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被中国年轻人戏谑为灵魂三问之首的“我是谁”,是平野启一郎从少年时期便反复叩问自己的人生问题。 他试图寻找答案,读了很多书。在求索中,他成为了一名作家。他的处女作《日蚀》激荡文坛,他是当时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被誉为“三岛由纪夫再世”。出道20余年,他笔耕不辍,获奖不断。但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是谁”。 我是谁? 轻寒四月,平野来到北京。过去十年间,他来过北京5次。 21日,他参加了中日作家恳谈会。他是日本作家团团长,在恳谈会伊始致辞,还主持了下半场对话。与他同台致辞的是莫言,出席活动的中国作家还有铁凝、余华、李洱、鲁敏、阿乙等等。 在一众作家中,平野可能是最不像作家的一个——笔挺的黑色西服外套下是黑T恤,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头发染成深栗色,脖子上还戴着很潮的獠牙饰品。 实际上,平野精通音乐,小时候学过钢琴,擅长电吉他,在日本乐坛有“速弹名手”之称。 相对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等,平野在中国不算出名。算上今年刚刚出版的《剧演的终章》,他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作品只有五本。 但在日本,平野被冠以“三岛由纪夫再世”的称号。 “在我十几岁时,三岛由纪夫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家,对于这个称号我感到很光荣,但是对于喜爱三岛的人会觉得有些抱歉。” 现在平野最喜欢的小说依旧是《金阁寺》和《假面的告白》,但是从政治思想上讲,却与自己的“偶像”处于对立面。为了回答三岛为何狂热崇拜天皇而自杀,他专门著书《三岛由纪夫论》,安排在明年,也就是三岛由纪夫逝世50周年之际出版。 “由于作品风格新颖奇特、内容折射当代,平野在日本年轻读者中很有影响力”——这个评价可见于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而在记者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他直面了现代人直面的问题,回答了大多数人内心的困惑。 平野的多部作品都着眼于人,探究人本身。在他看来,当代小说家应当关注现代人的困境。对于平野来说,最重要的主题莫过于生与死,研究生与死的本质至关重要。而这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 其实,这也是平野自己的困惑。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贯穿了他几十年的人生。分人主义是他给出的一个答案。 在平野看来,一个人并不是“不可分割”的存在,而是“可分”成多个“分人”。人在面对复杂多样的他者时,会分化出多个人格,也就是所谓的“分人”。 “现代社会将个人当成不可分割的主体,只有一种性格想法的主体。但我们与各种人接触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性格。比如家人、恋人、同事、上级等,我们都是用不同性格跟人交流。从这个意义来说,人身上存在不一样的性格,是可分割的人格。”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悲观,重要的是觉察到自己有哪些‘分人’,各占多少比例。”平野认为,不应当把对应某一个他者的“分人”绝对化,而是要利用多个“分人”,把每一个“分人”相对化。增加喜欢的“分人”比例,降低不喜欢的“分人”比例。 “不管怎样,‘个人’这一主体的存在方式无法再用近代以来的自我认知模型进行解释,这种情形越来越普遍。” 这样的探索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在于可以帮助人们将萦绕在心头,模糊不清的困惑具象化,让思考升华。“小说家必须把人们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东西付诸语言。读者通过在故事中的体验,学会用新的语言思考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就是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加深了对自己人生的思考。” 平野的“分人主义”体现在多部作品中。《日蚀》、《一月物语》、《无颜者》就被称为“分人主义系列三重奏”,此外未在中国出版的散文集《我是谁》中,也更多解释了分人主义。“这本书在日本有很多人读。” 平野笔下的人物和故事里,或许也投射着他自己的某个分人。他刚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小说《剧演的终章》,主人公是古典吉他手;他之前的作品《葬送》中写到了肖邦,写到了钢琴。
4月21日举办的中日作家恳谈会 中国小说在历史洪流中讲个人命运 日本小说将成败归结于个人 平野第一次来中国是17年前。 2002年,他来华参加NHK纪录片的采访。那一次,他造访了上海、绍兴、天台山。几百公里的行车,让他深深体会到中国大地的广袤。 在上海的书店里,平野见到很多专注阅读的中国人,这个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今天的平野看来,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正预示了中国今日的发展。 实际上,平野与中国的接触更早,通过文学作品。 他一向关注中国文学。他的第二部作品《一月物语》就以黄粱一梦与庄周梦蝶的中国古典故事为背景。他最感兴趣的是唐代诗人,尤其欣赏“诗鬼”李贺,《一月物语》也引用了李贺的作品。 平野认为日语始终脱不开中国的影子,提到日语就必然要追溯中国古籍。他的一部新作是关于日语的“帅气”一词,而这个词的重要构成部分“恰好”最早见于白居易作品《白氏文集》。在日本,提到“帅气”很容易联想到“武士道”,其基本精神“义理”这一概念正是诞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又经宋学深化,在传入日本后经过独立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今,日本的很多设计在中国也极受欢迎,这些设计背后的支撑理念就是“帅气”。