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岚丨我和哥哥史铁生

一转眼，史铁生先生离开人世已经七年了，他的作品影响了千万人，也成为史老师八九讲的内容。

史铁生的文字，如同一盏明灯，触动着人的灵魂，指引着人们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在史老师的网课上，一名高三的学生——“树上的卡夫卡”在上完这节课后豁然开朗，他懂得了史铁生，明白了生死，对宇宙和人生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当时所面临的高考的压力及困境，也有了不同的心境与看法。如今，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他理想的大学。

不管怎样，生命都是生生不息的，宇宙因此而得以永恒。如此，我们的生命实在是渺小，终有一天我会化为尘土，想通了这个，那高考算得了什么？在生死面前，在永恒面前，高考又算得了什么？

那个晚上，上完课，我在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我还记得那景象——远处的高楼隐隐绰绰闪着迷蒙的白光，衬在殷红而发紫的夜空下，凉风带来些不知何处的犬声，一切的烦扰都随着夜风寂寂沉睡。

那个夜里，睡得踏实极了。

建议高三的学弟学妹们，高三一定会有痛苦和迷茫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一定读一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在史铁生先生七年祭时，推送史铁生的妹妹史岚女士的一篇文章，为大家了解史铁生，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深切怀念史铁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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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史铁生

文丨史岚

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没有边际。玻璃后面好像另一个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在向下观望，就像坐观光电梯，靠里面一点人来人往。人们一律穿着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好像行色匆匆。

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地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小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样，他胳肢我、捏我，跟我说：“你别哭，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这儿来找我，到这儿就能看见我。”

我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都清楚极了，身上甚至有刚刚被他捏过的感觉。是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真想他。但愿能常常到玻璃下面去看看他，等到我也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能在玻璃里面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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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的那些记忆已经有些遥远了，但因为它深深地藏在心里，所以忘不了，还依然是那么清晰。我们兄妹年龄相差十二岁多，按照属相应该算是十三岁。没生我之前，他过了十几年的独生子生活，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早长，所以在我刚开始的记忆中他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初中快念完了，因为“文革”，很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园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那时候操场经常演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太小，电影看不太懂，经常看到一半就闹着回家，他只好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说我耽误了他多少好电影。

孩童时代的史铁生与父母

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之后过了不久，我们也要下放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在昆明玩儿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丽江。以至于每当提起云南我都会很向往。可能是因为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尽管也会担心父母经常开会是在批斗谁，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伙伴们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里疯玩儿。可惜这种快乐并不长，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最终决定爸爸带我从丽江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坐火车回京，这样可以省去三天丽江到昆明的汽车颠簸。我满是兴奋，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回到家见了奶奶，还有铁桥哥哥，他当时也在。奶奶说我们一路辛苦会上火，要吃三天素才能吃肉。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奶做的米饭冬瓜汤，奶奶在一旁看得有点伤心，跟过来看我的邻居们说：这孩子又黑又瘦像个小叫花子。可我当时只是高兴，好奇北京的米饭为什么是白的，我们丽江的米饭是红的。北京的茄子是圆的，我们丽江的是长的。北京还可以有肉吃。可见丽江两年的野孩子生活已经让我忘了原来的北京了。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走路一只手要扶着墙，走得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对于八岁的我来说，以为一切都快好了。可我不知道病有可能治不好，灾难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来。

爸爸一边带着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习不正规，户口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的老师们都没忘了他。可能是校领导和老师们觉得既然是他的妹妹，应该不会太差吧。于是，我插班上了二年级。不久我迅速地赶上了落下的功课，还常常受表扬，心里踏实了许多，只是每天盼着放学能听到好消息，听到哥哥的病不严重，肯定能治好的消息。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老觉得要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胳肢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

妈妈终于能回京探亲了，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她的单位归军宣队领导，他们一直不放她回京。我后来听妈妈的同事金姨和刘叔叔说，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心里着急又没有办法，经常一个人哭。有时候她不见了，他们就漫山遍野地找，最后总能在某处草丛中或老树下听见她嚎啕的声音。直到我也当了母亲，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她的痛。

妈妈回来以后，几乎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周末我就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哥哥，每次去都能见到他的好多同学，他们都特有本事，医院的两张探视卡已经被我们领了，但他们总能进来，而且人越来越多，多亏有他们。我和妈妈后来也发现了一条能够躲避门卫直接进入病房的地下通道，我们经常在昏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就会看见一只小老鼠从我们脚下窜过，妈妈说那是医院做实验用的。

史铁生与母亲

哥哥第一次住进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是哥哥写的，有时候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也是他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要，坐在病床上一笔一划刻的蜡版印成的。医生护士每次见我们都会夸他，也都会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扶着墙走进了医院，一年多后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了家。

