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军良历经15年找回了被拐的儿子！代驾至凌晨不够交儿子学校资料费

微信里弹出一条消息，小儿子又要交79元的资料费，申军良叹了口气，锁上手机屏幕。前一天夜里，他做代驾直到凌晨2点，一共赚了78元。

过去一年，类似的困窘时刻不止一次出现。

2005年，申军良不满1岁的儿子申聪在家中被抢，此后申军良便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路，他抛下工作，在广州增城大街小巷张贴启事悬赏20万元寻找线索、甚至一度向人贩子求情……但15年来总在希望、失望中反反复复。

2020年3月7日，在广州警方的安排下，申军良夫妇终于在广州见到被拐的儿子申聪，并如愿将他带回山东济南共同生活。

刚回家时申军良信心满满，儿子回来了，只要自己回归家庭，马上会扭转家中困局，找到工作，还清50万元外债……只是时间问题。他还和申聪约定，“一年后，你搞定高中，我把家里变个样！”

现在，申聪的成绩如约提高，申军良却无法兑现自己的约定，他找不到那个“突破口”，每月4000多元的代驾收入远不能支撑一家五口的开销。

15年前，申军良是走路带风、月薪5000元的车间主管；走在寻子路上，他是倾尽家财不肯放弃的父亲；如今他只是一个苦闷、迷茫的中年男人。

2021年3月26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披露，今年1月起，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

同日，备受社会关注的“申聪被拐案”二审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寻子15年的申军良和妻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张维平、周荣平等五名被告人赔偿相关开销、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481.39万元。该案择日宣判。

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申军良心里没底，即便真的获赔，这些钱也远不够弥补过去15年家庭的离散和失落。

丢失的孩子回归一年来，父子、母子、兄弟，每对关系中的人都在小心试探，揣摩应该如何相处。申军良除了努力练习父亲的角色，还急迫地想找回自己。

申聪回来前，那套三室一厅的出租房冬天从来都是冷冰冰的，申军良交不起每个冬季1000多元的取暖费。申聪回到北方的第一个冬天，尽管想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条件，但申军良囊中羞涩。

16岁的少年告诉父亲，不冷，扛扛就过去了。

申家厨房里那只白色胶桶有些突兀，65升容量的大桶里装着已经腐败变质的洋姜，这原本是申军良夫妇送给儿子的“礼物”。

去年申聪刚回家时，自家腌制的洋姜获得了孩子的肯定，每天吃饭都要夹两片，但一小罐很快吃完，申军良打算今年多做些。

为了那桶洋姜，在酒店做保洁的妻子于晓莉特意倒了几天班，挖、洗、切、泡，夫妻俩忙活了一个星期，还灌进6桶酱油，9包食用盐。但不知什么原因，失败了。不过，申军良并不气馁，打算明年春天再试一回。

申聪被拐卖后，家里先后又添了两个孩子，但申军良总是漂在外面，追查大儿子的线索。直到申聪回家，申军良的心才跟着回来，他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做一个父亲。

迎接申聪回家，申军良最先能做到的，就是保证孩子吃得顺口。他特意买了申聪养父母家所在县的米粉，还有儿子习惯吃的广东大米，几乎没下过厨的申军良开始笨拙地学习做鸡排、广式蜜汁叉烧、煲仔饭……厨房变成了他的主场。

一年来，申军良家有些变化，靠门一侧的墙面挂着一幅温馨的粉色装饰画，还添置了空调和高低床，北京一位相熟的记者送来沙发和大屏电视，不过电视很少打开，因为孩子们的学习任务紧迫。

在广东梅州乡村长大的申聪成绩并不理想，他曾对申军良夫妇说过，自己也想提高成绩，但每次学习时又抵抗不了诱惑，接受同伴打篮球的邀约。

原本将在广东参加中考的申聪回到济南，改了名字降级读初二。刚回家时，申聪和弟弟同做一套初二数学试卷，申聪考了43分，是弟弟分数的三分之一。150分的英语试卷，申聪只能答出十几分。他甚至不认识英语的音标，申军良买来音标和字母表贴在墙上，让两个弟弟教哥哥学习。

申聪回到真正的家后，定下目标，要考上高中。线下辅导班、一对二网课辅导、刷题，为了能通过中考，申聪常常坚持到夜里12点。现在数学考试，申聪已经能考一百来分，英语虽然还不够理想，但有了一两千词汇量能做七八十分。

