以去‘敲竹杠’嘛!”

这一招果然有效,周迪道敲诈到的最大一笔钱竟有1亿多伪币。

这笔钱是从宁波伪商会会长袁端甫身上拿到的。“当时小组得知,这位伪会长秘密汇给国民党1亿多伪币的税款。周迪道当机立断,派人把袁端甫请到一家酒楼,他对袁说,你向重庆交了这么多钱,我是把你送到宪兵队呢,还是该怎么办?听了这话,袁直冒冷汗,立马跪下说,我上有老,下有小,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于是过几天就乖乖送来1亿伪币”,丁老说。

面对这么大一笔钱,周迪道向丁公量请示怎么办,丁指示,“敲竹杠”的钱多了,别人会眼红。周迪道和小组同志商量后,就把这笔钱分给了宪兵队的七个汉奸密探头子,只留了1000万作为小组活动经费。其他汉奸密探和喽啰们分到钱后,都称赞周迪道“讲义气,够朋友”,“要跟你一起干”。于是他在这些密探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头儿。

不过,小组“敲竹杠”的对象必须是投靠日本鬼子,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汉奸商人,普通百姓绝对不能敲。

日本宪兵队的宪佐、翻译、密探、联络员等,多数都混迹在汉奸开设的妓院,除了玩弄妓女外,他们在谈话时还会不经意间泄漏一些日伪军的机密。小组成员也会“混迹”其间搜集情报,不过,只能“睡干铺”,不能与妓女发生关系。

丁老说,与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遇到了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叛徒“李涯一样,“400特工组”也在宪兵队遇到了叛徒李平。

一天,宪兵队军官铃木把李平交给周迪道,吩咐说,李先生原先也是在新四军,他主动前来投奔皇军,愿意“和平”,思想大大的好!今后你就带他一起干吧!

400小组研究后,决定对铃木进行挑拨离间,借刀杀人,通过日本人之手干掉李平。周迪道逮住一次机会跟铃木说,跟据他的观察,李平这小子十有八九是来假投降的,是新四军专门派来搞情报的。有这小子中间搅和,弄得他手下的人都难以开展活动了。

铃木经不起小组成员撺掇,终于同意干掉李平。在一次晚宴过后,小组成员李诚把叛徒李平灌醉,在丛林里开了一枪,却没能打死他。得知李平逃回根据地后,马上通知组织除掉了他。

装过炸药的皮箱

用手提皮箱运炸药

日本军官成新四军“运输队长”

400小组是为了取得日本宪兵队的信任,还多次为他们提供“真情报”。

“不过,这个是打时间差的,比如我们告诉铃木,浙东纵队司令何静昨日渡过姚江去三北,具体去向不明。等到三四天后,我们安排《新浙东报》登出消息,印证了这份情报是准确的。

丁老说,“其实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时间却不一样,何司令确实去了三北,但几天前已经回到了四明山根据地,如果铃木拿到“情报”后再去派军队围剿新四军,肯定会扑个空”。

小组多次使用这种方式提供情报给铃木,虽然行动总是扑空,但铃木每次收到情报后,总能从其他情报渠道得到证实,因而他内心不得不承认“朱人达大大的好!”

行走在敌人的尖刀上,400小组还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有一件事,让丁老印象很深。他说,有一天,周迪道接到指示: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炸药,但无法运出,命令小组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正急得要命,周迪道得知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带着翻译官夫妇一起去。于是,周迪道就央求木场和翻译官,带自己和徐笑奇一起去。周迪道对翻译官说:“我们夫妻都是土包子,没有到过上海,很想去玩,你们肯带我们去,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

翻译官一听很高兴,拍着周迪道的肩膀说,“先生不必客气,到了上海我请你到百乐门去开开洋荤!”,他对木场说了周迪道的意思,木场点头了。

到上海后,周迪道和徐笑奇顺利取到了一箱炸药,并把炸药放在一只新买的女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几件衣裳。

回宁波的那天,徐笑奇一手拎着女式皮箱,一手挽着周迪道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翻译官的后面,箱子很重,徐笑奇只得硬着头皮拎,不敢慢半步。

在上海北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

周迪道见此情景,不禁大吃一惊,暗暗叫苦,心想这样势必露馅,但临时也没有退路,怎么办?