在平野看来,中日两国文化就是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紧密连结在一起的。 除了李贺,平野还非常敬重鲁迅。他喜欢《阿Q正传》、《狂人日记》以及具有超现实主义特色的《野草》。在当代作家中,莫言的《酒国》、余华的《活着》、苏童的《河岸》、铁凝的《大浴女》等也是平野钟爱的作品。 “现在日本发行的中国当代作家的译作越来越多。以前多是莫言、铁凝,最近引进了余华、阎连科、残雪。虽然不是每一本都读了,但我也看了很多。” “这些文风迥异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也是中国作家的特点——将个体投放到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巧妙地描绘个人命运在历史长河中的浮沉。这与日本截然不同。‘自我责任论’这个词在日本社会生长蔓延,日本习惯将人一生的成败过度归结于个人的意志和努力。” “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很值得学习。这与我侧重社会性的作品风格也多有相似。虽然不知道中国作品是否容易被日本读者接受,但是日本人应该多读读这样的书。” 中日文学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 中日两国文学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平野认为自己在途中从前辈手里接过了“接力棒”,就有责任将它完好地传给下一代作家。 “当前日中两国的友好交流势头良好。借助翻译的力量,两国作家读了很多对方国家的作品,召开了很多座谈会。通过深入探讨,增进了相互理解,也萌生了友谊。” “在这里,我看到了希望。” 在平野看来,两国作家有“文学”这一共同的基础,他们都在托尔斯泰、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熏陶下成长,有着相同的体验。 “我们在相会之前,已经具备了相似的思维模式。这个共同点不仅存在于日中两国作家,也存在于全世界的作家。” 虽然有良好的基础,但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依旧存在“障碍”。平野认为,两国之间还遗留着政治方面的问题,包括历史认识在内。特别是日本政府、日本社会必须以健全的批判性去认识本国的过去。但是对于文学交流来说,这不是最大的“障碍”。从本质来看,文学交流中最大的壁垒还在于语言差异。 “译作数量有限,因此无法全面掌握对方国家文学的全貌。而且隔着翻译这道透明的屏障,恐怕也无法鉴赏到各自语言固有的美和深层含义。唯有一点点增加翻译作品数量,实际见面、交流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如果相互理解得到深化,即便有翻译错误,也能意识到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与之不同吧。” 《剧演的终章》不是落幕是启程 在参加完4月21日的中日作家恳谈会后,23日平野又出现在了北京芳草地的签售会,带着他刚在中国出版的新书《剧演的终章》。
《剧演的终章》签售会 这本书2016年在日本出版,1年间加印17次。2017年,它让时年42岁的平野站上渡边淳一文学奖的领奖台。 这部小说与平野此前的题材截然不同,完全以爱情为主线。他将时代的缩影折射进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人物的情感走向也反映着时代。 平野直言,这也是他从中国当代文学中得到的领悟之一。正因为处于困难的时代,所以必须把爱的价值刻画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实构思《剧演的终章》之初,出于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平野处于对现实世界极度厌倦的状态。此前,他在被大众归为第三阶段作品的《曙光号》、《填满空白》中引入了分人概念,相当具体、缜密地思考了如何在当世中活下去。从文学角度看,这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文学又具有让读者暂且从现实中解放出来,沉浸在美好故事世界中的力量。“在对立与分裂甚嚣尘上的时代,我特别希望读到描写爱的价值的动人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本小说符合我的期待。” “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写。”
人民网记者张靖 摄 现在,这部小说已经改编成电影,今年11月将在日本上映。主演是在中日两国都人气颇高的日本男星福山雅治。 “福山比小说设定的男主帅多了,而且他为了演这个角色很努力地学习古典吉他演奏。我为这份热情深深感动。希望这部电影有机会能在中国上映。”平野如是说。 虽然平野创作时,首先锚定的还是日本读者,但他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作品出海会“水土不服”。 “同处全球化浪潮之下,各个国家的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困惑。我的作品即便翻译成其他语言,应该也能为外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吧。特别是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我对中国读者的这种期待和信任也就更强烈。” 平野有三本书即将在中国出版。一本是关于“分人主义”的文集《我是谁》,一本是以十九世纪法国为背景描绘画家德拉克罗瓦与音乐家肖邦的历史小说《葬送》,一本是试验性的短篇集《高濑川》。它们与平野已经在国内出版的几本小说体裁截然不同,但核心思想是相通的。 “日本读者很喜欢这些书的变化以及思考的演化,希望中国读者也能接受。” 目前,平野又着手新的创作。他正在写一本近未来题材的小说,是关于一名男子想将逝去的母亲重现在VR世界的故事。在科技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人今后将以什么样的状态活着?这本新作中,有着平野对人类未来的遐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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