以现在的成绩是否能够考上高中，申军良心里还在打鼓，但他知道，儿子已经非常努力了。

“你是新闻里那个被拐卖的孩子吗？”有天班级里的同学突然给申聪发来QQ消息问。申聪模棱两可地答道：“你猜呢？”又加上一个微笑的表情。

申军良推测是自己去学校帮孩子领课本时，济南本地媒体暴露了学校，再加上少见的姓氏，同学推断出了申聪的身份。

对于被认出来，申聪有压力。尽管在父亲看来，他完全可以大方承认自己就是申聪，“他是无辜的受害者”。但申军良接受孩子的想法，“他不想和别的小孩不一样。”

在申军良家的第一个下午，遇上了他三个儿子放学归来，活泼的老三冲记者打招呼，申聪紧跟在后面没有回头，快步进了卧室。第二次在申家见到申聪时，他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戴着口罩。

申军良知道，申聪不愿意面对媒体。回家一年来申聪从没与记者对话，也从没让记者拍过照片。

在二审法庭上，心理专家给5个被找回的孩子做了心理测评。相较于另外几个，申聪的测评结果最好。

但无论在指标上申聪是个多么健康的孩子，申军良知道15年缺失的亲情无法轻易弥补。

申军良还能记起一年前和申聪在广州认亲时的场景，已是夜里11点，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告诉申聪，当晚就要和亲生父母住在一起，他突然垂下头，哭着要找姐姐哥哥。被解救后，广州警方安排两名年轻警察陪了申聪三天，为他做心理疏导，申聪口里的姐姐哥哥正是他们。看着无助的儿子，申军良心里难受极了。

刚回家的申聪特别客气，有事情不愿张口。因为不适应北方水质，有阵子申聪长了口腔溃疡，他一直忍着没说，直到申军良自己发现，连忙去楼下买来桶装纯净水。

开始时，申军良也时常紧张和焦虑，他操心孩子是否习惯北方的生活，能不能上好的辅导班，自己的表达会不会让孩子舒服，慢慢地他强迫自己尽量表现得自然轻松。

做代驾时，申军良遇上过自己租住区法院的工作人员，闲聊中车主认出申军良后，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孩子回来后，家庭融入得怎么样？”

复述这段经历时，申军良问记者：“不要说他一个16岁的孩子，假如把一个陌生人推到你面前，说这是你爸爸，你就能叫爸爸吗？”

申军良能隐隐察觉出申聪和弟弟们的不同。他在厨房忙碌时，申聪会走进来看看，问一句，今天吃啥呀？弟弟们则会每次在疑问句前多个称呼——爸。

兄弟之间相处得似乎更加自然，回家刚见面时，三个孩子就玩起扑克。申聪喜欢篮球，原本不打篮球的老二、老三，会在周末陪哥哥一起去篮球场。

申军良并没有见过申聪的养父母，只是从儿子的叙述中大致勾勒出那家人的轮廓：养父母长年在外打工，申聪有姐姐和弟弟，申聪由奶奶抚养长大，奶奶喜欢买六合彩。

周末时，申聪会和养奶奶通话，用梅州话聊天。进到申聪的房间里，如果他正好在和养奶奶通话，申军良会默默退出来，他从不过问谈话内容，“申聪回来了，我只希望他过得更快乐。”

申聪尚未找到时，申军良曾向所有人宣告，如果买家主动联系自己，便不再追究责任，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如果申聪是被警察解救或是自己找到，他定和买家没完。

“申大哥，你要是起诉买家，一定会震慑很多买孩子的人！”在不少有相似经历的家长眼中，申军良是标志性人物。在申聪被找回后，众人期待着申军良能起诉申聪的养父母，但申军良让他们失望了。

2020年3月7日见面那天，一开始申聪就请求申军良不再追究养父母的责任。在顾及儿子感情还是让买家受到惩罚的两难中，申军良选择了前者。

申聪回归家庭的一年中，父子俩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摩擦。

去年8月，申军良夫妇带着三个儿子去附近的黄河公园游玩，拍了一些照片。申军良选了一张全家人的背影照，问儿子能否用作自己短视频账号的背景。得到允许后，申军良还特意把申聪的背影打了马赛克。

没过几天，申军良外出代驾时接到妻子的电话：“你把儿子惹哭了。”申军良听了连忙往家里赶。

“能认出来”，申聪解释以前村里的人、同学一看背影就能认出自己。申军良推测，孩子原本并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听了买家人的话。