回家后他改变了许多，一定是这一年多我们所不能体会的医院生活改变了他，虽然有时会发脾气，有时又会沉默不语，但大多数时候是好好的，和我们聊天、说笑。那时候不像现在，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轮椅。他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安装而成的。轮椅上可以搭一块小木板，变成简易小桌，样式独特，绝无仅有。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们还会经常打打羽毛球，或者比赛拉力器，羽毛球我偶尔会赢，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但拉力器我总是输得很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也去了地坛。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是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地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了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崇拜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书，是他的同学朋友们带来的。有的书我看得痴迷，有的似懂非懂，他鼓励我：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现在想来，他们的言谈、他们的书一定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写成。我以为这两年提心吊胆、总怕再出什么事的日子就快过去了。

妈妈的假期一拖再拖，终于不得不回云南了，爸爸也在林业学院的留守处上班。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择菜，奶奶忽然说头晕，紧接着，胖胖的身体往下倒去，我刚想拉住她，她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爸爸和邻居们七手八脚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推去医院，邻居们又帮忙给四川的大爷和西安的五叔发去电报，我和哥哥在家里等消息。很晚的时候，爸爸从医院带来了噩耗，奶奶走了。所幸的是，她走得很安详，不拖拉、没受罪，就像她一直希望的。

奶奶走后，妈妈马上请事假回来，不能没有人料理这个家。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毕竟还小，不能完全体会到妈妈爸爸哥哥他们三个人心里真正的苦闷，只是每天放学回到家，看见家里平平安安就知足了。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的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电影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我找工作人员把旁门打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影的内容回家。这一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好多事，我觉得他说的都对。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一开始总也弄不好，后来我发现先注射进去一点清水，然后使劲摇，把蛋黄和蛋清摇散，很快一个完整的鸭蛋壳就弄好了，他夸我弄得不错。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有时候遇到激烈的比赛，他会看得很紧张，我们一起跟着比赛着急，会为比赛结果高兴，也会为比赛结果惋惜。不爱运动的我至今爱看体育节目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80年代初，青年史铁生在地坛公园门口

记得那时候只要我在家，帮他上下轮椅肯定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弄得最好的。妈妈常常看着我们俩说：你以后就当哥哥的腿吧。是的，那时只要他一声喊，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帮他。十来岁的我没有好好想将来，只求别再出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我后来才慢慢体会了妈妈心里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妈妈是请事假回来的，云南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工资，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确实离不开她，她当时的心里是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一九七七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突然开始大口地吐血，又是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去医院，她由于肝硬化引起大出血住进了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别害怕，照顾好哥哥，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我和爸爸轮流值班，爸爸值夜班，我值白班。哥哥的好几个同学都过来帮忙，有的找大夫，有的找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越来越糟。不到十四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艰难地呼吸着，我感到那么的无助。当她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大声地叫喊的时候，我吓得浑身发抖，躲到隔壁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让流水的声音来压过妈妈痛苦的叫声。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们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着哥哥去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我居然没有哭，我不知道怎么办，哭不出来，整个人都傻了。隐约觉得这个家这回真是天塌了。送走妈妈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是机械地做着该做的事。如果能够就这样慢慢忘记痛苦该多好!可是我没料到痛苦会慢慢地又是这么强烈地向我们三人压过来，让我们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们三人当时的境况，我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样，每人都忙着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业余时间仍在写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来料理家务。我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近，中午放学回家，邻居朱大姐一家已经帮助哥哥进门了，我要么热一热爸爸早晨做好的饭，要么就和哥哥一起鼓捣点吃的，然后再去学校。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看似平静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里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对妈妈越来越强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

哥哥那么年轻就残废了双腿，未来是一片迷茫，偏偏他又是从小就优秀就要强，妈妈在的时候经常说的就是：你哪里哪里不如哥哥，哥哥哪里哪里比你强。是啊，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真正体会到妈妈面对这样一个残疾的儿子，心里的痛苦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召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幸福的妈妈。

妈妈走后不久，我们搬离了前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二十六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好多人，有他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里的作家、编辑，他们经常把他的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大学里的所见所闻，也谈对将来的想象。每到这时，我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心里满是好奇和羡慕。如果他们待得太晚了，我就去给他们煮上一大锅面条。这段时间，家里总会有好多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我拼命地看，爱看极了，心里对文学充满了敬畏。也是在这段时间，哥哥的同学孙立哲因为受到“四人帮”牵连，也因为身体突发急病，使他身心备受打击，不愿意自己在家，索性搬到我们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样。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爸爸一般还没回来，立哲哥哥已经在做饭了，我赶紧帮忙，他特会指使我，我忙来忙去地跟着他转，最后饭还是算他做的。不过他也挺有本事，有时候不知从哪弄来一条鱼，过几天又弄来一只鸭，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得香极了。也有的时候，他们俩都情绪不高，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后来我越发理解了他们当时的无奈。周围的同龄人都上大学了、工作了，可他俩还身患疾病，前途迷茫。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是尽管这样，他们都没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哥哥一直写着他想写的，立哲哥哥一边在火炉上熬着药，一边趴在床上看着厚厚的医书，准备着他的研究生考试。