幸亏反应够快,他拎过徐笑奇手中的箱子塞到穿着日本军官服的木场手里说:“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你搞什么名堂,你怎么自己不拎上车呢?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

周迪道还故意扮了个鬼脸,说:“你看我这身打扮,你们日本人一定会找我麻烦,岂不耽误了您上车的时间?我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木场听了,哈哈一笑,也就不怀疑他了。虽然一路上多次检查,但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都没过问。

平安回到宁波后,400小组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顺利送到四明山根据地。“木场这个日本军官就这样当了一回新四军的‘运输队长’,哈哈”丁老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口茶。

策反60多名日本密探、联络员

敌宪兵队军官亲自写信想投降

故事很多,也很精彩,丁老话锋一转,经历了那么多,终于熬到日本投降了。

这是一段难得的欢乐时光。有一首歌叫《天快亮了》,歌词是“胜利就在明朝/等待最后的一刻/漫漫长夜快要完了……”

“70年前,我就是正在哼这首歌时,接到‘对日寇最后一战’消息的,记得当时上级下发的通牒写着,‘所有敌军于接到本通牒后,立即停止抵抗,解除全部武装。’我们那个激动呵,全屋的人都沸腾了,大家说,今晚一定要吃红烧肉庆祝”。

丁老说,其实,从1945年6月起,每天都有五六个日本人来投降。那时我便知道,胜利即将到来。

“8月12日,在宁波的日本宪兵队内部,十几个日本宪兵军官、翻译和密探头目们开了一个会。队长大场没穿军装,而是一身便服,语气低沉地说,天皇陛下已经正式下达诏书,宣布停战。从今天起,战争结束了”,丁老回忆,那是潜入敌人内部的周迪道第一次听到胜利的消息。

周迪道心里当然欣喜若狂,但日本人都低着头一声不吭,有的竟然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接着,大场又继续说,不久之后,他们就回国了,要手下的密探和翻译们自谋出路,有跟重庆或四明山新四军有联系的,都可以回去,两边都没联系的,自己决定出路。

“此时,400小组依然没有暴露,而是选择策反日伪军向新四军。周迪道还请日本人和密探们在南华大酒楼吃了个饭,说他已经得到新四军粟后科长,也就是我的谅解,可以回四明山根据地了。连他这样背叛过新四军的人都可以回去,可见新四军的政策是多么的宽大!”,丁老说,于是很多密探都愿意投奔新四军。

8月16日,400小组大部分成员和愿意投奔新四军的密探等60余人,到达了宁波开明街。日本宪兵队在这里摆了6桌酒席,队长大场敬次在祝酒时说,我们不久就要去南京集中,然后就要遣返回国了,现在跟各位分手,祝大家前途光明。他还宣布,凡是去投奔新四军的,各人原来的武器和物品都可以带走。

这天下午,铃木等人还搬出两部电台,2挺轻机枪和其它武器送给周迪道,还说这是临别赠礼。因为担心国民党袭击,还派了一个排的兵力用汽艇护送他们去了根据地。

“铃木后来还来信说,今后能否回国尚难预料,如蒙不弃当前去投奔贵部”,丁老分析,铃木说的不是客套话,而是肺腑之言,也是为自己留后路。

“日本宪兵大多是大学生,像铃木这样,从一个凶恶的魔鬼,随着战局的逆转却变成了失败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厌战情绪。平时,他也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屑,认为他们太黑暗腐败,丧失民心,觉得共产党新四军深受人民拥戴的,有前途”。

1945年9月27日,浙东新四军和地方党政干部共15000余人,根据中央指示,北撤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后来,就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

丁老告诉浙江在线记者,“中国情报小组,打进国民党,打进日本人,探听消息的有;但打入敌人内部的队伍,还能把材料完整拿出来,还能把这么多敌军策反的,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在新四军抗战历史上,也就这么一支。”

丁老

丁老说,要让年轻人记住历史

希望后辈们“把国家建设好”

解放战争中,丁公量跟着华东野战军一路征战,跨过长江天堑,解放大上海。参加过许多著名战役。

1950年,他又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参加了板门店谈判和负责美国战俘的遣返工作。从朝鲜战场凯旋后,丁公量便在华东军区当保卫部长。

直到1964年,调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当领导。“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举世瞩目的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科研项目,为中国人民争了光。”丁老自豪地说。

“可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亲自批示,我被戴上手铐,关进了上海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一直被审查到1975年底才宣布平反”。粉碎“四人帮”后,丁老重返中科院上海分院主持工作,一直到1983年才退居二线。

退休后的丁老,成为上海新四军研究会的顾问,他在《解放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大江南北》等书报刊中发表20余篇杂文,回忆录和40余首诗词。

在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采访时,浙江在线记者注意到,丁老的床头上还放着最新一期的《参考消息》,上面还有不少勾勾画画呢。整个采访过程中,不时有人来探望丁老,护士也偶尔和老人开玩笑说,“又有人来看望您啦,我也想听您讲的故事呢”。

已经95岁的丁老在采访的最后对记者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他想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记住这段历史,“希望后辈们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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