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中 吴怀中：中日相处要认清历史，把握趋势，创新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研究员吴怀中

人民网9月2日电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战后日本70 年：轨迹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在议题为“战后日本70 年：中日关系轨迹与走向”的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研究员吴怀中梳理了中日关系的新变化，指出中日双方需要根据格局和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关系模式，创新双方关系相处之道。

吴怀中认为，从战后一直到现在，中日关系大致可分为两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战后到70年代初期前后，中日是隔绝、对立的，中日分别发展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倒也保持了一种错位、隔空的战略平衡样态。第二个阶段是从其后开始的，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一阶段，日本是相对先进和发达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借鉴甚至是学习经验的对象。

第三个阶段从最近几年开始的阶段，可能要持续一段时期。这个阶段是中国作为整体变得相对强大强势的阶段，但当前则有将强未强、大而不强的特点。日本对发展起来的中国可能有点惧，但是缺少敬，中国在这个阶段尚不能够靠自己的软实力或魅力完全把日本吸引过来，同时在硬实力水平上也做不到唐朝对日本、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那种差距格局。日本比较明显担心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他们在亚投行的做法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武断地判断这种秩序对其国家利益会带来不利影响。出于对未来局面的担心，日本也是在想各种办法来制衡、约束或对冲中国的崛起，这就导致中日可能面临比较长的战略对峙期。可以看到，第二和第三阶段，中日的优势都有“相对”的特点，从历史经验以及国际政治现实来看，这种状态下就是中日之间小争端和麻烦较易出现，但出现大的冲突或战争也不现实。

吴怀中表示，2005年的时候是战后60周年，60年的时候对中日关系的基本事实整理、回顾也是做了很多的，有一定的结论。所以，在2015年70周年这个节点上，主要看新10年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哪些“重心位移”式的变化。可以看到，新10年给整体中日关系带来的五个大的明显变化是：

一、中日战略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年前小泉说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现在安倍表面上也说是机遇，但很明显他说的是经济机遇，政治安全上实际他在说的是“中国威胁论”，比如他公开宣称要在亚太领头牵制中国，事实上也这么做了。同时，反过来中国对日本的走向比以前变得更不放心了，对安倍在历史修正主义背景下推动的重大政策调整，中国是担心的，所以中方领导人和外交部等近年一再提醒日本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如何，中日相互的战略互疑和防范比十年前更加明显。

二、经济贸易关系上，喜忧参半，忧从喜来，忧不可轻。十年间中日双方遵守世贸规则，持续互利合作，这是基本面是没有根本改变的。但2005年中日双方是政冷经热，现在是政冷对经贸肯定是有影响了。同时作为政府行为，日本明里暗里鼓励其企业在地区搞“中国+1”——即分散投资、规避风险。而且，中日间的经济结构互补性比十年前更弱了，在国际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关系则比以前更强了。

三、中日安全关系上的非良性变化恐怕是最明显的。10年前日本军事安全上提出了对华防范的方向和初步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大力推进落实，而近年日本针对中国的军事防范措施，在安倍的主导下是“真抓实干”、快速到位。同时，中国对日本这些动向的担心和批评也更明显、更直接，例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会议期间应约会见安倍时就指出“希望日本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表达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

四、国民感情上，对比十年前，出现了更加恶化的现象。十年前曾跌到过低点，但也没有现在这么低。中间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总体上没有根本的改善起色，是下行趋势，现在中日间的国民好感度，已经跌倒了邦交正常化后的最低点，这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吴怀中还重点强调，现在中日双方应该回过头来，先把双方之间不要做的事情梳理一下。双方的四份政治文件，尤其是后两份，规定了应该做、做了对大家有利有益的很多事情和项目，但是，针对中日关系的实际情况，双方也应适时开列一份“负面清单”——即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或底线。双方要有一个共识，特别是彼此不要成为对方国家失败或受挫的理由，不要成为对方发展前进道路上的巨大负能量型存在。从现实角度来说，无论从战略上、安全上，还是从外交上、经济贸易上，双方有一些事情或许是不做为宜的，做了是互损而不是互益的情况是存在的。这个就需要中日保持战略沟通和对话，建立起码的共识。

最后，吴怀中就中日关系的走向指出，中日之间近年可能进入了一种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常态”，其特征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惠互利、往来不绝”。这种状态或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期。在这种双边关系的态势下，中日之间可尝试建立东亚新型大国关系，以构筑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关系状态。参照中美新型大国关系14字方针，中日新型大国关系方针可为“和平共处、互相尊重、良性竞争、合作共赢”，除了经常提到的“和平”与“共赢”外，鉴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特点，提倡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开展公平良性的竞争，也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这个16字方针作为一个中日关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