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战争 巴以冲突，如何成为最难解的地区冲突之一？

巴以冲突是世界上最棘手的地区冲突之一。近年来，以色列急剧转向右翼，加强了对阿拉伯人的控制。2018年6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宣布了一项新法案，规定以色列是一个“犹太民族国家”，并废除了阿拉伯语的官方地位。2019年3月，以色列吞并了原本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敌人与邻居:1917-2017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由英国记者伊恩·布莱克撰写，梳理了巴以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宏观角度鸟瞰了过去一个世纪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

布莱克担任《卫报》驻中东记者36年，见证了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海湾战争、奥斯陆协议的签署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他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拥有剑桥大学历史与社会政治学硕士学位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本书视野开阔，从19世纪末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一直到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打了一个多世纪，打了又停。在宏大的国际舞台上，奥斯曼帝国、英法殖民者、美苏超级大国轮番介入巴以冲突。布莱克清晰梳理了历次战争与和谈，揭示了两国人民作为邻居和敌人的复杂关系。

作者|刘占雄

01

犹太民族的“命运扩张论”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色列的右翼势力就处于政治的边缘。开国总理本古立昂持世俗开放的态度，信奉社会民主，以最大的善意与巴勒斯坦和解，在民族政策上更加宽容。艾席尔、梅厄和拉宾的继任延续了本古立昂的路线，工党执政30年。

以色列本身就是由蔑视宗教权威、不服从规章制度的左翼团体建立的。正统的拉比坚信人要等救世主来，但政治行动会干扰神的安排。20世纪初，许多宗教领袖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维也纳的犹太神职人员公开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距离。

犹太民族的复兴不是犹太教的复兴。离开欧洲老家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很大一部分是社会主义者。本古立昂在日记中崇拜列宁，歌颂苏联建设的成就。20世纪20年代，他领导了“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联合会”，为其成员提供医疗、文化和娱乐服务。巴勒斯坦犹太人比他们的英国和法国兄弟早半个世纪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敌人和邻居

作者:伊恩·布莱克

译者:王立新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9月

在农村地区，集体农庄(希伯来集体公社)随处可见。农场实行财产公有制，分配住宿和行李，共享资源。农民用“牛奶和蜂蜜”把荒芜的田地变成了乐土。集体农场模式甚至引起了敌人的兴趣。埃及总统纳赛尔早年研究过以色列的土地制度，非常欣赏“农民有地”的理想社会。同时，他也抨击埃及落后的租佃制度

留在欧洲的正统犹太人对去巴勒斯坦开荒不感兴趣。他们按照传统禁食念经，不从事体力劳动。二战改变了一切。欧洲犹太人经历了纳粹大屠杀，认识到武力的必要性。

幸存的宗教人物变成了鹰派，他们向神学院的年轻人灌输尚武精神。新一代犹太人勇敢地向以色列进发，向危险的边疆进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后，65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空土地被东正教犹太教占领。这些移民也被称为“信徒团体”。

边疆移民平日习武，战时转为优秀军人。拓荒者的热情类似于北美的“天命”。19世纪，美国人以为自己有传播新教和先进技术，向西方扩张，教化蛮族民族的使命。以色列“想为欧洲筑起一堵抵御亚洲的墙，我们就要成为先锋派战士，保护文明不受野蛮人侵犯。”

02

右翼上台后外交逆转

“信徒团”的开拓行为让鸽子工党当局陷入了两难境地。在以前的中东战争中，犹太移民渗透到巴勒斯坦，超出了联合国定义的国界。一方面，工党政府遵守国际法，不宣布对被占领地区的主权；另一方面，它不想伤害其同胞的感情，也不敢停止剥削和占领。

本古立昂自始至终奉行温和妥协的政策。在国家独立之前，阿拉伯部落首领袭击并抢劫犹太人定居点。本古立昂要求他的下属保持克制，保护自己，只是为了赢得英国统治者的同情。严禁主动反击阿拉伯人。国家独立后，他依然保持克制，多次表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是出于短期战略需要，未来两国和平时，一定会交出土地。

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右翼鹰派声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犹太国的神圣领土，并试图恢复扫罗和大卫王的领土。旧约的法律效力高于国际条约。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北京不介意采取不光彩的措施。他组织武装人员炸毁警察局，抢劫银行，袭击村庄，对平民毫不留情。右翼分子暗杀了许多高级官员。在巴以冲突中偏向阿拉伯一方的英国殖民部官员和联合国调解员，可能都是北京遇刺的目标。

