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铁绑架中国人后果 中国人感受保安遍布的“巴铁”：友谊比安全风险要多很多

自2007年以来，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从未间断，用巴官方的话说就是“巴基斯坦一直处于反恐斗争之中，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与此相适应，巴基斯坦的安保措施高调、严密：大街上，经常能看到荷枪实弹的军人站岗;主要交通线上，有架着轻机枪的巡逻车;你必须习惯在固定或临时检查站停下来接受检查，十步之外岗亭中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你;无论政要、宗教领袖，还是商人、文娱明星，身边总跟着一群安保人员……诸多因素带来巴基斯坦社会对安保的巨大需求，私人保安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处不在的安保人员不经意间会传递出“恐怖”信息，也让外人疑惑真实的巴基斯坦究竟是什么样。

雇私人保安，因世仇、宗教、虚荣

在巴基斯坦，政客、商人、地主、社会名流、宗教领袖、少数族裔领袖以及退休军政高官等，重要阶层的人几乎都雇私人保安。但他们雇私人保安的情况和原因并不完全一致。

在旁遮普省宗派核心区域，居住着一些酋长，如前联邦教育部长、穆斯林联盟议员默罕默德·阿克拉姆及其子孙，他们必须在严密的安保中生活。这缘于一段血腥往事。

阿克拉姆和一个宗派“巴基斯坦先知之友”间的仇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SSP指控阿克拉姆家人杀害了SSP领导人，还指控酋长默罕默德·伊克巴尔杀害一名议员，而酋长家族的长子被杀，人们普遍怀疑是SSP干的。

在巴东北部城市费萨拉巴德，曾在穆沙拉夫时期任联邦纺织部长的穆沙塔克·彻玛出身于政治世家，在其兄弟遭教派组织杀害后，也雇了私人保安;前内政部长阿夫塔布·谢尔包曾是多次暗杀行动的目标，如今已离不开保安。

高官、议员面临的人身威胁来自多方面，尽管政府已按照规制为其配备了安保力量，但他们本人及家人身边还会出现自己信得过的私人保安。巴前总理吉拉尼在选举前夜遭遇儿子海德尔被绑架事件，家人意识到，如果有足够的保安人员就可以避免绑架发生。前总理舒贾特·侯赛因的儿子们、前总理阿什拉夫的儿子们，都有私人保镖。

宗教领袖的保安配备甚至超过政要。像逊尼派的领导人乔杜里，如果去旁遮普省，要布置100名以上的警卫，全由地方党派官员提供。什叶派也一样，什叶派伊斯兰理事会的领导人纳克维有数十名私人警卫。激进组织“达瓦慈善会”的贵族赛义德身边，有接受过“克什米尔圣战军”训练的保安。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旁遮普警察向笔者透露，2010-2011年间，有乌兹别克斯坦武装人员为逊尼派领导人提供警卫服务，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当局曾允许伊朗警卫为什叶派领导人服务。

一些影响较大的家族间因有世仇，他们让自己的家丁做保安，或训练自己的安保队伍。在戈杰拉，伊利亚斯家族与瓦拉奇思有世仇;在拉合尔，古尔基斯与锡克家族有世仇。在俾路支省，家族的世仇转变成部落间的仇杀，林兹家族和雷萨尼兹家族就是这种情况。

不仅高等部落间有冲突，在信德省，一些低级部落间也世代有仇。例如2004年奥加西部落和特加尼部落间的冲突，因偷盗水牛事件而引发，等到当地族长出面解决时，已造成100多人丧生。

在俾路支，当地地主如布格提斯、马里斯、贾马立斯家族，并不信任私人保安公司，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武装，有时也雇亦匪亦盗人员。前总统扎尔达里的姐姐塔尔普尔虽有人民党在信德省调配的警察在身边保护，但总有来自俾路支省扎尔达里部落的保安随行。

在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等大城市，富翁们同样需要保安，以防抢劫、敲诈和绑架。为此，巴基斯坦首富利亚兹雇用了数百名退役军官，一些大商人甚至拥有自己的保安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宗教极端分子曾把外国合资公司列为袭击目标，合资公司老板，特别是白人和欧美背景的商人往往需要雇私人保安。

笔者发现，近几年来，大城市里的影星、演员和高级陪伴人员身边也有保安出现。著名的普什图语女歌手嘉扎拉生于斯瓦特山谷，塔利班占领她的家乡后，她被迫搬迁到白沙瓦继续演出，2012年她被杀害。另外一名普什图族女歌手瓦戈玛也遭塔利班威胁：只要从阿联酋回来，就要她的命。一些敢于提出争议话题的记者、主持人同样会遭遇恐吓，不得不求助于私人保安。

不可否认的是，多数政治人物以及所谓“社会杰出人士”从未受到威胁和袭击，他们当中不少人更看重被保安人员簇拥的感觉。在巴基斯坦，“要人”文化根深蒂固，保安是身份的象征，是一些人“用来炫耀财富和地位的工具，是生活必需的奢侈品”。

人员良莠不齐，游走法律边缘

由于顾客群体多样，不同类型的保安公司在巴基斯坦应运而生。保安来源大多是退役军人，其中，特别突击队员通常会到有外国顾客的大型私人保安公司工作，也会直接为商业大亨或退役军官服务。即使退役普通下士，因为有技能、守纪律，到私人保安公司也会有较好待遇。退役军人在信德省尤其受欢迎，因为他们在那里最可能获得与匪徒枪战的经验。

