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三大奠基人 社会学中的那些大师们的理论

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理性是延伸的。

在社会学领域，马克斯·韦伯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障碍。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位创始人，他的主要学术研究理论集中在宗教方面，对中国、印度和基督教有着深入的研究。《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也是理解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成果。他的宗教观与经济的演进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指向了李约瑟问题，但没有这个，韦伯对问题的探索就更加深刻了。

在韦伯的著作中，除了研究宗教本身，他还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政治理论、经济方法、文化问题等学科理论。但与这些理论相比，他强调的是理性主义精神。

回到李约瑟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在中国和印度不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为什么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发展、艺术发展、政治发展或者经济发展都不能走西方独有的理性道路？他的回答是西方文化中特有的理性主义。在西方，这些科学领域的发展是根据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标进行合理化的，表现出不同合理化程度条件下的差异。

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西方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理性自由运作的资本主义组织。这种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在其他地方已经存在，但还没有形成。理性的产业组织是与固定市场相协调的，而不是与政治和非理性的投机利润相联系的，这是从市场发展而来的，但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应该还有另外两个特征，否则其发展就无从谈起:第一个特征是企业与家庭的分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据首要地位；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特征密切相关，即会计方法的合理性。

在韦伯的研究中发现，所有的高级职业或商业领袖基本上都是新教徒，这主要归功于家族财富的继承和原始资本的积累。然而，在新教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新教徒都表现出了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趋势。这和我们现实中的宗教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仰宗教，一直认为某个地方有一个像桃花一样美丽的世界。在中世纪，天主教徒或其他宗教会重视美好的理想世界，宣扬禁欲主义。正是这些因素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无动于衷，但新教徒发展了他们的理性主义。

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得到了认可，但在二百年前受到了传统主义的压迫，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它被排斥为最低级的贪婪和缺乏自尊。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代表，两百年前甚至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点，但这一思想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深圳才得以确立。

但这种贪婪的哲学，似乎是那些可信诚实的人的理想，尤其是个人有责任增加自己的资本，把资本增长作为最终目标的想法。在富兰克林看来，美德意味着赚钱，诚实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在商业交往中带来利润。就像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的，在经济社会里，一个人如果缺乏公信力，就会被公信力出卖。

作为上帝赋予的天职，富兰克林将资本主义提升到了一个伦理层面。对于那些尚未干预或适应现代资本主义恶劣环境的社会群体，他们仍然拒绝这一概念。当传统手工业经济失去竞争优势，自由经济发展起来时，这一概念逐渐被接受。

在当今社会的理性政治制度下，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被纯粹理解为适应制度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精神不需要像新教改革那样受到宗教力量的推动。理性主义作为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严格计算的基础上使经济行为合理化，以远见和谨慎引导个人获得经济收益。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韦伯的整部作品探讨了合理化的能力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另一位哲学家哈耶克则认为理性是有限的。

在卡尼曼、塔勒布、赫拉利等人的影响下，他们对理性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数据主义的流行，使他们能够站得比一开始社会学的视野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