建国后，北京认为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与巴勒斯坦人战斗到底，无视国际社会的和平调解。官员、敌人、旁观者一致谴责北京是法西斯。

右翼民族主义者虽然冷酷，但并不愚蠢。他们知道大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不会为以色列这样的小国束手束脚。关键时刻他们肯定会先考虑自我保护。随后的发展验证了他们的猜测。在以色列研发核武器的过程中，肯尼迪总统坚持核不扩散，阻挠以色列的行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欧美敦促以色列停止战斗，以取悦阿拉伯国家来换取正常的石油供应。

由于特殊的国情，国防问题是以色列国家事务中的重中之重，左右党派之争以军事外交为主，经济和伦理问题次之。随着外交环境的恶化，以色列选民抛弃了工党，北靖当选，成为建国以来首位右翼总理。1981年萨达姆秘密研究核技术，北京作出果断决定，派出空部队袭击并炸毁伊拉克核设施。由于担心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敢喘息。刘备很快了解到，如果你在敌人的弱点上妥协，他们会认为以色列好欺负，得寸进尺；如果你对敌人很强硬，他们会后退，给三分。

接下来，官方承认了长期处于内政灰色地带的“信徒集团”。右翼政权宣布对巴勒斯坦地区进行殖民是合法的，并给予财政援助以鼓励移民定居。到1989年底，犹太移民已经占领了西岸313，000公顷的土地。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继续鼓励定居运动，“信徒集团”开辟了新的土地，强化了犹太人的主导民族优势。

当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时，他们会走向曾经被视为欧亚分界线的“哭墙”。数字/视觉中国

03

民族大熔炉以色列

虽然右翼民族主义盛行，但以色列毕竟是世俗民主，少数民族享有正常的公民权利。德鲁兹、贝都因人和切尔克斯人积极参军，尤其是德鲁兹人，他们在经商和参政方面表现出色。工党政府秉持世俗自由主义理念，只要承认以色列政权的合法性，认同自由民主，就可以是以色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16万阿拉伯人留下来成为以色列公民。

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就个人而言，最富有的人是沙特阿拉伯和迪拜的石油大亨，但作为一个社区，最富有、最自由的穆斯林群体是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在沙特这样的国家，男人比女人优越，等级森严。阿拉伯人有选举权和其他政治权利。以色列举行了第一次大选，33.4万阿拉伯人投票，最终选出3名阿拉伯议员。

阿拉伯儿童可以在学校学习自己的文化和穆斯林历史。从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养老储蓄等指标来看，都远远优于其他中东国家的同胞。阿拉伯国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独立时的13%上升到20.1%。

阿拉伯语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直到去年被内塔尼亚胡政府废除。左右党派的选举基本不一样。本古立昂和梅尔夫人的支持者是西欧犹太人，他们最初来到巴勒斯坦是为了收回土地，并与阿拉伯人成为邻居。有冲突，有融合，双方在生活中必然会交换贸易，互相帮助。贝京和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都是亚裔和非裔犹太人，他们原本世代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与当地人同化。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这些人受到东道国的驱赶和迫害。82万非裔美国犹太难民去了以色列。他们一方面对以色列阿拉伯人怀有仇恨，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欧犹太人的惩戒。工党当局强迫亚非犹太人改变习俗，放弃自己的母语，改说希伯来语。自费羞辱感促使犹太难民铤而走险。1959年，他们发动暴乱，放火烧了商店和汽车，到处抢劫。本古立昂不得不妥协让步。

北静王的上台靠的是亚非犹太人的力量。右翼政党赢得选举后，记者采访了街上的人们。一个年轻人说:“我自己的父亲在摩洛哥经营一家香料店，他是个体商人。”但现在他在以色列，是个陌生人，只能在工地搬砖。西欧的犹太人不把我们当同胞，只有贝京真正关心我们。

犹太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不亚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分歧。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与来自东欧的犹太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可见以色列是民族大熔炉，国情相当复杂。作者从政治学者的角度，概述了大国博弈的决策过程。他尖锐地指出美国和苏联是如何扶植和压榨盟友的，并把巴以冲突作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外交筹码。他投身于高层政治斗争，而他相对缺乏对底层人民的介绍。

他采用了面部叙事，将巴以冲突描绘成强者对弱者的简单欺凌，以及以色列军国主义对弱小无助的阿拉伯人的欺凌。当然，这不是布雷克独有的问题。西方主流媒体在与以色列打交道时一般采用面部叙事。如果我们想宏观和全面地了解中东局势，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