私人保安公司人力资源的另一渠道是前“圣战士”，这些人在长达10多年的阿富汗战争和克什米尔斗争中受过训练或战争洗礼。他们衣着整洁、按时祈祷、从不多嘴多舌。

据笔者调查，一些政治人物和地主还将难以进入保安公司的逃犯、罪犯收入门下。根据当地警察局2013年的数据，在信德省被雇用的私人保安中，有65%没有在保安公司注册过，他们多是从开普省和旁遮普过来的逃犯。

其实，宗教领袖和教派领导并不需要私人保安公司的服务，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人。逊尼派外围组织——宗教学校有几千名工作人员，不少人经历过阿富汗战争或受过训。一些少数族裔工作人员在印度受过训练，是公开的秘密。

根据巴基斯坦安保公司协会的数据，2016年巴全国有516家私人保安公司，其中274家是协会会员。协会前主席艾哈迈德说，安保行业是私人企业中最多工作机会提供者之一，仅2010年，巴全国就有30万人从业，加上准军事化的国民警卫队以及边境卫队和海岸警卫队，安全产业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军队、警察以及权贵、商人纷纷开办形式和档次不同的安保公司。在治安问题较为严重的卡拉奇，保安与警察数量的比率已达3比1。

与私人保安相关，给现有座驾加装防护装甲也是一种自保选择。巴基斯坦有5个类似的汽车改装厂，拉合尔1个，卡拉奇和伊斯兰堡各2个，巴军工厂也进入了这个热门产业。不过，真正受到生命威胁的人不会考虑使用在巴基斯坦改装的车辆，因为防弹标准较低。

相对于巨大的私人保安人数和产值，巴相关法律和规范则相对滞后。多数保安公司培训工作薄弱，工资低廉。多年来，许多保安公司不同程度上是在法律边缘运营。根据2016年6月巴安保公司协会的数据，全巴有166个私人安保公司根本没在政府注册。

在合法私人保安公司外，游离着大量非法私人保安组织，其成员可能是被保护者信得过的家臣，可能是从部落区老家带来的家丁，也有从街面上拉来临时组建的团队，没有注册，没有培训，通过私人关系“揽黑活”。

由于保安素质良莠不齐，过去几年发生过若干起保安犯罪事件：著名的卡拉奇银行抢劫案是银行保安与抢劫犯合谋实施的;2014年，一名保安在卡拉奇国防住建局枪杀雇主;著名商人和投资家阿比德的儿子哈菲兹、国会议员曼苏尔，都是被自家保安杀害。更有甚者，一些保安与极端分子保持着联系。

按照法律，私人保安公司不得穿戴军队或警察服饰，但有关人员并不畏惧法律，保安穿着军队突击队员或特别行动队的制服，由此惹来麻烦的事件时有发生。此外，巴各省保安所持武器难以统一规定和监管。现实中，很多大人物的保安持有违禁口径枪支，如AK-47突击步枪等。相比之下，低水平保安公司使用的武器能否打响都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武器很可能出自开普省达拉镇的小作坊。

身为中国人的感触

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为什么不能根本好转，以致需要如此多安保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巴各界可以说莫衷一是。巴某些高官的观点是，主要是国际上恐怖势力迸发，而巴基斯坦处于国际反恐第一线。学术界的观点与此相似。

上世纪80年代，齐亚·哈克总统实行军政统治，国内外一些人用“警察国家”来形容当时的巴基斯坦。即使那样，社会上也没有严禁踏入的地方，没有关上大门的社区。后来出现的暴力事件原因复杂，有国内教派长期不和的社会基础，也有国际势力角逐的影子。随处可得的枪支，巨额海外资助，让巴基斯坦成为易燃易爆的“混合危险品”，也使巴告别无枪、无毒的田园生活。

尽管如此，总体来说，笔者不认为巴基斯坦像西方或巴个别本地学者描述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某些对巴不友好国家的人确实感觉如此，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受到的友谊比安全风险要多很多。

但西方类似“妖魔化巴基斯坦”的说法确实影响到一些中国人，使之亲身体验巴基斯坦的愿望因恐惧而消退;还有部分人短期访问巴基斯坦，也许他们对外媒的渲染一无所知，唯独对巴方专心护卫中国人的方式印象深刻，不经意间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但不要对此过度解读，更不要虚荣地误导那些未来会访问巴基斯坦的中国人，因为我们长期在巴工作的中国人知道，中巴友谊远远超出这一表达方式。

在巴基斯坦，笔者接受过各层面的安保，也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旁遮普，如果看到前方开道警车上的军人突然用围巾遮住脸的下半部，你必须警惕了，因为他们不是想遮挡尘土，而是感到危险来临，随时可能开枪射击。如果是集体活动，不要离开安保圈单独活动。

至于不同安保力量服务水平，笔者亲身感受到，巴军队、反恐特警的素质和装备是优质的，地方警察要逊色一些，私人安保公司除巴安保公司协会的前几十家外，其他的不敢恭维。有安保专家称，巴500多家安保公司，有一成达到较专业的水平就非常乐观了。

笔者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过不同安保公司的总管，雇用过其安保人员，即使巴安保公司协会成员单位的人员，良莠不齐现象也很明显：退役士兵自信、勇敢、有震慑力，平民保安则没有这种内在气势，执勤动作不规范，更不要提那些价格便宜、没有参加安保协会甚至没有正规注册的公司保安——晚上执勤时把枪扔在一边睡觉、有事撒丫子就跑的事件屡见不鲜。这都说明加强对保安的培训非常必要。好在巴从官方到民间，都意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