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难禁
以性贿赂频现政商两界权色交易考验司法系统
“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这句名言,在世界各国很多因贪腐而锒铛入狱的官员身上得到了验证。中国铁路系统近日内部通报了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涉嫌违纪问题———除收受巨额贿赂等经济问题外,刘道德败坏,玩弄多名女性,有3名为山西女商人丁书苗介绍。官员腐败牵扯上性贿赂、“陪睡门”这样的丑闻,自然会引起民愤。最近几年,“陪睡门”或索取性贿赂案件在不少“廉洁国家”屡屡发生:加拿大移民局法官因要韩国女子“陪睡”而身败名裂;新加坡两高官因与多家供应商的女高级职员权色交易而身陷囹圄;英国大军火商用女星拉拢中东买家而被“重罪办公室”调查……不难看出,由于“陪睡门”拉高了社会关注度,相关人员很难逃脱社会谴责和法律严惩。
新加坡、韩国严打权色交易
新加坡是个法制很严的国家,但半年多来,一起权色交易令新加坡民众十分气愤。今年6月,新加坡政府民防部队前总监林新邦和中央肃毒局前局长黄文艺因涉嫌“严重行为不当”被查办。所谓“严重行为不当”,实际上指的是二人利用手中权力向相关人员索取性贿赂。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林新邦利用职权,以满足对方商业利益为条件分别与3家企业高层女性多次发生性关系;而黄文艺也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与相关企业的女性高管多次发生性关系。据知情人士透露,卷入“陪睡门”的一名女子在事件曝光后,因在网上被人肉搜索,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当地媒体议论说,权色交易虽然与一般贿赂中的权钱交易有所不同,但危害后果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恶劣。
林新邦和黄文艺事件让新加坡民众对政府的“高薪养廉”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政府高官拿着丰厚的薪酬,还干着“偷鸡摸狗”之事,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对公民道德的挑战。谈到林新邦、黄文艺涉嫌的“陪睡门”事件,《联合早报》评论员张从兴认为,以往新加坡此类事件多发生在职级较低的官员身上,并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重视,此次所涉官员级别很高,且都是政府现职高官,因此在民众中的反应非常激烈。
在一些亚洲国家,权色交易居然可以明码标价。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学院政治学博士郑载元曾在媒体上揭露说,韩国社会中光靠行贿进行各种不正当交易是不够的,如果不提供性接待,那么所谓的“招待”很难被看成“尽兴”。有的性接待非常昂贵,一次就可能消费上千万韩元本站。在韩国,卖淫属于非法,而对公务人员提供性贿赂和性接待也属于禁止之列,被揭发的公务员往往会以违反《性买卖处罚相关法律》、《性接待等处罚相关法律》或《公务员行动纲领》而被惩处。今年5月25日,韩国首尔警方在对某五星级酒店突击检查中,发现江南区厅建筑课的两名公务员在接受相关酒店的性接待。江南区厅对这两名公务员立即下达解职命令,并协助警方了解性招待背后是否有滥用职权的问题。
英“重罪办公室”调查性贿赂
在英国,各式“陪睡门”事件也在政界和商界屡屡发生。2006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有英国签证官员接受外来移民的性贿路。一名曾在伦敦南区克罗伊敦移民事务中心工作的前内政部雇员揭露说,签证官员接受性贿赂的现象“很严重”。
据英国媒体爆料,英国军火商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本站为能牢牢把持沙特的军火市场,曾为来英国访问的一名沙特亲王送上两名“香艳美女”:模特出身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阿努斯卡·博尔顿·莉和流行歌手卡拉杨·梅琳达。根据安排,莉曾在亲王居住的酒店逗留了整个晚上。2005年,英国“重罪办公室”认为,由BAE公司总裁托尼·温希普导演的这起丑闻性质非常严重,因为两名女郎事后拿到回报与正常的“劳务费”完全不符,性贿赂迹象明显。调查显示,温希普有巨额的“腐败基金”,从2001年开始通过一家名为“世界旅游公司”的企业给两名美女支付费用。正当英国检察官深查此案时,当时的布莱尔政府以“中止本案的调查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为由结束调查。其中的背景是,英国担心沙特中止与英国军火商的合同,影响两国关系。