孙立哲在挚友史铁生的雕像旁

就在大家都在各自努力着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情况有点不对。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里发慌。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也曾经是我和家人的骄傲。可是我发现我当时在课堂上看着老师讲课，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无论怎么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听课，精神也是游离的。更严重的是我原来记得烂熟的单词、公式竟然想不起来了，面对成绩的下滑和老师的指责，我全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敢和家里人说，只得承认是我太笨了，能力不够。我常常欲哭无泪，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心里的悲伤和恐惧就像一个巨大的网把我紧紧地缠绕着。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院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会一下子两腿发软，勉强走到家，知道不是我们家又出事了，才慢慢放下心。有时候回到家，发现他们都不在，又会忽然泪流满面，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有时候想哭，哭不出来，有时候又会哭得死去活来，把自己哭累。从那时起，我开始想到死，觉得死一定是幸福的。一个人在家，常常望着四面的墙发呆，如果就这么死了，一切痛苦就都没了，可还是没有勇气。后来我常想，一个人能自杀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我不能也不愿和爸爸、哥哥说这些，因为我知道，妈妈走后，他们心里的痛一定比我多，他们的难处也一定比我多。当时我们三人就是这么过着日子，谁都不提起痛苦的话题，每个人都把痛苦藏在心里，默默地忍受着。那时候我们的交流都是有选择的，都在躲避着什么。我知道他们两人都为我发愁，虽然对我感到失望，但又不好埋怨我。我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着日子，不知道哪天是头。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我最好的几年青春时光竟然是这么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做的一个梦就是，我要考试了，马上要考大学了，可我还有好多功课不会呢，怎么办？直到把自己急醒。这个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一直坚持这么做着，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永恒的梦。

哥哥后来成为那么多人喜爱的作家，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不会忘了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日子。他也许会和我一样有个永恒的梦，但我愿那梦不再是痛苦的，愿我们还能在梦里相见。

八十年代后期，史铁生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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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号的下午一直到三十一号凌晨发生的所有事情，总会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每当那一幕出现，我都会尽量用别的事情岔开，因为不敢去想，也不忍去想，但我知道它将会是我永远的记忆。

三十号下午，因为阿姨不在，我要去医院接哥哥回家。准备出发的时候，收到了他的短信，让我买几个包子过去，他透析时吃。那天出奇的冷，风一下就能把人吹透，直吹到骨头里。透析室里，他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时间还早，我拿出包子，他不想吃，没有一点胃口。我们就聊天，他让我坐在他床边。我们瞎聊，聊我，聊我儿子小水，聊家里的琐事。他觉得有点头疼，我说今天特冷，是不是又感冒了。就给他捏捏头，揉揉肩，我们继续聊。想想有好久我们哥俩没有这么踏实地聊天了。

离规定的透析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他有点受不了了，只好提前结束回家。一路上我和司机搭话，他不吭声。我心里打鼓，知道又是哪儿不对了，是感冒还是什么，恐怕又要难受几天。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好，希米还没回来。我问哥哥，是不是应该去医院。他当时还非常清醒，让我叫了120，还嘱咐我如果他会神智不清，我应该怎么和大夫说。

傍晚的北京除了堵车还是堵车，救护车慢得让人不知所措。车上的他情况越来越糟，我和希米轮流和他说话，他已经基本上不反应了。到医院后的一系列检查结果让我和希米绝望了。他多少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这次真的不行吗？

朋友们陆续赶来，立哲大哥在越洋电话里询问着情况，友谊医院的柏大夫和宣武医院的凌大夫都赶过来先后做了检查，结论依然是最残酷的。我联系了儿子和他爸，让他们马上过来。在医院的大厅里，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心里隐隐觉得，这回上帝真不肯帮我们了。

二〇一〇年最后的深夜，救护车在寒风中呼啸着开路，家里的车、朋友们的车闪着灯、鸣着笛一路跟随，朝阳医院、宣武医院、武警医院，这仪式不是告别，是送行。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拥堵，上路时有亲人朋友们相送，他不会寂寞，到了那里有爸爸妈妈迎接，他也不会孤单。我告诉自己：这是暂时的分别，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了到底是什么？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了，参加完小水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毕业了，开学就要读研了……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人间，相距并不遥远。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