“我是他父亲，我找了他15年，用他一张背影照都……”提到这件事，申军良有些受伤。对话中，申军良谈到申聪养父母家时言语克制，他叮嘱记者写得“委婉些”，怕让孩子不快。

但申军良会用其他家庭的例子印证养父母家对孩子的影响。申聪案牵涉的9个孩子中找回5个，其中一个孩子拉黑了生母的微信，另外一个孩子被送回亲生父母身边后，闹绝食要回家，“一个12岁的孩子懂什么，这还不是养父母家的问题？”

申军良租的房子在济南北郊的物流园区附近。入夜后，小区外的道路旁大大小小的烧烤摊亮起灯，放松的人们频频举杯。

啤酒、烤串，这些都与申军良无关。此时，他换好衣服，戴着头盔，骑上折叠电动车穿过明晃晃的灯光，开始代驾。幸运的时候，电动车还没行至外面的大道就能接上一单，也常常运气不佳，一夜都赚不到100元。

开车是申军良早在2004年就掌握的技能，只不过那时作为车间主管，他多是坐车。

每次开始驾车前，他都会麻利地将电动车收拢放进后备厢，给驾驶位的座椅套上防尘袋，问上一句：“领导，按导航路线走吗？”有时候酒醉的暴脾气车主会冲他大吼，申军良以沉默回应。

夜里12点以后，派单的手机没再响过，代驾们就会向当地一家大酒店聚集，不一会儿，酒店门前已经站了6名代驾。5月初的泉城夜里依然冷，大家穿着棉服一边在风中哆嗦，一边刷着短视频。到了凌晨2点，仍没出现一个需要代驾的车主，只剩下包括申军良在内的两个代驾仍在等待。像找儿子时一样，申军良熬得住，锁定一个目标轻易不放弃，这晚他必须挣到100元。

一年前，申军良和于晓莉在广州见到申聪，之后他们带着申聪去姑姑家、叔叔家，拖了10天，才回自己家。申军良特意选晚上回来，上楼前他又强调了一遍，“儿子，咱家什么都没有。”

转动锁芯，一个平日里轻巧的动作，那一刻异常沉重。申军良忐忑不安，他害怕申聪嫌弃这个家穷，“像一个人有缺陷，不想让别人知道。”

拉开门，只见水泥地，灰扑扑的墙壁，客厅里只有几个小板凳。一间几乎毛坯的房子。申军良在儿子的眼里读到了吃惊。

申军良迫切地想改变家庭面貌，他相信既然15年前的自己有实力做到企业高管，只要努力肯定能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申聪刚回来那个月，有两次工作机会找上门。“申大哥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完全可以做主管，月薪8000元。”济南一家服务行业的老板在申军良楼下对媒体宣告。还有一位公司老板专程带着媒体上门，告诉申军良，不仅提供工作，还要包揽申家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媒体散后，那两个老板都不见了踪影。

一位外地的国企人事领导给申军良打电话，劝他现实些，“申大哥，不是我泼你冷水，现在到处都是本科生、研究生，你的经验都是15年前的，现在找工作太难了。”当晚，申军良决定开始做代驾。

申军良已经放弃了找到一个管理岗位的想法，只希望能再有一份有成长空间的工作，“哪怕餐厅的后厨，我可以学习，一步一步来。”

申军良的某些习惯似乎还停留在15年前，比如他日复一日地去劳务市场填表，在街上寻找招聘广告，直到有媒体记者来采访时帮他优化简历，下载了求职应用。随后20天里，申军良海投了200多份简历，却没收到一个面试邀约。

有朋友建议，在抖音、快手累计有近90万粉丝的申军良可以做直播带货。起初他不好意思，“申军良带货，大家是买还是不买呢？这不是给粉丝出难题嘛。”后来他又劝慰自己，大家都要买的东西，如果自己带货能有优惠的价格，既是帮大家省钱自己也能赚钱。

他做过6次直播带货，每次确实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但今年春节前夕的一次带货让他紧急刹车。申军良直播卖酒，结果发现京东的秒杀活动价比供应商报给自己的所谓最低价还便宜3元，和供应商争执不下，最后他把自己每件5元的提成退给粉丝。

“带货好复杂，没有好的选品团队，我真不敢做。”他预计，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今后还是以分享日常生活为主。