英国军火商用女星“性贿赂”完成交易,而韩国演艺圈的“潜规则”同样令人触目惊心。韩国“女性民友会媒体运动本部”的李尹苏称,该团体曾针对演艺圈的女性进行调查,其中有60%的人回答曾经遭到各种形式的性骚扰,有21.5%的人曾经被要求发生性关系。在韩国发生的多起“陪睡门”背后,帮凶竟是演艺人员所在的经纪公司。2009年3月8日,韩国KBS电视台“人气剧”《花样男子》中的女演员张紫妍在家中上吊身亡,终年26岁。在张紫妍留下的遗书中,她称曾经被迫向31人提供上百次性服务,以陪睡换取工作。在张紫妍自杀前的4年里,她被经纪公司要求向大企业、金融机构高层人士、演艺企划公司负责人、新闻媒体高级主管等“有头有脸”的男性提供“陪酒陪睡”。
性勒索与性贿赂都会付出代价
在西方国家,普遍将接受和提供性贿赂这两种行为分别称为“索取性好处”或“提供性贿赂”。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2006年6月,瑞士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爆出性贿赂丑闻,有使馆雇员暗示一些申请出国的当地女子只要“陪睡”就可以获得签证。因这起“性勒索”案,瑞士召回驻巴基斯坦的30名外交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罗德里格斯·内托认为:“非金钱贿赂并不能明显增加受贿者的消费,因此难以发现和定罪。”但在一些法制健全的国家,无论是性勒索者还是提供性贿赂者,一旦事情败露,都可能会被判刑。前不久,新西兰一名警察因涉嫌向违反交通法的女司机索取性贿赂而被告上法庭。在新西兰,涉嫌性贿赂的政府工作人员将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据加拿大《国家邮报》2010年7月报道,加拿大移民审核局前法官史蒂夫·埃利斯因索取性贿赂而最终被安大略高等法院判刑18个月。2009年9月,埃利斯向申请难民资格的25岁韩国女子金姬惠表示自己的婚姻很糟糕,并暗示“如果我们暗地里把事情做了,就没事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切都被金的加拿大男友偷录下来,并最终将他告上法庭。
据新加坡Asiaone网站今年1月12日报道,有一名中国籍女子因探亲签证过期而企图向警察行贿,她甚至表示愿意为警察做任何事情,“包括我的身体”。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将该女子的行为上报给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最终,该女子因非法滞留和行贿分别被判处8个月监禁。
在韩国,公务人员因接受性贿赂或性接待不仅会被开除公职,还会被重判。今年1月,首尔地方高级法院春川行政法庭判定因收取贿赂和性接待而被开除公职的某公务员提出的诉讼败诉。法庭认为:“市厅因为公务员收受贿赂和接收性接待而开除其公职合法”。该公务员被揭发3次收受相关企业的106万韩元现金和2次性接待,因此被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和300万韩元罚金。
性贿赂的危害性不亚于财物贿赂
在很多国家,接受性贿赂是否入罪常引发刑法学家的争论。新加坡目前尚没有具体法律条文针对性贿赂定罪,但是在此次林新邦、黄文艺案件中,根据新加坡相关法律,受贿罪一旦成立,二人可被罚款高达10万新元本站,或者坐牢5年,抑或二者兼施。在新加坡,那些参与性贿赂的女性是否会受到法律制裁,目前也没有定论。
目前,我国刑法没有将性贿赂纳入受贿罪的范畴,但“权色交易”被很多人看成是新型的违法行为,性贿赂的危害性不亚于财物贿赂,为打击腐败,应在再次修订《刑法》时增设“非财物贿赂罪”。而反对者认为,权色交易一般比较隐蔽,从司法角度看,把性贿赂入罪的实践还很难操作,但其社会危害性确实很大。
伦敦大学法律学教授菲尔斯泰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1889年英国就通过《公共机构贿赂法》,规定“任何礼物、贷款、酬金、报酬或者好处”均为贿赂内容。他认为,性贿赂对受贿官员来说当然算得上是一种满足其精神和生理欲望的“好处”。谈到英国军火商涉嫌性贿赂中东买家的事情,菲尔斯泰德承认,种种“陪睡门”背后隐藏着更大的政治或是商业秘密,涉及到特殊群体,其影响力大到连英国的司法体系都不得不放弃其权威性,“这对于一个以法治国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事实”。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张从兴认为,性贿赂在国际上很普遍,跟国家制度没有关系,更多是与个人道德和修养有关。当然在权力缺少制约和犯罪成本很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更高一些。在新加坡,法律倾向于重判,判处结果对于违法者来说往往是承担不起的,特别是对那些政府高官来说,他们大都享有高额薪俸,为区区利益而甘冒巨大风险的人毕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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