二审时，申军良记下了他在法庭上听到的信息：一审被判死刑的案件主犯张维平强调，梅姨真实存在，但现有画像并不准确。

2016年，涉申聪被拐案的犯罪嫌疑人张维平、周容平、陈寿碧、杨朝平、刘正洪落网。张维平供述，2003年至2009年间，曾拐卖9名儿童，且均通过一个叫“梅姨”的中间人完成交易。

庭审结束，申军良又抓紧在广州增城发了两天梅姨的传单。申军良还没放弃寻找梅姨，他想把案件里剩下的4个孩子也找回来。

走在寻子的路上久了，像有惯性，申军良不容易停下来，“我对拐卖，对人贩子容忍不了，我希望所有人贩子都归案，受到严惩！”但申聪回来后，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频繁往返于济南和广州。

“申大哥，梅姨逃到越南了！”刚从广州回来的那几天，申军良的电话几乎没停过，铺天盖地的消息向他报告梅姨的线索。即便有的线索听起来并不靠谱，但他还是会一边听一边核对年龄、样貌、口音，挑出有用的记在本子上交给重案组。

前几日，申军良特意找到增城本地自媒体账号的运营人。据申军良掌握的信息，梅姨曾在增城鸡公山生活过，他想在下次宣判时，让这些本地生活号也推送案件的信息，“当地的自媒体受众多，或许更管用，万一有人知道梅姨呢？”

找到孩子后，申军良并没有从几十个寻亲群退出，他还会接到网友的求助电话，多时一天六七个，每个人把孩子走失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一遍，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寻子15年的申军良会耐心地分享自己的经验，教他们尽早采集DNA、梳理寻找线索，也会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帮助发布寻亲启事。

记者在济南采访时，正巧遇上有人找申军良沟通合作，对方有供应链，每天发货几十万份，申军良希望能免费把被拐孩子的信息印在包装上。

为了找回申聪，申军良发了近百万份寻人启事，他体会过其中的不容易，如果能有厂家愿意出力，不但能帮寻亲家长减轻经济压力，也能让寻人启事传播得更广。

“如果能帮到他们，我感觉心里很爽。”这是43岁的申军良为数不多感到畅快的时刻。

申军良和儿子之间的隔阂还待时间愈合，即便如此，四川的夏女士仍然很羡慕申军良，至少申军良一家团聚了，而她的儿子被找回了，却不愿回归家庭。

儿子被拐一事，给夏女士一家带来不可挽回的创伤。

夏女士回忆，2005年，她和爱人来到广州打工，租住在出租屋。

平时夏女士夫妇忙于上班，他们的孩子则由小孩的爷爷帮忙照顾。2006年1月1日，小孩的爷爷在广州出租屋里洗鞋，小孩在门口玩，爷爷洗完鞋后出来发现孩子不见了。

儿子找不到后，夏女士夫妇发动朋友和亲戚四处寻找，但时间过去了三四年，也未找回儿子，夏女士爱人因此还得了抑郁症。

夏女士说，有一天，丈夫突然想回家，她便与丈夫及父亲一块儿乘火车回四川老家。在火车上，夏女士的丈夫去厕所后就一直没有返回，后来她被通知，她丈夫已经跳火车身亡了。

夏女士目前在四川老家打工，上夜班，一直关注着“梅姨案”进展。她希望严惩人贩子，希望没找到的被拐孩子一定要找到并与亲人相认。

如今夏女士的儿子找到了，但儿子却不愿回归家庭，留在了养家生活。不仅如此，夏女士感觉和儿子的关系很生疏了，她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不接，微信也被儿子拉黑了。

相比夏女士，“梅姨案”被拐儿童家属李树全更加不幸，他的儿子至今还未找到。

在二审法庭上，李树全希望能直接和张维平对话。“我还是希望以后能当面问他，我的孩子在哪里。”李树全说。

“人贩子一定会得到严惩，他们伤害的不是一个人，一阵子，而是一个家，一辈子。”申军良说。

申军良寻子这些年，认识了很多被拐家庭，有的像他一样倾家荡产、家庭支离破碎，有的把生命结束在了寻子路上……

“这些是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这些失子的伤疤影响那么多人的一生……拐卖儿童给一个家庭带来的伤害，不亚于故意杀人。”申军良说，他将继续帮助被拐儿童家庭寻找孩子，“希望他们的家庭都能早日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